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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最近“鹅腿阿姨”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小摊主把鸭腿当鹅腿卖的“商业诚信”问题，但真正引发议论的，是她曾被请进北京大学的讲台，作为嘉宾讲述自己的“生意经”。这背后，其实是“大学精神”问题。
一所大学的讲台从来不是普通舞台，它选择谁、讲述谁、赞美谁，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尤其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一次邀请、一次推文、一次讲座，都很容易被外界理解成某种背书。
这意味着，一所大学的公共声誉其实相当脆弱，因此其最该具备的素养之一，就是辨识力——如何选择那些真正能体现“大学精神”的人与事？
真正的大学精神，绝不简单体现在流量人物身上，而在真正热爱教育、献身教育事业的人身上，在更长的历史传统里。就北大而言，其实有很多与其有关的人与事，写一本书都写不完——其中，司徒雷登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并入了北大；司徒雷登的夫人，也曾葬在燕园里；而燕园也是现在北大风景最美的地方。只是，偌大的燕园，容得下“鹅腿阿姨”，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1919年燕京大学刚创办时，只有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是司徒雷登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反复周旋筹款，最终才买下了燕园作为校址。
司徒雷登燕大订下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逐步让燕京大学跻身民国时期北平四大名校之一。那里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冯友兰、顾颉刚、周作人、俞平伯、钱穆、钱玄同等著名教授，都曾在这里任教；瞿同祖、谭其骧、徐祖甲、周汝昌、侯仁之、谢冰心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求学。
从1919年到1952年，建校的短短33年间，燕京大学培养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1949年，司徒雷登不得不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去。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与其说自己是美国人，不如说自己是中国人。
司徒雷登临终前的遗愿之一，就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未名湖畔妻子的墓旁，可惜至今都未能实现。
司徒雷登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中，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并将一生的经历凝结成一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
长期以来，司徒雷登不仅背负着骂名，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他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缺乏。他在校园里的知名度，甚至不如“鹅腿阿姨”。想要了解相关历史，最佳方式莫过于阅读他的回忆录。
在这本书中，他写家世和作为传教士的使命，写筹建燕大和担任校务长的成就，写驻华大使任上的经历，写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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