苏轼后来的豁达与旷达，固然来自他内心的强大修为，但若是细看他背后那张被世人忽视的情感之网，就会发现：这张网，比任何人的都要牢固，都要温暖。
他这辈子不是在“被贬的路上”，而是在被爱包围的路上。
他的幸运，就藏在一代代苏家人为他撑起的那片天空里。
翻开苏家的族谱，祖上的读书之风就很是浓郁。
苏轼的祖父苏序虽然“家道不丰”，但极其重视子孙读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
为了这份执念，苏序几乎倾尽家财购置藏书，后辈们后来回忆，祖父购置的书卷简直汗牛充栋。
苏洵把自己家的南轩正式命名为“来凤轩”，专门拿来给两兄弟做书房。
在苏辙的记忆中，从小就没有什么专门的老师，学问全靠父亲手把手地教，两兄弟就是在如山的书卷堆里长大的，连吃饭睡觉都沉浸在其中。
苏洵虽有苏家的传统和兄长的成就为依托，但最懂得知识价值的人，往往是年轻时吃过亏的人。
苏洵自己也常常感慨，早年“以懒钝废于世”，走了太多弯路，所以他吸取自己的教训，对苏轼和苏辙的教育抓得极紧。
他要求两个儿子每日不仅要诵读经史，还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要抄阅古籍。
晚年的苏轼曾不止一次在诗中回忆儿时的“噩梦”，比如那首《夜梦》诗中极其生动地写道：自己夜里梦到小时候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突然想起父亲的功课还没完成，父亲要来检查背诵《春秋》了，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猛然惊坐而起，心中怦怦乱跳，整个人就像被鱼钩挂住了嘴巴一样提心吊胆。
在苏轼后来的记述中，父亲为他们定下的计划极其严苛，如果他没背完，自然是要受到惩戒的。
这种严苛也让小小的苏轼一度倍感压力，他曾经自述读书之苦：自己在家里断绝了所有人的往来，目不窥园，连园子里的葵菜长得什么样都没空去看了。
但在严厉的同时，苏洵又极具教育智慧。
他并非一味地逼迫孩子们死记硬背，而是更注重启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懂得学习的真谛。
苏洵酷爱游历名山大川，年轻时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每当他从外面回来，总有说不完的见闻，那时苏轼和苏辙就会围坐在父亲身边，听父亲讲外面的世界，听得入了迷。
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从小就根植在他们心中。
到了嘉祐四年（1059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从眉山出发沿长江东下进京，父子三人一路饱览山河胜景，兴之所至便吟诗作词，船行千里，诗词竟写了百首之多，最后结集为《南行集》。
这样看来，苏家的书房根本不是苦窑，而是一座充满乐趣的乐园，父亲的鸡娃里，带着无尽的陪伴与赏识。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同样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好妻子、好母亲。
苏洵早年不爱读书，甚至有些游手好闲，但程夫人从无怨言，正是她的温言劝告让苏洵在二十七岁那年幡然醒悟，踏上了求学的道路。
苏轼的启蒙老师正是母亲程夫人。
苏洵在外游学的那些年，对苏轼的启蒙教育全靠程夫人一手操持。
她在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讲到范滂为坚守正义而不畏牺牲，母子两人当场慨叹不已。
当时年方十岁的苏轼忍不住问母亲：“我如果以后也像范滂那样选择死，母亲会答应吗？”
程夫人的回答堪称中国古代家教的典范：“你若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
这种直面生死的勇气教育、对正直人格的无条件支持，恐怕比任何知识的灌输都更加刻骨铭心。
苏洵的因材施教，让苏轼和苏辙既亲如一体、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互补性格。
苏洵曾专门为此作《名二子说》。
给老大取名为“轼”，字子瞻，是取车上那根虽然不起眼、但若没有它车就不完整的横木之意，正是希望长子未来能站高望远、成就大业，但又怕他太过锋芒毕露，提醒他要学会掩饰内心的情感。
给老二取名“辙”，字子由，则是取车走过留下的印迹之意，意在告诫他只要循着正道谨慎行事，便能免于灾祸。
后来的事实果然印证了父亲的真知灼见——苏轼为人豪迈、锋芒毕露、不拘小节，一生数次因为“口业”惹祸；苏辙则沉稳厚重、深藏不露，在官场大风大浪中虽然也历经波折，但总能比哥哥更加安稳。
有了父母打下的童子功，苏轼和苏辙在眉山就是人尽皆知的神童兄弟。
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离开四川，北越秦岭、东出关中、奔赴汴京。
离开眉山之前，苏洵满怀信心地带着他们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一见到苏轼就引为“国士”。
抵达汴京后，在开封府举行的解试中，兄弟两人双双告捷。
第二年正月，礼部正式考试，他们又一起考中，尤其是苏轼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后拍案叫绝，甚至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而不好意思给第一名，给了第二。
四月，兄弟两人又在殿试中同科进士及第，名动京师。
而这时候一直在背后默默为他们筹划铺路的苏洵，虽然自己一生都未曾中进士，但他的文章同样让欧阳修大为推崇，“三苏”之名从此传遍天下。
这份手足之情，在苏轼的人生中简直是上天赐予的最大礼物。
苏轼和苏辙的感情之深厚，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他们不仅仅是兄弟，更是师生，是同窗，是彼此最好的知己。
在所有的古代文人诗作中，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诗文数量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传下来的就有上百首之多。
苏辙曾在《逍遥堂会宿二首》中写尽了这种羁绊。
嘉祐五年（1060年）的一个夜晚，兄弟俩同住在怀远驿，窗外风雨大作，两人夜不能寐，苏辙读到韦应物的诗句“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一下子触动了心事。
二人当即约定，将来功成名就之后就一同退隐还乡，两人同住一室，就这样在风雨之夜对床而卧、抵足长谈。
这便是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夜雨对床”之约。
这份约定虽然后来被仕途的颠沛流离一次次打破，但却始终是他们心中最深处的羁绊。
苏轼一生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但无论走到哪里，他和苏辙之间的书信往来从未断过。
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之夜，苏轼在密州，弟弟远在齐州，兄弟二人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面了。
万籁俱寂、皓月当空，苏轼喝得酩酊大醉，满脑子都是弟弟的身影，提笔写下了那首横扫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哪里是写给天上月亮的，分明是写给那个让自己牵肠挂肚的弟弟苏辙的。
如果说“夜雨对床”只是个美好的想象，那乌台诗案的生死营救，则是兄弟情义的极限试炼。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才三个月，就因为当年所写的谢恩表和一些讽刺新法的诗作被新党人物罗织成“讥讽朝政、包藏祸心”的滔天大罪。
御史台派人前往湖州逮捕苏轼时，一向沉稳的苏辙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立即快马加鞭修书一封派人火速送去给哥哥报信。
当苏轼被关进御史台大牢后，生死未卜、随时可能被杀头的时候，他万念俱灰，以为自己这一次真的难逃一死了。
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他提笔蘸墨，满纸都是对弟弟苏辙的肺腑之言，他写下了那两首绝命诗：“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话里话外，都是对这个一母同胞弟弟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牵挂——这辈子做兄弟还不够，下辈子还要继续做。
消息传到苏辙那里时，苏辙顿时泪如雨下、心如刀绞。
他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刻上书神宗皇帝，要求削去自己的官职和爵位来替兄长赎罪，言辞恳切，震动朝野。
当时身居高位的宰相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不和，但也深受苏辙这封血泪交加的上书所感动，出面为苏轼说情。
在弟弟苏辙的拼死营救和太后、王安石的求情之下，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多天的苏轼才终于免于一死。
在宋代那个没有“文官死刑”规定的时代，这样的大冤案如果没有苏辙，苏轼恐怕真的会困死在牢中。
就这样，苏辙那种“奋不顾身去捞哥哥”的劲头，硬生生把苏轼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而从发妻王弗开始，苏轼一生遇到的三个女人，每一个都是天赐的福分。
王弗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红颜知己。
她在十六岁那年嫁给了十八岁的苏轼。
与当时很多闺阁女子不同，王弗出身进士之家，自幼博览群书，知书达礼。
成亲后，苏轼在书房挑灯夜读，王弗便安静地守在一边，红袖添香、默默陪伴。
苏轼读书读到一半突然要查个典故，有时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在架子上的哪个位置，王弗却总能精准地取下来递到他手里。
苏轼来了灵感要写诗写文，王弗便研墨铺纸，这一切都那样默契自然。
她不仅仅是个乖巧的贤内助，更有着极高的情商，能够巧妙地充当苏轼生活中的“刹车片”。
有一回苏轼在朝中受了气，回到家后诸事烦闷，小儿子苏迈不懂事地拉着衣服非要跟他玩，苏轼正没好气，张嘴就要训斥孩子。
王弗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巧妙地劝解说：孩子傻不懂事也就罢了，你这做爹的怎么比孩子还傻，要是心里不痛快就找别的事排解排解，何必对个孩子发这么大的火？
说着说着，王弗已经把洗净的酒杯摆到了他的面前。
这一下子，满腹的烦闷竟就消散了大半。
苏轼自己觉得这位妻子实在太贴心，于是提笔写下了一首名为《小儿》的诗，表面上写的是小孩不懂事，实际上句句都是在炫妻。
可惜好景不长，治平二年（1065年），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撒手人寰，只陪着苏轼走过了短短十一年的时光。
苏轼在王弗死后悲痛欲绝，写了《亡妻王氏墓志铭》，字里行间都在感念她的“敏而静”。
在丧妻后的头几年里，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遇到这么好的人了。
十年后的一个晚上，苏轼竟然在梦中见到了王弗——还是当年那个温婉如初的样子，正坐在小轩窗前对着铜镜梳妆打扮，两人在梦中对面坐着，各自无言落泪。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二十日梦醒之后，苏轼含泪写下了那首读来肝肠寸断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这首悼念亡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
王弗整整去世三年后，苏轼才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王闰之比苏轼小了整整十一岁，她其实在姐姐病逝前就已经暗暗仰慕姐夫的人品与才情。
更难得的是，她是主动选择了嫁给这个丧妻的姐夫。
王闰之的性情跟王弗差别很大，王弗偏向于聪明伶俐、知书达礼，而王闰之则更像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虽然学问上未必能帮上苏轼，但在生活上却给了苏轼最牢靠的支撑。
她不仅对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视如己出，对自己后生的苏迨和苏过也教养有方。
苏轼在后来写给王闰之的祭文中如此评价她：“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而她自嫁入苏门那天起，就跟着苏轼走南闯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时，王闰之比谁都着急。
她看着家中收藏的苏轼各种诗稿，深知这些东西一旦落在对手手中会是多大的隐患，于是毅然将家中所有的诗稿付之一炬，以免授人以柄。
那段时间她既要照顾三个幼子，又要安慰在狱中生死未卜的丈夫。
后来苏轼被贬到黄州当个无权无势的团练副使时，一家人的生计极为困难。
王闰之没有丝毫抱怨，带头带着孩子们在山坡上开荒种地、种菜挖野菜，她把家中每天开销控制在“日用不过百五十”文的窘迫线上。
正是在王闰之无怨无悔的操持下，苏轼才能在黄州写出《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不朽名篇。
《后赤壁赋》开篇的那一句“归而谋诸妇”，说的正是回家跟老婆商量去打鱼的趣事。
从这篇千古名作中可见，王闰之陪伴他的那二十五年，虽无太多浪漫的诗词唱和，却是苏轼最温暖、最安心的时光。
在王闰之之后，还有一个王朝云——苏轼人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女人，也是他最懂他的红颜知己。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收下的侍女，那年她才十二岁，出身杭州歌女，不仅年轻貌美，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极富灵气。
她比苏轼整整小了二十五岁，在王闰之去世后才正式收为妾室。
但王朝云不仅仅是苏轼的侍妾，更是他的灵魂知音。
苏轼曾写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据传当时正是在杭州看到了在西湖上歌舞的王朝云后才触发了这般灵感。
在苏轼身边众多的女人当中，只有王朝云最了解他到底有怎样的一副心肠。
有一次苏轼回到家中，摸着自己的大肚子问周围的女眷们：“你们说说，我这肚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学问，只有王朝云轻声说道：“学士满肚子装的，都是不合时宜。”
苏轼一听哈哈大笑，心里却感慨万千——这个女人，才是真的懂他的人。
但命运连这最后一点慰藉都没有给他留下太久。
绍圣年间，年过花甲的苏轼再次被贬谪到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惠州。
朝云此时身染重病，但仍然挣扎着要跟随苏轼远赴千里之外的瘴疠之乡。
一路上苏轼劝她不必跟着来吃苦，她却坚持要去照顾他。
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五日，朝云在惠州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死前，朝云对苏轼充满了无限的遗憾和不舍，她觉得自己没能给苏轼留下一儿半女，而让丈夫终身无人承继血脉，为此满怀愧疚。
苏轼在朝云的墓前为她亲笔撰写了墓志铭，称她“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如一”。
此后苏轼将朝云安葬在惠州西湖畔的孤山上，终生不再提纳妾之事。
他写下诗句怀念朝云，称她是“天女维摩”，是他此生唯一的红颜知己。
苏轼一生遇到的三位女人，前后接续、恰好覆盖了他波澜壮阔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王弗陪他度过了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王闰之伴他走过了中年最艰苦的岁月，而王朝云则在晚年给足了他所有的温暖和慰藉。
苏轼的幸运，当然不止于此。
他的三个儿子，个个都继承了乃父的才华与人品。
长子苏迈是苏轼同原配王弗所生的唯一儿子。
苏轼对这个儿子既疼爱又严格，他一生都在告诫苏迈不要以父辈的虚名傲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取信于人。
苏迈在年仅二十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历任德兴县尉、韶州仁化县令等职，颇有政绩。
仁化令任上，遇到有当地豪强大户克扣克扣农户的粮款，苏迈坚持原则，顶住压力为他们追索。
在武康担任县令时，当地大旱，他亲自带头开仓赈灾并组织百姓开凿水井抗旱，深得当地百姓爱戴，百姓无不称道他有“小东坡”的政声。
苏轼自己一生颠沛流离、数度被贬，苏迈便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撑着整个家族。
他常年待在宜兴照看苏家的田产，实际上成为了父亲乃至全家最重要的物质依靠。
每次听说父亲在南海遇困，苏迈都会每月给父亲寄钱寄药，在每封书信里都详尽交代家中的近况，好让父亲安心。
苏轼每每看到苏迈的来信，读着那熟悉的笔迹，都不禁老泪纵横，他曾写信向友人感叹说：“迈儿甚孝，每得书必泪下，吾亦念之。”
次子苏迨同样是进士及第的大才子，他二十四岁就考中了进士。
但是苏迨这个人性情沉厚、不好名利，对高官厚禄全无兴致。
在被授予朝散郎等官职之后，他却极少在官场逗留，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
据记载，苏迨是大儒张载门下最杰出的三大弟子之一。
他更重要的功绩在于传承苏家的文脉——在苏轼去世之后，苏迨和兄长苏迈一道悉心整理父亲的遗稿，随后又将这些珍贵文稿托付给了三弟苏过最终汇集成册，从而确保苏轼的诗文能够流传千古。
至于三子苏过，更是深得苏轼的喜爱，也是世人眼中最像苏轼的一个。
苏轼曾说自己的儿子中只有苏过真正继承了他的才情，说自己一生因文而显贵、也因此而坎坷，原本已经对文字有些厌倦，但看到苏过的诗后大为赞赏，甚至感叹说“幼子过文更奇”，这简直是一个老父亲在凡尔赛式的炫耀。
苏过的诗文风格与父亲极为相近，因而被时人称为“小东坡”。
苏轼被贬海南儋州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翁，身边仅存的朝云也刚刚病逝，孤身一人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岛上，度日如年。
苏过得知父亲的情况后，毅然抛下在宜兴的妻儿老小，独自一人挑着父亲残存的书担，跨过琼州海峡，陪着父亲在荒岛上住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儋州几乎不具备生存条件，荒芜到了极点，苏过一边替父亲煮饭洗衣、操持杂务，一边陪父亲读书、下棋、聊天。
苏轼晚年能够安度这段凄苦的流放生涯，大半是托了三子苏过的福。
苏轼这辈子，论官职或许不算太高，论荣华可能从来未曾拥有，但他拥有一份令所有后人艳羡的人间至幸——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被亲情和爱情密密匝匝地包裹着。
幼时有母亲的言传身教、父亲的刻意栽培、弟弟的无间陪伴；入仕后先有青梅竹马的王弗琴瑟和鸣，后有温良贤淑的王闰之与他相濡以沫二十五年，再有红颜知己王朝云伴他走过最后的流亡岁月。
膝下三个儿子，个个争气、人人孝顺，给他送来了人世间最踏实、最温暖的回馈。
后世的人津津乐道的都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如何在东坡上犁地、被贬惠州时如何日啖荔枝三百颗、被贬儋州时如何挖草药办学堂。
但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之所以能在那些绝境中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恰恰是因为他从来不缺爱。
每一次被贬下狱、身陷绝境的时候，身后总站着苏辙帮他上书求情、无怨无悔的苏迈在埋头打理后方的家业，甚至还有王朝云临死前依然满怀愧疚说自己照顾得还不够多。
而他在金山的自画像上写下那句著名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时，也一定在心里把那些在背后撑着他挺过这些地方的身影反反复复数了个遍。
你若看苏轼一生，先得看官场上的那个苏轼，那确实被一贬再贬，颠沛流离；但若你去看家人环绕的那个苏轼，他可是被爱得最好的那个人。
而这被爱的大前提，是他也对身边的每一个人交付了毫无保留的真心。
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弟弟，给了妻儿，给了父母。
正因为此，他才能在万顷波涛般的贬谪生涯中始终如一地赤诚、坦荡、热泪盈眶。
说到底，苏轼一生最了不起的功业，从来就不在庙堂上，而是在那一次次的生死相遇里，在他心中那片从未被寒冷冻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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