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上诉法院于周四裁定，特朗普总统实施的10%全球关税很可能符合法律规定，并决定在该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前，此项关税可继续执行。此举为这项极具争议的贸易政策赢得了关键的喘息之机。
特朗普是在最高法院于今年二月裁定其无权援引紧急状态法来实施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后，转而推行这项新关税的。最高法院认定其之前的紧急关税超越了总统权限。
上个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裁定这项新关税不合法，并禁止政府强迫一组原告企业支付该税款。特朗普政府迅速将战火引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该法院此前已向政府提供过短暂救济，而最新裁决则允许关税在最终判决前不受阻碍地继续征收。
“我们的结论是，联邦政府已充分证明其诉求在实体问题上很可能会成功，”法院在一份未署名的意见书中写道。这意味着，在案件实质审理完毕前，关税壁垒将暂时屹立不倒。
提起此项法律挑战的是一组由民主党主导的州以及两家小型企业。他们指控总统此举超越了其法定权限，是在单方面发动全球贸易战。代表这些企业的自由正义中心（一家 libertarian 性质的公益法律机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萨拉·阿尔布雷克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对于禁令未能维持原判感到失望，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法院已裁定应维持之后。”但她同时指出：“今日的命令并非对案件实质的裁决，我们对此并不意外。禁令救济本身总是非常规手段。”她誓言将继续推进诉讼。
为实施这项10%的新关税，特朗普援引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款授权总统在出现“根本性国际收支问题”时，可临时对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附加税，“以应对美国巨大且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案件的争议焦点，正集中在“国际收支”一词的含义上。国际贸易法院采取了更狭义的解释，认为国会当时的意图是解决与固定汇率制度相关的问题，而美国早在数十年前就已放弃了该制度。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周四的裁决中暗示，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们“可能是错误的”。未署名意见书写道：“鉴于立法历史中有充分证据支持联邦政府提出的解释，我们不同意以下观点，即立法史清晰表明国会意图采用国际贸易法院多数法官的狭义解释，或认为那是（对法条的）最佳解读。”
尽管国际贸易法院在裁定关税非法时，在技术上仅直接禁止政府强迫那两家企业和华盛顿州支付税款，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同，后续诉讼已在涌现，若不立即干预，将对政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不过，法院也谨慎指出：“我们确信，如果关税最终被裁定为非法，带利息的退款将能减少因初期支付或潜在退款延迟所造成的任何损害。”
这场围绕关税授权的法律拉锯战，远非简单的法条释义之争，其背后折射出美国行政权力与国会贸易权限之间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与激烈博弈。特朗普此次巧妙地转换法律依据，从“国家安全紧急状态”转向“国际收支赤字”，实则为总统贸易权力开辟了一条备受争议的新战线。上诉法院的临时放行，无疑为这场“宪法层面的贸易战”按下了加速键。
从经济影响看，即便只是临时性的，10%的全球关税若持续执行，其连锁效应不容小觑。首先受到冲击的无疑是美国进口商与消费者，成本上升将加剧国内本已顽固的通胀压力。全球供应链也将面临新的扰动，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其采购与生产布局，增加了商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尽管法院以“可退款”为由淡化其危害，但市场信心与投资计划在政策摇摆中所遭受的“内伤”，恐非事后退款与利息所能完全弥补。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国际规则与盟友信任。美国频频单方面挥舞关税大棒，即便援引国内法为自己辩护，也在不断侵蚀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根基。其主要贸易伙伴，无论是长期盟友还是战略竞争对手，都可能将此视为保护主义升级的信号，从而采取反制措施或效仿此举，导致全球贸易壁垒在事实上整体升高，形成“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这非但无助于解决所谓的“国际收支问题”，反而可能通过抑制全球贸易总量，使问题雪上加霜。
从政治层面解读，此次裁决是特朗普“美国优先”贸易哲学在司法战场上的一次战术胜利。它强化了总统在贸易政策上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可能激励未来无论是何党派的总统，更积极地运用此类宽泛的法律条款来推进其贸易议程，而不再过多顾忌国会是否明确授权。这实质上进一步将贸易政策“政治化”和“行政化”，使得美国贸易政策的方向更易随执政党的更迭而剧烈摆动，损害其长期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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