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的事，我还是个二十一岁的愣头青。那时候乡下盖房子是桩天大的事，不比现在，满村找不到几个壮劳力，谁家要起屋，得提前半个月挨家挨户请人。大队长家的新房动工那天，放了整整一挂五千响的鞭炮，碎红纸屑铺了一地，跟撒了花瓣似的。

我是被二哥拉去的。二哥说大队长家管饭，一天三顿，有荤有素，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那几年刚分田到户，日子正往好里过，但还是紧巴，能蹭上这样一顿饭，跟过年差不多。去的人不少，拢共有十来个，都是十里八乡的老手艺人，砌墙的砌墙，和泥的和泥，我年轻力壮，被分去搬砖递瓦，一天的工钱是一块二。

大队长姓韩，四十出头，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声如洪钟，是那种在村里跺一脚地皮都要抖三抖的人物。他老婆姓周，人称周婶子，圆脸盘，大眼睛，年轻时候想必也是个美人。韩家有两个闺女，大丫十九，二丫十七。二丫还在镇上念高中，大丫已经下学在家，帮着周婶子操持家务，洗洗涮涮，喂猪做饭，样样来得。

大丫我见过几次。韩家的地在村东头，跟我家的地隔着一条水渠。有一回我赶着牛去犁地，远远看见她在地里摘棉花，头上顶着一块蓝底白花的手帕，腰上系着一个大围兜，围兜里兜满了白花花的棉花。她弯腰直腰的样子很好看，腰杆子软，像春风里摆来摆去的柳条。同村的栓柱跟我说过：“韩家大丫头，十里八村最俊的，就是性子烈了点，上回有人说了句轻浮话，她拿扁担撵出去半里地。”

我当时听了只是笑笑，心想这样的姑娘，跟我有啥关系？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泥腿子，家里三间土坯房，下雨天锅碗瓢盆全得拿出来接漏，哪里敢肖想大队长家的闺女？

新房盖到第三天，出了点岔子。负责递瓦的老刘头闪了腰，龇牙咧嘴地蹲在墙根下，连路都走不了。队长说：“三儿，你去接老刘头的活。”递瓦是个技术活，底下的人往上扔，上头的人伸手接，接不好瓦就碎了，一块瓦两毛钱，碎个三五块，一天工钱就没了。我那年二十一，胆子大，力气也足，半天的功夫就上了手，跟房顶上砌墙的李师傅配合得天衣无缝，一块瓦都没碎过。

周婶子站在院子里看了我半天，忽然转头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后生倒是不赖。”那句话声音不大，但我耳朵尖，听得真真切切，心里美滋滋的，手上的劲头更足了。

到了傍晚歇工，周婶子走到我跟前，说：“三儿，今晚你就住这儿吧，省得来回跑。你住的那个张家湾，离这儿少说也有七八里地，天黑了路不好走。”

我想了想，也没推辞。那时候自行车都金贵，我是走来的，七八里路虽说也不算多远，但累了一天，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能省一趟是一趟。

“那就麻烦婶子了。”

“麻烦啥。”周婶子摆摆手，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声，“大丫，把柴房拾掇拾掇，铺个床，今晚三儿住咱家。”

柴房在院子最东边，紧挨着猪圈，一进去就是一股子干草混着泥土的气味。大丫抱了一床被褥过来，被面是蓝底碎花的，洗得发白，但干净，凑近了能闻到皂角的味道。她低头铺床的时候，我站在柴房门口，没好意思进去。她穿着一件碎花布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截白生生的胳膊，在昏暗的灯光下晃得人眼晕。

“你就站那儿当门神？”她忽然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进来啊，帮我把这床单抻一抻。”

我哦了一声，走进去，弯腰帮她抻床单。柴房不大，两个人站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香胰子，就是普普通通的清水味儿，闻着像刚割过的青草。

“你叫三儿？”她问。

“嗯。”

“大名叫啥？”

“建国。张建国。”

“三儿，建国。”她念了一遍，笑了笑，“你倒是比村头那个张建国年轻多了，那边那个张建国都四十多了，秃顶。”

我被她逗笑了，说：“那是我二叔。”

她哦了一声，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平时村里姑娘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心里头像被人拿羽毛撩了一下，痒酥酥的。

柴房的门是两扇木板拼的，关不严实，门缝足有两指宽，能看见院子里的月光。我躺下来，干草窸窸窣窣地在身下响，被子上皂角的气味一阵一阵地钻进鼻子里。我闭上眼，脑子里却老是浮现出大丫低头铺床的样子，她那两截白生生的胳膊，她那一句“你叫三儿”，还有她嘴角那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张建国，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那个年代的人睡得早。九点多钟，韩家的灯就全灭了，连看门的老黄狗都不叫了，整个村子沉进一种浓稠的黑暗里，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是因为干草硌得慌，是因为心里头像有一团火，烧得人浑身燥热。

大概到了后半夜，月亮偏西了，月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我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忽然听见柴房的门板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动。

吱呀——

那声音极轻，像是有人用手指头一点一点地把门推开，生怕发出声响。我在黑暗中猛地睁开了眼睛，心跳一下子蹿到了嗓子眼。

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借着那道门缝里挤进来的月光，我看清了来人的轮廓。不高不矮的个子，长头发散在肩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下身是一条碎花短裤。是大丫。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浑身僵直，连呼吸都忘了。

她反手轻轻地把门带上，门板又发出了一声吱呀，然后她就那么站在门后，一动不动地站了大概有十几秒。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她的目光像两团火，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心上。

我的嘴唇干得像两片树皮，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只能发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嘶哑的气音。

她走了过来。

月光在她身后碎成一片模糊的白。她赤着脚，踩在柴房的泥地上，没有一丝声响。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月光正好落在她的脸上。我看见了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葡萄，眼珠里映着月亮的影子。

“三儿。”她轻轻地叫了我一声，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柔软的、湿漉漉的气息。

那气息喷在我脸上，热乎乎的，带着一种淡淡的、说不清楚的味道，像是泥土被春雨泡透了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又像是青草被太阳晒了一整天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

我在那一个瞬间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那年春天在田埂上远远看见她弯腰摘棉花的样子，想起她在柴房铺床时露出的那两截白生生的胳膊，想起她喊我“三儿”时嘴角那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

我还想起了自己那三间下雨天漏水的土坯房，想起了早死的爹，想起了长年累月吃药的娘，想起了一个二十一岁的穷小子不该有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念想。

可我什么也没做。

不是不想，是不敢。那种不敢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处的东西，一种关于尊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心里有一道坎，那道坎说：张建国，你是来给人家干活的，不是来糟蹋人家姑娘的。哪怕这姑娘是自己送上门的，你也不能碰。你碰了，你就不是人了。

我把眼睛闭上，又睁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翻了个身，把后背对给了她。

我的后背对着她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呼吸停顿了一瞬。那一瞬很短，短到几乎察觉不到，但我还是察觉到了。然后我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轻到像一片落叶贴着地面划过。那笑声里没有嘲笑，没有怨怼，甚至没有失望，有的只是一种我至今也无法完全理解的、温柔的、认命一般的叹息。

身后的干草响了几声。

她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那只手很凉。在深秋的后半夜里，一个只穿着背心的姑娘的手，应该就是那样凉的。那只手搭在我肩上的那一瞬间，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汗水像决了堤一样从额头上滚下来，后背的衣衫一下子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又黏又凉。

我没有动。

我不敢动。

我怕我一动，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只手在我肩上停留了很久。也许是几秒，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时间在那个时刻失去了意义，整个宇宙只剩下那只手的重量。那个重量不重，轻得像一片落叶，可它压在我肩上，比这辈子扛过的所有的砖、所有的瓦都要重。

后来，那只手慢慢地、慢慢地收了回去。

我听见她站起来的声音，听见她的脚踩在干草上发出的细碎的声响，听见她走到门边，听见门板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

月光从门缝里漏进来，又消失了。

门关上了。

柴房里重新陷入一片黑暗和寂静，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的后背还在发烫，她那只手搭过的那个位置，像被烙铁烫过一样，灼热地疼着。我用右手摸了一下那个位置，什么也没有摸到，只有一层潮湿的、冰冷的汗。

我睁着眼睛躺到了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了公鸡的啼叫，一声接一声，尖利得刺耳。我爬起来，把被褥叠好，把干草重新拢了拢，推开了柴房的门。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鱼肚白，院子里的空气凉飕飕的，带着清晨特有的那种湿润的、干净的、混着露水和泥土气息的味道。

大丫已经在院子里了。

她蹲在井台边，正在淘米，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就那么一眼。

她的眼神平静极了，平静得像是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像是她半夜摸黑进柴房这件事只是我的一个梦，一个荒唐的、疯狂的、不该有的梦。她看着我的时候，嘴角甚至带着一丝笑，那笑跟昨天傍晚她给我铺床时的笑一模一样，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味道。

“三儿，这么早就起了？”她说，“锅里有粥，自己盛。”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看着她那张平静的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走到灶台边，拿起碗，舀了一碗粥。米粥很稠，上面结着一层厚厚的米油，喝进嘴里又滑又香。

我端着碗蹲在灶台边，一口一口地喝着粥。大丫端着淘好的米从我身边走过，她的衣角擦过我的手臂，带起一阵微风。她连看都没再看我一眼，就那么走过去了，脚步轻快，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在那天上午干完最后半天活，韩家的新房盖好了。上梁的时候又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热闹了一个中午。周婶子炒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还有一瓶白酒，大家坐在新房的堂屋里，喝得脸红脖子粗。大队长韩叔端起酒杯，朝大家伙儿一拱手：“各位兄弟，辛苦了！以后家里有事，说一声，我韩某人在这个村还是说得上话的！”

我坐在角落，喝了几杯酒，头就开始晕了。透过杯子里黄澄澄的酒液，我看见大丫在灶台边忙活，她穿着一件干净的、没有补丁的碎花衣裳，头发扎成了一根粗粗的辫子，辫梢上扎着一条红色的尼龙绳。她的侧脸很好看，鼻梁高高的，嘴唇抿着，带着一种很认真的神情，像是在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她。

后来我就走了。结了工钱，一块二一天，五天六块，周婶子多给了我一块，说三儿这孩子实诚，多给一块当路费。我把七块钱揣进贴身的口袋里，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张家湾。

一路上我都没有回头。

我不敢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会看见那个穿碎花衣裳的姑娘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像那天晚上一样，用那种我看不透也忘不掉的眼神看着我。我更怕的是，我回过头去，大槐树下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条黄土路和路两边望不到头的庄稼地。

后来呢？后来的事说来话长，也说来无趣。我在第二年经人介绍，娶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圆脸，大眼睛，老实本分，过门之后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利利索索，待我娘也好。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日子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倒也平平安安。

韩家的大丫头后来嫁到了县城，据说嫁了个开拖拉机的，日子过得也不错。这些都是我后来零零碎碎听人说的，从来没有特意去打听过，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那年深秋的夜晚，月光透过柴房门板上的缝隙照进来的样子。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也是说不出口的。你只能把它埋在心里最深的那个角落，用一辈子的时间，一层一层地盖上黄土，让它慢慢地、慢慢地烂掉，烂成泥，烂成灰，烂成记忆里一缕若有若无的青烟，连你自己都快要忘记它曾经存在过。

可是没有。

它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比如今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想起了这件事。我想起那双在月光下黑葡萄一样亮的眼睛，想起那只搭在我肩上的、冰凉冰凉的、带着皂角气味的手，想起她第二天早上端着淘米盆从我身边走过时衣角带起的那一阵微风。

我至今也不知道她那天晚上为什么要来。

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那个闭塞的、沉闷的、一眼望得到头的村子里，想要抓住一点什么。也许是我干活时那股子不要命的憨劲儿，也许是周婶子那句“这后生倒是不赖”，也许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只有她自己才懂的理由。

也许什么都不是。

也许只是月亮太亮了。

我把脸埋进掌心里，掌心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布满了这四十多年攒下来的老茧和皱纹。我闭上眼睛，那天晚上的月光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依然照得我眼前一片透亮。

“老头子，你咋哭了？”

老伴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带着炒菜的滋啦声和油烟味。

我睁开眼，飞快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大声说：“没哭！洋葱呛的！”

厨房里传来她的笑骂：“大白天的，哪来的洋葱？”

我也笑了。

是啊，哪来的洋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