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把手机摔在茶几上，屏幕上的照片朝上，一个寸头男人，五官端正，眼神挺正。“周六中午，香格里拉自助餐，你李阿姨的儿子，从部队刚调回来。”我妈的语气像在下军令。

我瘫在沙发上翻了个白眼：“你介绍的第几个了？上次那个海归，吃饭吧唧嘴；上上次那个公务员，开口闭口他们局长。”

“这个不一样。”

“你每次都说不一样。”

但我妈已经把餐厅定位发到我微信上了，附带一个“别迟到”的表情包。我盯着那个微笑的黄豆脸，脑子里已经有了计划。

周六上午，我洗了脸，扎了个马尾，换上最旧的那件卫衣——领口都洗变形了，袖口还有个小洞。脚上踩了双人字拖，脚趾甲上的指甲油斑驳得像旧墙皮。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素面朝天，黑眼圈重得像熊猫，完美。

香格里拉大堂冷气很足，我踢着拖鞋走进去的时候，前台接待的小姑娘多看了我两眼。预订的位子靠窗，我远远看见一个男人坐在那里，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腰背挺得笔直，坐在那儿像一把没打开的折叠椅。

我拖开椅子坐下，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搁，正想开口说那句准备好的开场白——“别误会，我也是被逼来的”——话还没出口，他腾地站了起来。

椅子往后一倒，哐当一声砸在地板上。整个自助餐厅的人都回头看过来。

我愣住了。

他直直地盯着我，眼眶红得不像话，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像是在拼命忍什么。几个服务生面面相觑，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已经往这边走了。

“先生，您……”

他根本没理那个经理，一步跨到我面前，忽然抓住我的肩膀，声音是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你脖子上这个疤……你是那年被拐的孩子？”

我下意识捂住领口。那块疤很浅，颜色比周围皮肤淡一些，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平时用头发遮着，今天扎了马尾才露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松开我的肩膀，从衬衫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抖得几次都没划开屏幕，翻出一张照片举到我面前。

照片里是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揪揪，笑得眼睛弯弯的，门牙缺了一颗。她的脖子上有一颗小小的痣，就在和我差不多的位置。

“你小时候，”他的声音已经全变了，“是不是叫囡囡？”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叫囡囡。五岁之前叫囡囡。但那是被领养之前的名字，是我妈——不，是养母，从来没跟我提过的名字。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是在整理养父遗物时发现的领养文件，藏在抽屉最底层，纸张已经泛黄。

“我是那天被一起救出来的。”他松开手机，手机啪嗒掉在桌上，他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眼睛，“你在车上发高烧，烧得说胡话，警察来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了。我比你大六岁，我记得你。你脖子上这颗痣，我记得。”

他低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什么东西压下去。我注意到他左手虎口有一道很长的旧疤，可能是训练留下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他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但声音稳了一些：“你被送去了福利院，我后来去找过你，但你已经被人领养了。阿姨姓周，做财务工作的，住城南……她没告诉过你吧？”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扎进我胸口。

我摇了头。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全是心疼：“你怎么穿拖鞋就来了？不冷吗？”

我刚才觉得无所谓的一切，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刺痛。

我想起养母——不，我妈，她每天早上七点起来给我煮粥，冬天怕我冷，总把空调开到二十六度。她从来不提我的身世，从来不提领养。她只是把我当成亲生的，砸锅卖铁供我念完大学，病了也不肯去医院，说要把钱留给我结婚用。

她逼我相亲，是怕她老了以后没人照顾我。

她那么怕，怕到不敢告诉我真相。

而我今天故意穿成这样来羞辱她安排的相亲对象——结果羞辱的是自己。

“你没事吧？”他的声音把我的心绪拽回来，“你要是不舒服，我们先走。”

“我没车。”我说。

他弯腰捡起椅子，侧头看了一眼大堂外面：“我开了车来的。我妈说，第一次见面要开好点的车，别丢人。”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其实我也不是自愿来的。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你。”

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脚步很快，又停下来等我。我穿着拖鞋走不快，他就放慢了步子，配合我的速度。

“你走前面吧，”他忽然说，“我想看看你还安不安全。”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低着头往前走，他在身后隔了两步的距离跟着，不近不远，刚好能看见我脖子后面的位置。

我的眼眶热得不行，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会哭出来。

而他在身后又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似的——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走起路来两只手甩来甩去的。”

我没有回头，但眼泪终于没忍住，啪嗒掉在了人字拖上。

——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

从14岁开始，到今年30岁，找了整整十六年。

他在我每个可能的生日那天，去福利院的网站上留言。他学会用电脑，就是为了在各大寻亲平台上搜索“囡囡”这个名字。他进了部队以后，每年休假都要去城南跑一趟，一家一户地打听有没有姓周的女会计。

他的手机里存了二十多张和我有关的照片——小时候的，长大后他按着我的信息拼凑出的模拟画像，还有一张城南小学的毕业照，是他找教育局要来的，只因为他听人说，我可能被送去了那个学区。

那张毕业照上一百多个孩子，他一个一个地放大来看，看哪个女孩子的脖子上有一颗小痣。

每一个都像，每一个都不是。

我们后来在一起了。那天相亲回去以后，我跟他坦白了所有的事——我是养女，我有个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她瞒了我二十三年，大概是为了保护我。他把他的事也告诉了我：他被救出来以后，被亲戚接走了，但他在那个车上待了三天，他一直记得那个发烧的小女孩，一直在后悔没能保护好她。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汇报工作。但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说：“这回不会了。”

我婚礼那天是我妈牵着我走完红毯的。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旗袍，头发花白了，腰板挺得很直。到了尽头，她把他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旧存折，塞进他手里。

“这本来是给囡囡结婚用的，”她声音有点抖，但眼神很定，“她现在交给你了。”

他攥着存折没动，半蹲下来，平视着我妈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妈，我把囡囡带回来了。”

我妈哭得妆都花了。我也哭。他眼眶红红的，忍着没掉泪，但他攥着我手的那只手，指节都发白了。

婚礼敬酒的时候，我换了三套衣服，每一套都配了不同的鞋。我妈在旁边指挥，他端了杯可乐，站在角落里看了很久，忽然笑起来，那笑容特别干净。

他小声说了一句，但香格里拉的音响太吵，我只隐约听到他说：“你穿高跟鞋比拖鞋好看。”

我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追了他半层楼。

而现在，他正在厨房里剁排骨，砧板梆梆响。我妈坐在沙发上剥蒜，把蒜皮扔得满地都是，指挥他再剁细一点。他应了一声，把刀磨得更快了。

阳光从厨房窗户斜进来，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冒着泡。

我把这件事写下来，是想说——

我妈逼我相亲，是我妈怕她走后没人照顾我。我故意穿拖鞋素颜去，是因为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像我想的那样势利。他腾地站起来，是因为他等这一刻等了十六年。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命去爱一个害怕失去的人。

而他记得我的拖鞋，记得我走路的姿势，记得我脖子上那颗小痣。

他记得我。

全世界都劝我往前走的时候，只有他一直站在原地，怕我找不到回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