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是走着走着就没了，有些事，是熬了一口气才挺过去的。
那年冬天，白马山边上，一条小船翻了，十几个还没来得及拿到纪念章的年轻女兵，就这么永远没上岸。
1949年末，南方的冬天冷得透骨，天刚一擦黑，山里雾气沉得像压了锅盖。
部队往重庆方向推进，我们这些军校的女兵原本也要翻山，可白马山那边出了状况。
上头说，山上还有敌人散兵，抓着解放军就活埋，还把胳膊留在地上示威。
这种事听着就恶心，但是真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翻山的任务临时改了，男兵走山，我们女兵坐船走水路。
船是一种老木船，最多能坐十来个。
我们二大队和三大队的女生分批上船。
我记得很清楚，江水混得像泥汤，浪不高，但急。
我们前头那条船翻了，船上是三大队的女生，全穿着棉衣，一个个都不会游泳，都是来自江浙安徽的学生娃。
看着那船一下子被卷走，心里咯噔一下，连哭都哭不出来。
第二天，船上那批人一个也没回来，没人去打捞，连尸体都没找到。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重庆了。
没几天就接了新政权的工作，天天走街串巷，接触工商、学校、厂矿，有一次，我带几个地方干部进我们军大的宿舍，他们带了台照相机，说想和我们军大学员合张影，大家挺高兴的。
结果被领导狠狠批了一顿，说我们没组织纪律，重庆刚解放，满街都是特务，搞不好人就没了。
确实，没过多久，城里爆破案、暗杀不断。
后来我们跟着部队到了川南宜宾，那块地已经解放，但匪患还在。
我们军大招了第二期学员，一边教课，一边带队伍下乡剿匪征粮。1950年初，匪特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光宜宾周边就有五万多。
这些人不是普通地痞流氓，是国民党留下的残兵，特务头子，还有地主武装，很多人受过中美合作所的训练，专门搞破坏、搞暗杀、烧毁粮仓。
我们一边剿匪，一边还得做群众工作，动员老百姓交公粮，稳定地方秩序。
最紧张的一次，是我们到一个村里征粮，刚讲几句话，村里就响枪了。
有一支穿便衣的敌人突然冲了进来，那时候我们只有五六个带枪的战士，还有一挺机枪，其他人都是军大学员，大多数还是新兵。
现场就乱了，有的女学员吓得瘫在地上，有的哭了，动都不敢动。
我当时是队副，看到那几个女生腿发软地蹲在地上不动，心里一下就急了，我跑过去，把她们一一拉起来，边拉边喊：“哭啥啊，不想被抓走就快点跑！”她们脸上全是泥和泪，但还是跟着我往村口的祠堂跑。
那地方高，机枪能架得住，能挡一阵。
我们躲进去后，把女生都安置在拐角处，几个战士守在门口。
土匪开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对面也有机枪，火力凶得很。
一个战士中弹了，我和另一个学员给他包扎，他没吭声，还继续打。
后来又一个战士牺牲了，剩下三四个人，火力一直没停，土匪已经冲到楼梯口。
那一刻，我心里其实也怕。
但没办法，后头那几位女学员全看着我，我硬着头皮装镇定，一会儿跑去看机枪，一会儿跑回来安慰她们。
那种时候，装镇定比真有胆量还难。
正咬牙扛着，突然，远处传来了冲锋号声。
我们全愣了几秒，然后听到外头的脚步声和喊杀声。
我们的人来了，是特务连，他们就在附近执行任务，听到枪声就赶了过来，正好救了我们。
后来才知道，那几个战士中有人在开火时偷偷派人出去报信。
要不是他们反应快，我们全得交代在那祠堂里。
剿匪的工作原本打算三个月完成，结果拖了快一年。
匪患太严重，地方太大，敌人太熟路。
我们走村串寨宣传、征粮、协助战斗，天天提心吊胆。
有一次，我的本家石裕超，一个年纪不过十八的小伙子，在剿匪中被活埋，一点声响都没留。
寿县来的一个女学员，也在一次征粮中牺牲了，后来我还为她们写了证明信。
那些年，很多人连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都没留下，就这么走了。
解放西南的纪念章他们也没来得及领。
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后来参加了国家建设，成了离休干部，享了点福。
可说实话，比起那些没回来的人，我们得到的已经太多了。
他们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没有，就永远留在了大西南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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