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做难的事,决定组织的上限

960年在陈桥驿获得皇位的赵匡胤,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面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和占据山西、燕云的北汉和契丹。赵大选择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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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

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向没有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战略上限不高。先南后北,看似比较容易但没有抓住大义,契丹和其扶植的北汉对中原王朝是敌我矛盾,是一杆大旗。

如果赵大继承周世宗的战略,对付契丹和北汉,按照当时的势头可能有重大牺牲,但是有很大可能拿下的。因为契丹当时连续因为皇位继承有大的动乱,北汉地贫民穷,这就是中原王朝最佳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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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德光死后,契丹高层接连震荡

这样的话能收复失地+抵抗外辱,北宋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就大大增强了。

唐初李世民杀兄囚父那么大的bug依旧能开创盛世,开疆拓土。就是因为江山都是他打下来的。各种势力都服气,中央做出改革和调动没人敢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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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北宋如果是这个开局,那么后面收复南方也会简单的多,大部分可能就是传檄而定。可是实际上呢,赵大到死南方都没有平定。南方各国激烈反抗,统一南方长达一代人时间。赵二上台才勉强从南方抽身,这个时候再回头打契丹,契丹也从高层政治纷争中恢复了,战略窗口期错过了。

赵二更不用说了,2次北伐打的稀烂。为了巩固统治只能搞各种补丁,不仅把崇文抑武往极端搞,还有限制各部门权力弄得各种叠床架屋束手束脚。所以宋代中央一直非常憋屈,开国的时候效率就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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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一败涂地

一千年后,我党也面临着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我党坚决选择了北上抗日。北上虽然非常困难,要在敌后发展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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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但抗日首先抓住了民族大义,有了民族大义可以凝聚人心,尤其是有了吸引顶级人才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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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知识青年前往延安

其次就是在与更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人才不是天生的,很多是在后天磨练出来的。敌后环境,物质匮乏又要有效的发动群众和打击日伪军,这种高强度的环境培养了大量军政人才。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虽然国民党占据了几乎所有工商业城市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但是组织能力和军队战斗意志比我们差了一大截。最后就是48年3大战役兵败如山倒,灰溜溜的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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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攻克锦州

赵大选择先南后北,看似比较容易,但这条简单的路时间拖得太长,赵大自己的寿命也没撑住。最后天下是太平了,但是彻底清算旧的利益集团,重新整理土地户籍这些开国红利宋朝一个都没吃到。

决定能不能做成一件大事,靠的是一群人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面对的事情这么多这么复杂。执行的人或者说领导阶层必须要经过历练,有能力有韧性才能应对。一旦人堕落了,手头有再好的牌那也打不出效果。

所以从古至今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氛围都是要推崇有德之人,推崇君子自强不息的风气。非常抵制浮华,清谈的人。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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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无数次社会失序,人民流离失所的历史告诉前人,一旦社会上的妄人多了,就要出问题。所以也就有了“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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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络上妄人也很多,各种言论让人叹为观止

一群人不行了,自甘堕落,人人为己不为天下计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国家就要走下坡路。一群人一旦有理想,有组织了就能创造奇迹。

我们近代史看的就很明白,50年刚建国面对要不要出兵朝鲜,大部分人其实没信心。这一仗交给满清和民国结果不用想那就是惨败。但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还把战线推到了38线,让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因为志愿军有组织有纪律,为了完成任务勇于牺牲。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执行力就能完成平常人完不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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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鸭绿江

我们过去从很多角度分析王朝的衰亡,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不行了,尤其精英阶层崩坏了。大量德不配位、能力不足靠着血缘或者裙带关系上位的人占据了高层。

不停的做有挑战的事,把有德有能之人选出来!才能保证组织的活力。

一个组织的成色,其实完全决定于人。人行,那失败再多次总能走出来。人不行,那再好的办法,再厚的家底也没有。各路专家想再多法子也没有用。

今天说美国走下巅峰了,也是美国这些精英阶层太堕落太离谱了。两次上台的特总统不多说了,政治这么严肃的领域玩过家家似的,一点信用都没有。

其他精英也是有样学样,权贵们在萝莉岛玩各种下 三 滥的。内阁任免上任人唯亲;公开把政府合同转包给自己亲戚的公司;总统画K线,炒虚拟币;议长利用内幕消息赚钱。

这批人不要说和二战时期罗斯福这些人比,连冷战时期尼克松和里根这样的政治家也比不了。完全都是政治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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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政治家比二战时的差远了

一个优秀的组织要能不断的把优秀的人遴选出来,让有德有才,有远大志向和长远目标的人占据领导岗位。

中国能一次次的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爬出来就是靠着一批批不顾个人安危的人。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里面提到的。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840年起大量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宁愿牺牲自己也要照亮中国前途的人。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先人才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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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家要不停的做困难的事,要去做那些符合良知和全民利益,但是短期没啥经济效益的事。

比如全面脱贫,我们把那么多年轻的干部送到山区,让他们带着乡亲脱贫。很多国家不会这么干,贫困地区的人最后流落到大城市的贫民窟,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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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脱贫

而我们是干部下乡,给山区修路,通电、通网。一点点带着贫困人民学习劳动技术,把被抛弃的人带回经济大循环中。

我可以打包票,前面十几年这批从大山中历练出来的干部是未来30年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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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的扶贫干部

伟大的事业,就必须要伟大的人来干,因为必须有人愿意为了看不见终点的远大目标奉献生命,要能拒绝各种诱惑而把自己一心扑在挣不了仨瓜俩枣的事业上,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为了事业成功宁可自己不显山露水的情操,更要在各种巨大的困难前有坚刚不可夺其志的精神内核。

国家遇到困难不用怕,怕的是没有事做,优秀的人冒不出来。一旦没事做了,社会很容易陷入西欧那种白左思维中,各种屁大的事占据人民的心智。今天为了要不要多修女厕所讨论半天,明天就要讨论猫狗能不能作为人类伴侣立法。

现在欧洲非常离谱的规定全是因为社会上妄人多了,一群不事生产完全没有真实社会概念的人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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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魔乱舞

比如宰杀 猪、貂、龙猫、禽类(除鸭鹅),CO₂浓度须超过40%;暴露时间精确控制;气体温度、质量均需达标才能动手。

必须配备动物福利官员(Animal Welfare Officer),具有足够权威和技术能力指导生产线人员。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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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直白地说,一个组织的上限,就看它能吸引来多少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这种人是没办法通过教育批量培养的,只能在做事的过程中去发现。

我们今天基建能力这么过剩了,还在进行大量的工程建设就是要把优秀的工程师遴选出来,在还能干得动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后代留下一个基础设施健全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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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雅鲁藏布江水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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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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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运河

组织都是会衰落,但压死组织的最后一根稻草,绝对是人的崩坏。国家要做的就是不断把有理想有能力的人选出来,即使难逃周期律,我们也能在下一个周期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