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做了角膜移植手术。手术后要在床上躺一个月，半个月不能睁眼。那阵子我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没日没夜地躺着，什么话都不想说。
年近花甲的父亲看我突遭此难，心疼得不行，又帮不上什么忙。一日三餐，他端到床前，一口一口喂我吃完，也不走，坐在旁边，像是有话要说。可我不想听，总催他出去。他每次都叹口气，默默回了自己屋。
白天，他在屋里放音乐，挑的都是轻快的曲子，大概是想让我心里松快些，也让自己别老揪着这事。晚上他照旧坐在客厅看电视，但那段日子，我只觉得沙发在响，电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怕吵着我，把声音关了。
有时候他摸黑过来看我，脚步很轻，一步一步的。看我躺在黑暗里，就把大灯拉开。灯光刺眼得很，我又让他关掉。他叹口气，关了灯，又慢慢走回客厅。
躺了十几天，心情慢慢好了些。想起医生说半个月后可以试着睁眼，我就喊了父亲。他一听，高兴得不行：“好好好，你试试，能不能睁开？”说着就挪到床头，把枕头给我垫高了一点。
我慢慢松开眼皮，觉得差不多了，就猛地睁开。那一瞬间，光像针一样扎进眼里，疼得我叫出声，赶紧又闭上了。几乎是同时，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爸，我怕光，不想试了。”黑暗待久了，光反倒成了最可怕的东西。
“别怕，爸爸的手给你挡着。”父亲的手从我额头滑下来，盖在我眼睛上。那只手很轻、很软、很小心，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那是我如此熟悉的手和如此相似的情景。小时候，我常常跟随父亲到高山上的梯田里挖红薯。挖红薯都在冬天，天气干燥，寒风凛冽，山野的尘土和冬日不死的飞虫常常掉进我的眼里，痛得我泪流不止。
每逢这种情况，父亲就会把我背到背风的山坳，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额头和眼睛。待我放松下来之后，他才翻起我的眼睑，用嘴把我眼里的小东西吹出来。
那种感觉，就像在黑夜里走丢了，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
没想到十几年后，又是这只手，让我重新看见了光。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知道那手上一定还是老茧。
在父亲的手底下，又过了两天，我终于睁开了眼。“爸，我能看见了。”“真的？那太好了！”他的声音比我还激动。
我后来常想，那段最灰的日子，如果没有他在，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整整一个月，他就守在旁边，用那只手给我挡光、给我暖心、给我我看不见的光。刚开始我不想说话，到后来，我甚至笑了出来。
日子就是这样，喜总是安安静静的，要从一串悲里头一点一点挤出来。可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候，因为有父亲在，反倒成了最清楚的记忆。
本文写于2000年，2004年刊于《温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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