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思想家的是非得失应该得到恰当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应该普及。
撰文丨姚峥华
南粤的五月底，天气潮热不已。一阵滂沱大雨，挡不住地上涌上来的热浪。走在路上，脚底像踩着一团蒸汽。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不敢怠慢，和大侠从酒店打了的士，一路奔向中山大学的康乐园。
广州的堵是有名的，尽管是周日。本来二十多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五十分钟。来之前，已跟袁伟时老师约好了时间。我后悔没有再早点出发。
01
中大的教工楼，正在外挂电梯。外墙竖着脚手架，加上下雨，路面泥泞。袁老师所在的这一单元，去年已搭建完毕。地上湿滑，我穿平底鞋也步步小心。怕耽误时间，我们没有绕到楼后去乘坐电梯，径自进了单元门，沿着楼梯向上，迎面就是二楼201号，江湖闻名的“笑笑斋”，很好找。
袁老师开门，看得出来，他已等候多时。寒暄。两年多未见，袁老师没有任何变化，他裂开嘴笑，招牌式的“袁氏笑容”让我们开心，又放心。
袁老师的大儿子大儿媳袁征老师章深老师，纷纷与我们打招呼，又退回房间，特地留出客厅让我们交流。中间，章深老师悄悄送来洗净的提子和甜杏，招待我们尝鲜。
袁老师递给我们一人一个小对讲机，自己戴上助听器。说这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生产的产品，很好用。我们试着拿小话筒说话，袁老师通过助听器示意听得很清楚。大家直呼，太方便了。可不，这是他现在出门随身必带的交流“神器”。
近年来我与袁老师多次交流，包括在刚刚出版的新书《书山九重》（汉唐阳光出品，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收入了系列文章《中山大学校园里的袁伟时老师》。但要想在思想上走近，却路漫漫其修远兮，袁老师本身是一部大书，需要用长时间去研究、消化和理解。所以，每次聊天，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实录，然后存档、备忘。这次也是如此。
中午，大家去康乐园餐厅就餐，袁老师事先已订好二楼绛云房。他率大侠前边领路，我与章深老师紧随其后。雨中走路，袁老师不需要人扶。他现在每天还坚持走九千步，医生建议他最好别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一万多步了。
▲袁老师（左）与大侠（胡洪侠）
温文尔雅的章深老师说，2016年我在中大学习期间，与袁老师多次往还，给了袁老师精神上很大的安慰。“那一年是他比较苦闷的时期”。
我暗笑，嘿，不管什么时候，袁老师都是笑着的“不倒翁”。他对我们来说是一座灯塔，照亮了我们在求学路上孜孜不倦。
我时不时在微信上与袁老师联系，转一些可读的文章。如果他一两天没回复，我就有点担心。这次也是，过后他发来信息：“今天没空，正在赶工，不读了。”那时我很开心，回复他：您赶紧忙。只要知道您在忙，我们就放心了。袁老师也幽默，打过来一行字：“生来辛苦命，天天都是劳动节”。
▲袁老师家里墙上挂的袁老师漫画
说起这个，章深老师笑了，她说我与另一位袁老师的学生很像，经常“探视”袁老师动向。想起2019年，袁老师在深圳过生日，袁征老师章深老师陪同到场。那是我第一次见章深老师，她身上内敛又知性的气质，很让人喜欢。
事实又再次证明。那天康乐园的午餐，我们一行人：李公明哥行远姐，鄢烈山老师，刘小磊，大侠和我，围着主角袁老师大呼小叫。点菜任务便落到章深老师身上。
不觉中，一桌菜上来，土猪汤、金沙瓜、烧鹅、水鱼、鲜菇焖牛腩、百合、上汤辣椒叶、博士饼等。荤素得当，主次有度，大家吃得那个欢喜。这种不动声色的熨帖，真是本领。我不由地想，袁老师身体健壮、笔耕不辍，身边的儿子儿媳功不可没。
02
此次来广州拜会袁老师，大侠带了一肚子问题前来请教。袁老师反应神速，思维敏捷，一一解答。
主要议题放在袁老师刚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稿》上。
《中国思想史稿》是距袁老师第一部书——50万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哲学》作了修订并增加内容，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今年五月出版。书的装帧设计非常漂亮。书名用石板刻出，是书法家、篆刻家林润苗博士的作品，很有韵味。袁老师自己也比较满意。
▲《中国现代思想史稿》上下
之所以修订并改名，是有原因的。我简单总结了必读的十条理由。
1、书是修订版，原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哲学》于1985年2月完稿，由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这是袁老师的第一部书，总结了1985年以前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全书50多万字，是以袁老师一笔一笔摘录几百万字的资料为基础提炼出来的。在袁老师看来，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但它的一个分支——中国现代哲学史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他希望在我国经历了交织着胜利与挫折的悲壮历程以后，人们能够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可以说，这部书是他的思想底色，也是他其后众多著述的基础、源头。
2、这是袁老师至今依旧高度认可的一部作品。40年前，许多研究对象的文集没有出版，搜集资料极其困难，许多习非成是的观念仍在社会上流行，要披露真相，表达自己的新观点阻力很大。如今袁老师重读这部书，像抚摸自己的孩子，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愧是我的作品，显示了我的性格”。
3、时隔四十年，为何还有出版的必要？因为这部书的主要部分经受住时间冲刷，仍然有阅读价值，赢得不少同行赞誉。按袁老师的话讲，无非是敢于冲破流行的条条框框，给许多被贴上“资产阶级”乃至“买办文人”的思想比较公允地评价，而作出新论断是以翔实的资料为根据的。同时认定近代中国是转型社会，坚持按不同年代分析思想家的思想倾向，解开了一些思想镣铐。
4、这部书基本内容有哪些？从大方面讲，这本书以1833年到1933年大约100年的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大部分内容没人写过。袁老师为杜亚泉等三十多位过去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设立了专章或专节；利用了十多个省市三十多个图书馆的资料，扩宽和丰富了内容。
总的来说，这部书以独树一帜的新观点、完整的新体系及新挖掘出来的丰富史料，全面地介绍鸦片战争前后到193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化，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诞生、分期、中国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思想燮革，辛亥革命对思想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及其不足，新文化运动中思潮的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大大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这一历史领域薄弱环节。
5、写法上有哪些突破？
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力求勾勒历史人物的复杂面貌，不把他们脸谱化。
以梁启超为例。袁老师说，他是一代英杰，但不要忘记他毕生三次到别国，塑造了三个梁启超——第一个梁启超：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学会日文，张开双臂拥抱西学，一位启蒙大师屹立，与孙文密切来往，几乎成了革命党，1903年赴美考察，回到日本，告别革命，致力改良，成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襄助清末新政，成绩卓著。
第二个梁启超：1919年到欧洲，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片破败。1920年回到国内，他对中国人高喊“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正等着你来超拔他们”。好在他力不从心，没有带领信徒扛着中国经典去拯救欧洲；也婉拒一众友人请他出面组党的怂恿。
第三个梁启超：此后梁启超毅然走进清华研究院，在学术殿堂中耕耘，生命的最后七年才显现了新的辉煌。袁老师说，世界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人物更是复杂的。
第二方面，对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分阶段进行评述，比如梁启超、章士钊、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等。与某些想当然或以偏概全的论断不同，书中力求全面描述他们的全貌。只有“画我像我”，才不会厚诬前人。
袁老师说，当梁启超、章士钊他们倡导启蒙、坚持法治的时候，他们的言论震撼着中国的知识阶层。而当他们捣鼓孔教会、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之际，他们开的是倒车。以张君劢来说吧，在民国宪政建设史上，有他不容抹煞的一笔。
但是，当他“确认三重网罗(指国家主义，发展工商和自然界之知识)实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要求回归孔子“寡而均，贫而安”的“社会主义”之际，那样的玄想值得歌颂吗？只有在天地间自由驰骋的巨人才能引领思想文化潮流。那些在民族洞穴中洋洋自得，颐指气使之辈，不过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侏儒。
▲袁老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的签名
6、这部书回答了袁先生心中思想史研究该有的样子。
袁老师说，翻开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满眼是不成熟的思想家、幼稚的政治家、极端的革命家。这些现象背后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尚未在国民中普及，现代文明的规则更未在社会牢固生根。
叩问神州，是什么力量扼杀了中国人的虎虎生机？冷静回望，1830年代德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刊物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至今快200年了。国人仰望的魏源、郭嵩焘、郑观应、王韬等思想界的启明星，他们呕心沥血呐喊的不过是西欧、北美等先进国家公民都知道的常识。
可是，中国人传播和移植这些基本知识的道路是血泪铺成的。好不容易战火停息、血泪停滴，避免重蹈覆辙，该轮到中国人做事后诸葛亮，议论、评点百年艰辛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本次修订，以1833年一个普鲁士传教士煞费苦心用中文在广州办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的故事讲起。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小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这是划时代的大事。直到20世纪，中国历代先驱梦寐以求的新制度、新文化，这个洋人全都说了。
一群先驱播种耕耘，至1890年代，终于掀起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大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踏着19世纪先驱的足迹继续跋涉。
袁老师说，今日再审视，其实思想桎梏并未完全冲破。个中关键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接受的好些教条。如何认定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思想与环境的互动，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人是思想的囚徒。在思想文化领域，路标指向何方，关乎国家盛衰和百姓生死。思想史研究，不能等闲视之。
历史研究应该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成败不在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而在有没有提出新的重大问题，启迪人们沉思和讨论。
▲旧版《中国现代思想史稿》上册
7、这次修订版的特点——袁老师说，“删去一些篇章，加上边读边改，磨掉一些青春病的痕迹，本书有五章是新加的，原有各章也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我对比了一下原书，发现新作整个结构都改动了，有很大的增补、整合和修改。
原书分四大篇。新作分八篇：《第一篇 19世纪的曙光：“道同理一”的呼喊》《第二篇 戊戌变法前后新旧思想的缠斗》《第三篇 辛亥革命的回响》《第四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第五篇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第六篇 自然科学哲思》《第七篇 国民党人思想的变迁》《第八篇 五四前后的七大辩论》。每一大篇下面分若干章节。
内容新增的有第一篇《19世纪的曙光》，着眼于“ 现代思想在中国传播与思想变革的开端”，涉及人物有“ 本土升起的第一颗明星魏源”“接踵升起的另一颗明星徐继畬”以及“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这一篇里还提到“西方近代科学传入”和“ 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传播”，代表人物是“ 王韬与现代思想文化”和“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大清帝国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内容新增的还有第二篇《 戊戌变法前后新旧思想的缠斗》，着重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比如“解除圣贤和经传的羁绊”“由空谈向实证转化”“进化发展观的树立”“人的观念的变革”“思想变革的不彻底性及其原因”。其中专门写“康有为《大同书》的字里字外”“承先启后的启蒙巨星——梁启超”。
书中新增的第四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专章写“陈独秀：偏激的启蒙总司令”“蔡元培：创建兼容包自由思想基地”“胡适：文学革命和自由主义呐喊”。
可留意的还有新增的第六篇《 自然科学哲思》，撰写了“《科学》杂志与任鸿隽的思想”“王星拱的思想及其转化”。
这些内容有袁老师近年的新思考，也有他对之前一些表述的修订。
8、为何改名《中国现代思想史稿》？
在袁老师看来，除了抗日战期间形成的金岳霖的哲学体系，近代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哲学理论。现有的中国哲学史大都是通常说的思想史。也考虑到好些内容已超出哲学范围，因此，这本书修订版干脆正名，改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稿》。
9、重出修订版的意义何在？
袁老师说，从1790年代开始，洋人已一再叩门，要求自由贸易，交流文化。愚昧而傲慢的天朝统治者，一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愿打开大门。时至1830年代，第一代叩门者已老去，第二代年轻人仍在门外徘徊。为了贸易，包含不光彩的鸦片贸易，1840年，洋人动武了，中国的大门被侵略者的火炮轰开。19世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屈辱的世纪。
要是说欧洲列强主导的五口通商，占领租界做生意的同时，还带来新的现代文明。两个野蛮的强邻——日本和沙俄的眼睛始终盯着中国的土地。日本吞下台湾，还恨不得立即吞下东北。沙俄则践踏《尼布楚条约》，挥兵东进，直到把尼布楚以东，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一带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抢夺到手。这又是一个播种现代文明的世纪。所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滥觞于19世纪30年代。
他说，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思想家的是非得失应该得到恰当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应该普及。
我多次亲聆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李慎之先生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做公民教员，编《公民课本》，为普及现代文明的常识出力。这是哲人的崇高愿望，也是历经劫难后的老革命的醒世箴言。
这件大事，需要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我愿意踏着李先生的足迹，与师友们携手，也为现代文明的规则早日成中国中小学生的常识，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出点微力。
10、袁老师最想向读者说的话？
袁老师今年95岁了，他依旧目光炯炯。在我带去的新书《书山九重》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在送我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稿》书中，夹有一张藏书票，上边是奋笔疾书的袁伟时画像，下边是袁老师的字“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我想，这就是他最想向广大读者说的一句话。
▲《中国现代思想史稿》里的藏书票
诚然，历史复杂得令人失望乃至绝望，但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重返基本的历史现场，在其扭曲处，用自己的头脑厘清事实与真相，并用思考得来的突破成就我们自己人之为人的尊严。
这，或许就是思想自由与进步的意义。
袁伟时，1931年生，广东兴宁人，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离休）。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化，退而不休，仍在孜孜不倦探索。已出版的著作有《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大国之道》《迟到的文明》《缠斗——方生与未死》《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文化：中国与世界》《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晚清大变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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