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之一，爱尔兰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叶芝传（下卷）：首席诗人·1915-1939》
作者：[爱尔兰]R.F.福斯特
译者：吴樯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26年6月
叶芝的生平或许比大多数作家更能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1942年，叶芝的妻子乔治·叶芝阅读了J. M.霍恩的叶芝传记， 那时她就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这类书无法反映出叶芝诗歌创作道路与他个人生活之间协调对应的关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以诗集形式出现的诗歌“根本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呈现的”。再有，“除非一个传记作家的思想自然地浸透了对诗歌的关切，并强迫自己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作传，否则他就只能讲述一个完整的生平故事。不过相信会有人从我关注的角度——诗歌——再写一部传记”。
这之后的六十年里，围绕叶芝的诗歌创作的确又出了几部传记——最近的一部是特伦斯·布朗的《叶芝传》，在评论界广受赞誉。这些关注叶芝作为诗人的传记中也不乏能“讲述一个完整的生平故事”者。理查德·埃尔曼的《真人与面具》就企图将这两个角度巧妙地结合起来。当时，埃尔曼试图探索的领域还尚未有人涉足。1946年采访伊迪丝·西特韦尔时，他的方式着实惊吓了这位英国现代主义女诗人。“他的一个兴趣点是叶芝先生和茉德·冈女士还有其他女子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说他的书要以这些关系对叶芝诗歌的影响为基础！！！噢，噢，噢！难道我们要将每个伟人都从坟墓里掘出，然后从他们的心脏处将其钉在十字路口的木桩上？这太可怕了。”埃兹拉·庞德读过这部传记后，也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不得不说那些喜爱深挖他人生平的白痴，他们的胡说八道足以让任何人感到万分沮丧（最近的例子就是叶芝的传记）。”尽管如此，下文讲述的故事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叶芝希望有人为他作传，并认为这是必然且重要的。他一直向他的合作者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强调，相对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他们的人生如何被阐释至关重要。他在1934年曾说：“或许最终我们会认为任何知识都是传记。”
茉德·冈（Maud Gonne，1866—1953），爱尔兰著名民族主义活动家、女权主义者，也是叶芝的缪斯女神。
本卷开始于1915年，威廉·巴特勒·叶芝人生的第50个年头。那时他已然成为“叶芝”（WBY），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神化的关键人物；正如弗朗西斯·哈克特所说，那时他“已经成为叶芝”。这样的成就造成了他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之间的隔阂，而他执着于塑造自己完美的公众形象，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隔阂。他曾看着自己在萨维尔俱乐部楼梯上的倒影，低声对鲁珀特·杜恩说：“一个人必须调整他的形象。”和《叶芝传（上卷）：学徒法师·1865—1914》相同，本卷依旧面临挑战，即如何绕开这些调整，如何在严格遵守叶芝大事年表的同时重建他的日常生活。叶芝本人称日常生活为“偶然性”（accidence）。他在概括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宣称：“诗人总是在书写他的个人生活”，但很快又补充说盘旋在他想象力周围的“幻影”会改变这一事实。“他从不会像早餐时和人闲聊那样有话直说……他从来不是那个充满偶然性而无一致性的、坐下来吃早餐的人；他已重生为一种理念，某种特意而为之的完满事物。一个小说家或许会描绘他的偶然性，他的不一致性；但诗人一定不能。”
不过传记作家可以。尽管叶芝坚持认为人生有规律性，可以被预测，但他依旧非常明白偶然性的重要，偶然性是一个他自我反思时经常出现的词。回应阿瑟·鲍尔为他70岁生日所写的致辞时，叶芝说：“我试图创立标准，用以言说和实践那些偶然性，使之成为可能的事情，我想这个偶然性大体上来说就是我父亲的工作室。”更早的时候，他曾（向埃兹拉·庞德）描述自己的艺术是“某人在寻求真相过程中的偶然事件，或者可能是某人寻求真相的方法”。这个对艺术的描述非常重要，它足以成为本书的卷首题词。围绕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产生的混乱状况当然值得澄清，尽管这些偶然事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从中产生的作品还需商榷。尽管众所周知诗中的“我”不见得就是诗人本人，我们需牢记叶芝本人认为个人生活在为诗人提供灵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诗歌是从“与自己的争吵”中诞生的。
叶芝在信件和讲座中经常提及他的个人经历与诗歌之间的联系，后现代主义者和新批评权威们也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它们就在那儿，白纸黑字。本卷详细探究了他的自传，而他本人对于自传创作的重视也为我的观点提供了证据支持。叶芝已得到很多传记作家的书写，还会有更多的人书写他。当然可以有这样一种写法，用可查明的事实来书写他的人生；我们应记住，这样作传的方式正是塞缪尔·贝克特所推崇的。“我想要的就是稻草、碎木，等等，还有名字、日期、出生和死亡，因为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我想要的是老式的历史参考书，而非时新的被浪漫化的世界。”
关于叶芝，“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读到的叶芝生平是被高度转介的：他的盛名、他对媒体宣传的敏锐意识、他反复细致整理过的自传以及之后不断累积的评论、他战斗的人生态度带给人们的曲解，所有这些掩盖了真实的叶芝。他非常喜欢重复朋友查尔斯·里基茨的观点—那些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些许东西的人总是很麻烦；戈加蒂曾说，与乔治·威廉·拉塞尔不同，叶芝视他的对手为敌人。这种好斗的倾向在他的后半生（这正是本卷讨论的）变得更为明显。在他努力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总有敌对者挡住他的去路，他也总是与之斗争。和上卷的情形相同，本卷的某些诗歌以宣言或宣告的形式出现，是对当时情况的即刻回应。这一点我们从叶芝的手稿中便可看出：行文变得愈加古怪嶙峋、崎岖不平，思想疾驰在笔端之前，每行文字都反映出创作时的激动与兴奋，它们看上去就像“老鼠的心电图”（丹尼尔·奥尔布赖特语）。因此，创作年表和首次印刷的形式对于传记作者有着重要的意义，本卷通过把某些诗歌嵌入传记文本——嵌入叶芝的生活——来体现此点。特别是那些写于爱尔兰革命和内战时期的组诗与此尤为相关，而他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诗篇，深受对超自然力量探索的影响，亦是如此，还有那些他在将死之际写于法国南部的抒情诗。
叶芝（右二），1930年。
不过叶芝之于传记作家的“麻烦”不止这一层含义。除此之外，他在思想领域兴趣广泛，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增无减，这足以让肖恩·奥 法莱恩放弃为这样一位诗人作传。他虽敬仰之，但也深感困惑而有所保留。“事实上，几年前我就为撰写叶芝传记开始收集材料”，奥法莱恩在20世纪30年代末私下里承认：
我现在还保留着成摞的笔记。我放弃成为一名学者的同时，也放弃了这个为叶芝作传的想法。无论如何，我发现叶芝在壮年时潜入太多的知识洞穴，并且每次都能迅速地满载而归。这就意味着如果我要有足够多的权威知识来为叶芝作传，我也必须潜入同样的洞穴，在那里待上很久，而带回来的很可能乏善可陈。而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在书写他的人生时，对他了解的事情也有确切的了解，然而我对这些事情本身并无兴趣……他的头脑灵活敏捷，理解力强，能轻松地吸收最精华的部分。我投降了，剩下的仅仅是一种深切的感觉——叶芝很可能非常不真诚：他（看起来）很深刻，却并没有什么根基；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但也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如果奥法莱恩潜入了其中的一些洞穴，并循着叶芝留下的气泡轨迹游上一阵，那么当他浮上水面时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跟随叶芝的思想轨迹，像细读他的诗歌那样细读他的散文，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毋庸置疑他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但他也远远不止于此。来自其他领域的众多声音可以证实这一点，且叶芝自己的非诗歌类作品亦可作证：那些未出版的论辩短文，例如《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的手稿，还有诸如《在友爱静默的月光下》（Per Amica Silentia Lunae）和《如果我二十四岁》（If I were Four-and-Twenty）这样被低估的辩解文。
叶芝的父亲曾说诗人不可避免是孤独的，每首诗都是一个孤独者的社交举动，不过他的这个判断在他的长子这里需要做出改动。叶芝后半生的写作经常是在做出公众姿态，为的也是公共目的。大卫·加尼特在叶芝去世后写道：“后世或许会意识到他同时代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他对实际事务的巨大影响。”本书中的几个相关段落都支持了这一说法，特别是那些关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部分。它们涉及的远不止尽人皆知的叶芝与爱尔兰右翼政党在1933年至1934年间的短暂蜜月。叶芝雄心勃勃地想在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里成为政治人物，这个想法肯定在他被提名参议员之前 就已存在。他对新政治秩序的兴趣可追溯至1917年俄国革命，并反映在他20世纪20年代的阅读兴趣中。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在爱尔兰民族自觉意识逐渐形成的背景下展开的，那么映衬他后半生的则不仅是爱尔兰获得的民族独立，还有战争、颠沛流离和欧洲集权主义的兴起，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叶芝。
他对人生的规划也编织出了一个紧紧环绕着他的外部世界：他对观众持久的需求，他与趣味相投者的结交，他同女性之间充满激情的友谊，他对性以及宗教的沉迷。矛盾的是，从某个层面上说，他对超自然的执着探索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他宣称与“真实”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他对超自然的兴趣不可再因被误解为轻信、愚蠢或空想而被摒弃。乔治·米尔斯·哈珀等人都对乔治·叶芝的自动书写（automatic writing）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的分析表明叶芝的那些讯问都被严密地整合进他的诗意想象中。《幻象》（A Vision）中被认定的思维模式也充盈在他的戏剧和诗歌中。另外，《幻象》中的内容也清晰地包含了叶芝生平中一些重要节点，它们不仅支配了叶芝日常的决定，还影响了他对自己人生的分析。对超自然的探索在他后半生占据的位置与他的前半生一样重要，只不过此时它采取的形式是内省式的而非仪式性的。
不过“真实”世界占据了一切。我们应记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看法，她认为叶芝的精神世界像一个错综复杂的灌木丛，对他来说在这个灌木丛里的“每一根嫩枝都是真实的”。50岁时，叶芝对于同时代人的巨大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受他影响的不局限于文化民族主义者，甚至维奥莱特·马丁，这位政治上应该是统一派的作家，1915年曾告诉奥古斯塔·格雷戈里，每当回首往事，她总觉得叶芝仿佛为青年时代的她“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让充满真正诗意的空气吹进了沉闷的爱尔兰。叶芝学徒时期一心努力追求的权威现在已稳稳获得。多半由于这个缘故，记录1914年至1939年这二十五年间叶芝生平的材料可谓浩如烟海，而这些材料又被加入了许多研究他的朋友、弟弟、妹妹、父亲和妻子的生平材料。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妻子，她在叶芝的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卷对此将做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材料数量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再无新意可言。即便像《航往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这样被仔细研究过的诗篇，依旧可以被挖掘出新意。这些数量庞大的个人材料也不会自动产生线索、揭示秘密，我们的耳朵要学会倾听从边缘传来的众多声音。
叶芝，1933年。
本卷延续并完成了上卷中已展开的主题，主要包括：叶芝早年情感上没有安全感所造成的特别需求，叶芝在生活和工作中对完满和范式的追求，以及诗人叶芝与其国家历史之间复杂而充满激情的关系。1916年至1922年间，叶芝重建了他与爱尔兰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本卷的一个中心主题，它深刻影响了叶芝的出版策略及其诗歌戏剧的实际内容。在独立后的爱尔兰，他的立场愈发受到围攻，他所宣称的“真正的”爱尔兰民族性明里暗里遭到各种质疑，这些表明20世纪开始的那几年就已出现的许多主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又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叶芝有了新对手。也可以说历史的车轮又转回到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前一样，他依旧奔忙于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出于事业的原因也出于爱情的原因。
理查德·埃尔曼曾评论说，对T. S.艾略特而言，创作的过程是对个性的躲避。他这么说时，脑海里一定是在拿艾略特与叶芝做对比。“个性”在叶芝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是那句话，它就是“成为叶芝”。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随便发生的。叶芝总能与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进行斡旋，总能“在始料未及中（发现）欣喜”（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于真正的创造力至关重要），要充分理解他的创作过程，我们就需要捕捉这一切。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这卷《叶芝传》，它与之前的那卷一样，既按照年表叙述也强调其中的偶然性。传记作家在追溯叶芝的人生轨迹时，常常会想起埃德蒙·杜拉克描述的他与叶芝的乡间漫步：“有时候，在早冬时节，我们不得不在一片漆黑中沿着被雨水浸透的小路漫步。叶芝总是能鞋子干干净净地回到家中，而我则膝盖以下都是走路时溅起的泥巴。”不过叶芝令人为难的方面依旧存在。多年后，1915年，心怀怨怼的爱德华·马丁与叶芝再次相见时，不情愿地承认道：“他变得有趣多了，特别是他的评论，但他实在难以取悦。”正如下文“序曲”部分指出的，此时的叶芝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里按时间顺序记录下了他所有奇怪的涉猎和痴迷，但这个过程中他的批判力和创作力未有丝毫削弱，他还和以前一样有趣。
本文为R.F.福斯特《叶芝传（下卷）：首席诗人·1915-1939》的“前言”，略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R.F.福斯特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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