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重构中日文化交流新图景
文作者：国分 大
日本东京，2024年深秋。一本装帧素雅的译著悄然面世，旋即在在日华人社会激起涟漪，继而跨越东海，引起中日两国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这部名为《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的作品，由旅日学者、中日翻译家协会会长金晓明先生历时十年完成，东京书房出版。它是在《万叶集》全二十卷4516首译稿中精选的中国格律诗词形的1330首。
这不仅仅是一部翻译作品。它是一位中国学者在和平年代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对日本文学瑰宝的深情致敬，也是中日关系从战争阴影走向和平交流这一历史巨变在文化层面的生动映照。正如四十年前，日本歌手佐田雅志以个人背包客身份拍摄的纪录电影《长江》，意外成为央视《话说长江》热播作品的素材基础——个人的小众出发点，一旦契合时代需求，便被历史提炼为文化现象。金晓明的翻译实践，同样印证了这一深刻逻辑。
一、一个人的执念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1977年，金晓明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他是中国培养的高层次日语人才，毕业后就职于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曾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日语翻译，参加了第一次日本政府对华贷款谈判、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这段经历使他亲历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前后最具标志性的历史时刻。
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拥有建筑学专业背景，曾参与日本京王广场酒店、多摩新城、青函隧道等建设工程影片的翻译和制作，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和京广中心的建设中，成功谈判促成了三十名在日本接受培训的中国技术人员以负责人身份投入施工现场。这种跨学科学养——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的结合——使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层面，融入了更为深厚的人文视野。 1986年，金晓明赴日，先后担任东京文学院教师，1994年毕业于拓殖大学商学部经营学科。2016年，他创建了中日翻译家协会，现任会长，同时担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四十年的翻译生涯，他笔耕不辍，发表论文、翻译作品、日本世界文化遗产等作品500余篇。曾担任NHK记者招待会现场转播翻译。
然而，真正让他呕心沥血的，是十年前那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决定——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万叶集》全集。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成书于八世纪奈良时代，收录了四世纪初至八世纪约450年间共4516首和歌。作者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军人、农民、市井，涵盖日本所有阶层。它在日本的地位，正如《诗经》之于中国，被誉为日本民族情感与审美意识的源泉。
要翻译这样一部用“万叶假名”（以汉字表音的复杂系统）写成的千年古籍，对日本学者而言已非易事，对外国人而言更是难如登天。然而金晓明决定做的，还不止于此——他要以中国格律诗词的形式来翻译。这意味着，他不仅要读懂生涩难懂的万叶和歌，还要用最凝练的格律诗或中华古词，在严守平水韵或中华通韵、新韵的前提下，将原作的意境、情感与画面完整再现。五言绝句是近体诗中最难写的体裁，区区二十字，不许一字废言，对译者语言功底、文学修养和创造力的要求都达到了极致。
十年间，为了翻译这部巨著，了解《万叶集》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事件，他查阅了大量资料，用秃了一百多支铅笔，废寝忘食。女儿曾动容地说过，她就是看着父亲长年伏案翻译的背影长大的。在喧闹的东京，金晓明静下心来躲进小楼，将自己的时间与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冷僻题材中，做华人学者们都不太想做的事情。
2024年9月，这部从调查资料到翻译出版共历时十年的著作终于问世。书中每首诗歌都按“作者、出典、题词、原文、译文”列出，多首附有详细注释，讲解创作背景、相关人物与事件。这种严谨的结构，既便于读者对照查阅，也使译著具备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
二、从二十字领略千年之美：一场精妙的翻译实践
让我们以《万叶集》开篇为例，体会金晓明翻译的精妙。
作者额田王，是七世纪飞鸟时代的女性皇族，被誉为“万叶歌人”。她的原歌为：あかねさす紫野行き標野行き野守は見ずや君が袖振る。这首和歌以五七五七七音节的短歌结构写成，金晓明的五言绝句译文仅用二十字：
臣驰朝紫野，众猎马徜徉。
如此君挥袖，何堪人眼忙。
二十字中，四句皆含动词——“驰”“徜徉”“挥”“忙”——生动勾勒出额田王率众行猎的动态画面。尤其是“如此君挥袖，何堪人眼忙”一联，一个“挥”字、一个“忙”字，既展现了多才美貌的女歌人额田王与旧日恋人相遇，担心他的挥袖的姿态招惹是非传出绯闻，又暗含她与恋人重逢时既欣喜又惆怅的微妙心绪，将一千三百多年前飞鸟时代皇族女性的复杂情感凝于方寸之间。
这个看似平常的“挥”字，饱含着金晓明数十年翻译生涯积累的深厚功力。它不仅是一个动作描摹，更承载着译者对飞鸟时代皇族文化、额田王个人历史及其与天智天皇、大海人皇子之间情感纠葛的深入研究。译者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将历史背景与人物内心世界融于二十字之中，堪称点睛之笔。
著名旅日华人双语女作家元山里子对此赞叹道：“当《万叶集》遇上金晓明，就像生命中遇到知音。金晓明翻译的《万叶集》，既赋予中国《诗经》之韵致，又再现日本民族与生俱来的四季风情和物哀，同时呈现了汉字特有的'字美'和'音悦'，可以说是豪华版的和风汉韵《万叶集》。”
这种翻译方式，被评论界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壮举”。它不仅精准传递了原歌的意境，还通过格律诗的韵脚与对仗赋予译文以古典汉语的典雅之美。中国文学研究家近藤春雄认为，从一国语言向他国语言的置换必须与原文保持同质同量，原文包含的思想感情需要既不多也不少地反映到译文中。五言律诗以具有文言韵律的节奏感置换同样具有文言韵律的万叶诗歌，恰是贴切的选择。当年日本向大唐学习汉诗的风格奏起了和歌的旋律，时隔千年峰回路转，如今又回到了格律诗的故里——真可谓“风回唐韵”。
三、百年汉译史上的里程碑
将金晓明的译本置于《万叶集》汉译史的脉络中，其突破性更为清晰。
《万叶集》的汉译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钱稻孙先生（1887-1966）是早期的先驱，他从四十年代开始选译，穷数十年之功，主要采用汉诗体，偶尔用口语体，共翻译约690首。此后，谢六逸（1898-1945）亦有译作，但仅约20首，全部采用口语体，散见于各种杂志。1984年，杨烈的译本问世，被称为史上第一个汉语全译本。而金晓明精选翻译1330首，数量远超此前所有选译本。更重要的是，他已完成了全二十卷4516首的全部翻译——一个完整的《万叶集》格律诗词译本正在等待问世，这将是《万叶集》汉译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在形式上，他开创了以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的全新范式，将翻译提升到“再创作”的艺术高度。他严守平水韵或中华通韵、新韵，以五言绝句为主、兼用中华古词，既保留了原作的“和风”——四季风情与物哀之美，又赋予了译文“汉韵”——格律的韵律与意象的典雅。
在学术深度上，金晓明详尽的注释工作使译著超越了单纯的翻译作品，成为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具有重要资料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译作中附有背景解说、人物介绍、事件梳理，使读者知道遣唐使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具体地学到了哪显制度、习俗、文化。显示了译者对《万叶集》和相关日本古典文献的深刻理解。
更为深刻的是，从钱稻孙到金晓明，《万叶集》汉译的历史轨迹，恰好折射了中日关系从战争到和平、从对抗到交流的深层变迁。钱稻孙的译作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中日关系最复杂、最动荡的时期，他的工作体现了早期学者在艰难时局中对日本古典的珍视与保存，是一种在断裂中寻求连续的文化坚守。而金晓明的翻译则发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和平友好时期，他代表着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信、开放、从容，有能力也有意愿以平等的姿态进行跨文化的对话与创新。这不是在动荡中保存，而是在和平中创造；不是被动地携带，而是主动地传播。
四、从战俘吟诵到和平使者的文化之旅
佐田雅志1981年的纪录电影《长江》中，曾记录过一个令人唏嘘的场景：战争年代被俘的日本战俘，在猪圈般的恶劣环境中吟诵和歌。那是带着战争创伤的和歌被带到中国大陆的时刻——不是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优雅地传递，而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痛苦地残存。那些吟诵的和歌，是被战争撕裂的文化记忆，是失去家园的灵魂在异国土地上的微弱回响。
这一幕与金晓明今天的工作形成了鲜明而深刻的对比。同样是《万叶集》——日本古典文学的瑰宝，前者是被战争裹挟的被动携带，后者是和平时期的主动传播；前者带着创伤与屈辱，后者带着尊重与热爱；前者是文化被撕裂的见证，后者是文化被连接的桥梁。而今，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和平友好时期，金晓明这位新时代的中国文化精英，以主动、自信、优雅的姿态，将《万叶集》这一日本古典瑰宝“带回”中国。他不是战俘，而是和平使者；不是被动携带，而是主动传播与创新。和歌的大陆之旅，由此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金晓明的身份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曾是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家领导人翻译，亲历了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后的发展过程。如今，他以翻译《万叶集》的方式，继续书写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翻译到文学文化翻译，金晓明个人的职业转型，恰如中日关系从政治和解到文化交流的升级。
在《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的分享会上，金晓明谈到，《万叶集》的作者上至天皇贵族，下至乞丐、渔民、军人，囊括了日本所有阶层，但他们在《万叶集》中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察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文学的世界里，在文化的殿堂中，人是平等的，民族是平等的。这正是文化交流最珍贵的价值——它超越政治分歧与历史创伤，让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美的体验中相遇、相知。
金晓明在分享会上谦逊地表示，此书是用格律诗词翻译的和歌集，在中日文学界、中日翻译界均为一种新的尝试。他愿以此著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与同行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探讨，使《万叶集》的格律诗词翻译版本更加完美。这不仅是文学的胜利，更是时代的和歌——一首由无数个体共同谱写的、关于和平与交流的时代之歌。当中国读者通过金晓明的译文感受到日本和歌的美，当日本学者看到自己的古典文学被以如此优雅的方式呈现给中国读者，一种超越政治的文化认同便悄然生长。
《万叶集》本身承载着深厚的中日文化交流记忆。它诞生于日本大规模吸收唐朝文化的奈良时代，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日本和歌集，处处可见中华文化的影响——从《诗经》《楚辞》《文选》等中国古典中汲取了无数典故、意象与抒情方式。遣唐使们不顾危难远渡重洋，带回大量中国古籍，这些书籍至今被日本作为国宝保存。而金晓明以中国格律诗词重新翻译《万叶集》，则是在一千多年后，让这种文化交融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和深化。五、冷板凳上的文化坚守
金晓明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文化坚守的力量。在喧闹的东京，他能够静下心来，将自己的时间与生命投入到这个冷僻题材的翻译当中。十年时间，一百多支铅笔，无数个孤独的深夜寒窗——这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精神，在当今追求速成、崇尚功利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翻译《万叶集》的难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万叶集》用万叶假名写成，文体虽完全使用汉字，但其中有的汉字表意，有的则只表音而失去了原意。从字面看，通常既看不懂文意，也无法用日语准确读出发音。即使是日本学者，也需经专门训练才能解读。而金晓明不仅自己读懂了，还要用最凝练的五言绝句将其翻译出来，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做到了。他用十年的寂寞，换来了一部足以传世的译著。正如刘红博士在分享会上所言，翻译《万叶集》是“绞尽脑汁遣词造句的辛苦”。金晓明翻译了四千多首，这种辛劳常人难以想象。但他以非凡的毅力与深厚的学养，勇敢地承担起了这部鸿篇巨制的翻译重任，将这份艰辛化为了甘甜。
六、超越文学的时代和歌《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的出版，其意义远超一部单纯的翻译作品。
首先，它让中国读者能以熟悉的古典诗词形式亲近日本古代文学，感受其四季风情与人间真情。五言绝句的凝练之美，与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天然契合，大大降低了理解门槛，让《万叶集》这部“永远的国民古典”得以跨越语言障碍，走入普通中国读者的视野。
其次，它为中日文化互鉴提供了鲜活范例。金晓明的实践证明了翻译可以不是单向的语言置换，而是双向的文化对话。他的“和风汉韵”，既不是将《万叶集》简单地“中国化”，也不是生硬地保留所有的“日本性”，而是在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让两者和谐共存、相得益彰的表达方式。这正是跨文化传播最理想的形态。
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中日文化交流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新起点。从战争阴影下的吟诵到和平年代的格律重译，《万叶集》在中文世界的旅程，映照出中日两国从对抗走向理解、从隔阂走向交流的深层轨迹。金晓明的翻译提醒我们：文化交流的桥梁，往往由一个个人的执着筑成——佐田雅志的长江影像如此，金晓明的万叶诗词亦然。
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重温这样的故事尤具启示意义。当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分歧时有发生，文化层面的交流与理解显得愈发珍贵。政府间的关系可能因各种因素而起伏波动，但民间的文化联系一旦建立，就会具有超越政治的生命力。金晓明的翻译工作，正是在民间层面为中日两国人民搭建了一座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个人的“小”出发点，若能找到时代的切入点，便可能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大”文化现象。金晓明最初或许只是出于个人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热爱而开始翻译，但他的工作恰好契合了和平与交流的时代主题，因而获得了超越个人层面的深远意义。正如书腰封所言——“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壮举”，这不仅是对译著的评价，更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
七、期待全译本，期待更多文化使者的作品问世
《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精选本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金晓明已经完成了全二十卷4516首的全部翻译。期待全译本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也期待更多像他一样的文化使者，继续书写中日友好交流的新传奇。
金晓明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使者的角色可以由任何人来担当——不需要特殊的身份，不需要宏大的舞台，只需要一份执着的热爱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正如佐田雅志以一个背包客的身份拍摄了《长江》，金晓明以一个翻译家的身份翻译了《万叶集》。他们都是“小”人物，却都做出了“大”贡献。他们的故事证明：文化交流最强大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个体的、民间的、自发的努力。 《万叶集》中的“万叶”二字，意为万世、万代，希求这本诗集可以万世流传。金晓明以格律诗词翻译这部千年经典，正是希望以中文之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在中日两国的文化长河中继续流淌下去。
后记：从1981年佐田雅志背着摄像机沿着长江独自前行，到2024年金晓明在东京的书斋里完成《万叶集》的格律诗词翻译——四十余年间，中日两国经历了从政治和解到经济合作再到文化交流的全面深化。个人的文化执着，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金晓明的《格律诗词翻译万叶集》，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文化领域留下的鲜明印记。它让我们看到：文化的伟力，往往正源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坚守；而历史的深流，也常常由无数个体的执着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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