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86 黄埔生又是浙江人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诗，道尽了千百年来战争背后个人命运的不可捉摸。在1934年那个秋天的闽西山地里，一位身兼浙江同乡与黄埔一期双重光环的少将旅长许永相，也没有逃过这古老预言的审判。他因温坊战役的惨败触怒蒋介石，遭军法枪决，从此被打上“唯一被公开处决的浙江籍黄埔一期生”这一悲剧标签。
所谓意气风发
许永相究竟是生于1900年的浙江诸暨人，字劻三。他出身寒素之家，早年肄业于县立初级中学，后入浙江省立体育专门学校，还曾在地方任教并加入保安队。
1924年，由胡公冕等人推荐，许永相投考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受训，自此步入行伍之途，而后历任营长、团附、师参谋长，终至少将旅长之位。
许永相的职业发展道路，在那个军阀割据、山头林立的年代，几乎是一个速成军事精英的标准模板。
更重要的是，许永相身上揣着两张相当强硬的“护身符”。他既是黄埔校长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又是与校长同根共土的浙江籍子弟。
当时谁不知浙江籍的发展猛的吓人，蒋鼎文的第三师是何等嫡系部队，许永相在蒋鼎文的体系内扶摇直上，到1934年时，已是第三师第八旅旅长，麾下握有不可小觑的兵权实力。
因为许永相作战时有一股狠劲，故而同僚之中，甚至有人以“猛将”呼之。然而，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更何况是他这样一支错估了时势的“骄兵”。
大败之局
1934年8月，面对国民党东路军向松毛岭的步步紧逼，朱德精准捕捉到了李延年纵队轻敌冒进的疏漏。
朱德断定，从朋口向汀州急进的敌军必经温坊，而此地山势险峻、沟壑纵横，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场所，于是精心设下圈套，静候猎物入围。
9月1日，许永相率部三个团直闯温坊时，竟然不派斥候、未设前哨，甚至因自恃装备精良、以多欺少，狂妄地让官兵卸甲休整，以为只消几发炮弹便可将红军“短促突击”的队伍留在阵地上。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这句话用在许永相的部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9月1日当夜，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趁夜突袭，红军战士从两侧山林中呼啸而出，迅速截断敌之退路，将第八旅分割包围。
枪炮声、喊杀声撕碎了山谷的寂静，区区数小时之内，许永相麾下两团精锐便如沸汤泼雪般土崩瓦解。
此战许永相部被俘者两千余人，敌旅部更是被一锅端掉。
而那位曾放言“以两个团打红军一个团未免屈就”的许旅长，在一片混乱中彻底慌了神。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下令突围，竟是扯掉军装，带着几名近卫撇下失了指挥的全旅官兵，慌不择路地只身逃脱，最终仅以身免。
宜将剩勇追穷寇，朱德于9月3日再伏援兵，又歼敌一个团，温坊两役酣畅淋漓，成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绝无仅有的一场大歼击战。
最好的替罪羊
国民党部队惨败的消息传至行营，蒋介石雷霆震怒。据档案留存电文所载，蒋氏在痛骂之余，直接电令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第八旅许永相欺上陷下复临阵脱逃，应在前方就地枪决。”
为了整肃军纪、以儆效尤，蒋介石亲笔批下“照准”二字，并下令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以示惩戒。
行刑之前，许永相或许还抱着一丝侥幸，毕竟自己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浙江同乡，校长在学生逃跑时都曾“几欲自杀”而终施宽大，怎会真对自己下此毒手？
然而他这次正好撞在了老蒋整顿的枪口上，几个月前蒋在北平对华北将领的训话道：“军纪败坏至此，非大刀阔斧不足以振衰起敝。”
这时候的蒋介石，面对各派系部队普遍骄惰、作战不力的困局，亟需一颗够分量的人头来祭旗立威。
许永相，身兼双重嫡系光环，又犯下了临阵脱逃这等最不可饶恕之军法大忌，恰好成了那枚最合适的“儆猴之鸡”。
更令人寒心的是，曾经倚重他的蒋鼎文、李延年为了推诿冒进之责，在上报时层层加码，把锅甩了个一干二净。
这两个人精也很清楚，只有让许永相独揽全罪，才能保下师长李玉堂的一条命，也才能平息校长的怒火。
平日里同席共饮的浙江同乡与黄埔同窗，此刻人人自危，谁又敢为其求情半分？许永相就这样在勾心斗角的派系政治中，稀里糊涂地沦为了集体甩锅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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