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春州再考|墨书|完颜阿骨打|辽代|辽史|金代|金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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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作者查阅梳理了《辽史》《金史》及其他相关史料后认为，仅仅确定辽代春州为辽史中失载州的概念是不够的。《辽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历史文献中有关辽、金春州凡33见，这说明了春州不仅存在于辽朝，在金初依然是与辽朝交涉、通往中原的重要枢纽。同时，《金史》中曾多次提到“春州”，这也是证明春州存在的重要依据。文章作者结合历史文献对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所发现的两处“春州”墨书题字进行了研究后发现，这两处“春州”墨书题字均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同时，对辽、金春州的考证，还可以解决辽金时期长春河、浑河、豹子崖、部堵泊等一系列重要历史地理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十五条依据，以证明辽、金春州存在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并根据考证得出春州与长春州地名的由来，特别是对于辽朝诏改达鲁河为“长春河”的地名，以及长春河与洮儿河、蛟流河、春州、长春州的关系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辽金春州；双城子古城；豹子崖浑河；部堵泊

以往学术界对于辽、金春州的讨论，缺乏系统梳理史料，尤其是对《金史》中与春州相关史料和实物证据链之间的关系存在挖掘不足、分析研究不够充分等问题。因此，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第一手与春州相关的实物资料，得出清晰的辽、金春州的线索；并发现春州实际上是金初辽、金关系中重要的军镇，金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春州有很大的关联。

一、辽、金春州历史文献梳理与记述

经查发现，《大金国志》《契丹国志》《金小史》《辽文萃》《辽史拾遗》《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书中关于辽、金春州的记载大多转载于《辽史》《金史》和《三朝北盟会编》，而《松漠纪闻》《金文最》等书对辽、金春州疏于记录。张福有等人在《千载回眸——辽代春捺钵遗迹调查》中提出《辽史》中春州记载凡13条，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1条，清代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2条，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2条，共计18条。而张柏忠和孙进己两位先生统计《辽史》中“春州”记载达25条。为了便于了解史料中辽、金春州的记载，笔者查阅了《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发现春州记述凡33条（见表1），其中《金史》与《三朝北盟会编》中的春州记载是以往学术界忽略的史料。

上述文献充分说明了辽、金春州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辽代春州与长春州并存，张柏忠和孙进己先生提出的春州为《辽史·地理志》中的失载州概念是正确的，春州建置可能早于长春州。《辽史》载：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二月，“猎达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达鲁河曰长春河”。说明早在耶律隆绪时期，达鲁河已经诏改为长春河。又《辽史》载：“长春州，邵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显然，辽长春州设置是在诏改达鲁河为长春河之后。金初继续使用辽“春州”概念，并将其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金上京通往原辽朝腹地的军事重镇。此外，无论春州还是长春州，其地名都是地近辽代长春河。辽代长春河即达鲁河，亦即今天的洮儿河，古称“它漏河”“他漏河”“太沵河”“太鲁河”等，辽代春州与长春州皆因地近辽代“长春河”而名之。辽朝皇帝每年从辽上京或中京起牙帐，经霍林河、豹子崖至长春河上游今蛟流河畔的春州后，再东行至长春河（又称鸭子河）下游的长春州附近进行春捺钵。辽代长春州地处洮儿河（他漏水）下游，因金初时辽代长春州改为金泰州，又称新泰州，而旧泰州则是辽泰州已经从今泰来县塔子城迁徙到今天吉林省城四家子古城名之曰金泰州，同时将辽朝长春州改为新泰州，亦即金泰州，辽代长春州被裁撤后，却保留了长春县。

二、辽、金春州研究成果的梳理与碑刻、摩崖题字的发现

最早介绍突泉县双城子古城遗址的文献，是李逸友先生的《内蒙古突泉县发现辽代文物》一文，“双城子位于洮儿河支流内的蛟流河上游，在乌兰浩特市西约80公里，蛟流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南麓，水源旺盛，在双城子附近两岸形成广阔的冲击平地。双城子古城即筑在河东岸的冲击平地上，分为内外两城，内城尚完整，城内为农耕地，城墙长宽各约336米，高约4米，有敌楼，正南北向，南垣正中开有门；外城即套于内城之南。现今城内为村屯，东西两面城墙已不清楚，东侧有小河自东北沟内流来，以致将东墙冲刷去一部分。现今外城之三面各长约252米。西北角有废城痕迹。城内曾出土有青瓷碟、白瓷碗、铁刀、铁蒺藜及铜钱等物。”同时，文章中还介绍了双城子古城附近发现了众多石块砌成的辽代墓葬等。此后，学术界多引用该文中有关双城子古城的数据，并加以考据和介绍。

1981年，张博泉、苏金源和董玉瑛先生在其合著的《东北历代疆域考》一书中将突泉县双城子古城确认为辽代的乌州，并进行了与乌桓相关问题的考证与讨论。同时，该书中对双城子古城数据的引述，很显然是参照了李逸友先生的文章，但比较奇怪的是，却忽视了对李逸友先生文章的注释环节。另外，该书考证双城子古城时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即：把蛟流河当做归流河。这两条河流虽然都属于洮儿河右岸的支流，但是完全属于不同的支流。归流河在乌兰浩特市附近注入洮儿河，而蛟流河发源于突泉县西北的大兴安岭山地后，又东北流，在白城市地区注入洮儿河右岸。此外，书中关于乌州、乌丸山、乌丸水的考证也显得牵强，特别是引证曹挺杰《东北舆地图说》一文的佐证尚不充分，故笔者对张博泉先生等合著《东北历代疆域考》一书的观点存疑待考。

198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上发表了张柏忠和孙进己合写的文章《辽代春州考》，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与张博泉先生等人合著的《东北历代疆域考》出版时间几乎相同，因此相互之间没有借鉴引述或参考过。张、孙二位先生在该文中提出了双城子古城当为辽代春州，与张博泉等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见解。

张柏忠与孙进己二人在科右中期发现了带有春州字样的摩崖题字后，根据题记中“大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进行了道里考索而得出双城子古城的距离、方位恰在春州题记北35公里处，因此，推定突泉县双城子古城遗址即辽代春州的故址，并确认辽代春州是《辽史·地理志》失载的州城。同时，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回答了《辽史》中长春州与春州实属不同年代设置的理由与依据。今天重读《辽代春州考》一文，依然是证据确凿无懈可击。张柏忠、孙进己先生在该文中把上世纪80年代在科右中旗吐列毛杜公社（镇）海林大队西罕查干村北八华里许的巴日哈达山，发现摩崖题字中的“大今国奻，春州北七十里”之句，与双城子古城所处地理位置里数相结合，并根据历史文献对春州与长春州记载的不同，首次提出了辽代春州是《辽史》失载的州城。这是对《辽史·地理志》的重大补充，同时，与辽代长春州严格区分，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价值。当然，其对双城子古城数据的梳理依然是以李逸友先生195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基准。即使是张、孙二人1975年前后曾对双城子古城再次做了实地调查，但其基本数据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描述南城时增加了对古城细节的记录。此外，该文对《金史》中有关春州的记载却没有继续扩大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得辽代春州的认定依据显得不足。

1987年，柳岚在《考古》1987年第1期的《内蒙古科右前旗、突泉县辽金城址调查》一文中，简要的将双城子古城的考据做了介绍，并重复了张博泉先生的观点。

2002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二卷本。这是一部编撰长达三十年的第一部东北历史地理专著。其中第八章《辽史失载州县》第一节“上京道”的第一条就是春州：“春州，《辽史·地理志》不载。但在《辽史》的《纪》、《志》、《传》中多有记录，凡二十五见。史文中所记不谓不多，然前此研究者皆末视辽有此州，误以为是长春州之省称，故从未见有人提出异议。”

自从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吐列毛都海林村西罕查干屯北八里毕其格哈达山发现摩崖题字中有“长春州北七十里”后，学术界始提出辽有‘春州’，并别于长春州，同时详细论证了春州与长春州之不同。但遗憾的是，孙进己、冯永谦先生在其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中叙述辽代春州时，误将“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当做“巴日哈达摩崖题记”，这是错误的，应予以订正；并且该书也未谈及《金史》中关于春州的记载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

值得重视的是，《金史·太宗本纪》与《金史·太祖本纪》中的三见“春州”地名也说明了金初依然沿用辽代春州的行政建制，特别是完颜阿骨打在返回都城（金上京城）的最初计划行程中，就约定完颜吴乞买率内戚来春州会晤，并约定到豹子崖相會，结果却因阿骨打病情加重没能如愿。但是，在《金史·太祖本纪》与《金史·太宗本纪》中却留下了春州地名。

三、确定突泉县双城子古城为辽、金春州的主要依据

根据笔者的考证与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确定辽金春州的主要依据如下：

1.经查《辽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据初步统计有关辽、金春州的记述所见凡33处。文献记载中辽、金春州的分析，亦如上述此不赘述。当为辽、金春州是有别于辽、金时期的长春州与长春县的客观存在，不应将辽、金春州与长春州混为一谈。尤其是《金史》中有关春州的记载，更说明了辽代春州存在的事实。历史文献中多处出现辽、金春州的现象，说明了春州的存在在辽、金两朝并不是孤证。

2.重要的是，霍林河流域发现的两处墨书题字中有“春州”字样。一是汉字墨书，即巴尔哈达墨书“大（今）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二是女真文墨书，即：“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有关春州的实物证据。此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辽寿昌三年贾师训墓志的志文中载：“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这也属于春州的重要史料的依据。这些都说明辽、金春州的实物证据不是孤证。因《辽史·地理志》与《金史·地理志》均无春州建置，“春州”文字墨书与碑刻等实物资料补充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并与史料相互印证，证明了“春州”是辽金历史地理志中的失载州。

3.双城子古城所在方位与巴尔哈达墨书题字的方位距离相合。今突泉县宝石镇双城子古城坐落于巴尔哈达墨书题字的正北方向，南距“巴尔哈达”春州墨书题字的虎崖为35公里，与巴尔哈达墨书题字中“春州北七十里”完全相符。故笔者认为巴尔哈达墨书题字的虎崖，很可能就是完颜阿骨打返回皇帝寨（即金上京城）距离春州城不远的豹子崖。虎崖与豹子崖，均指兴安岭中曾经生存过的凶猛动物，至今已难觅踪迹，但古代兴安岭山地间可能存在过这种凶悍的动物，虎崖与豹子崖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由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后的历史地名语言变迁的规律。

4.吐列毛都海林村西罕查干屯北八里毕其格哈达山的墨书题字地点，很可能是完颜阿骨打最后与完颜吴乞买及其宗室和文武百官在浑河北会晤的地点。如果该处墨书题字内容能得到全文译出，将会有突破性的发现。该处墨书题字恰恰坐落于今霍林河左岸，从方位上观察当在北岸。辽代的浑河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霍林河，并非是今天沈阳附近的浑河。

5.突泉县双城子古城分南北二城，北城大于南城，“北城周长1468米，南城周长756米”，二城间正中处开设一券门，城垣为夯土版筑，修筑有马面14座，角楼6座，完全符合辽、金州一级古城特征。根据古城内出土文物的断代，可断定突泉县古城的建筑和使用时代当在辽代而金代继续沿用无疑。

6.突泉县双城子古城出土的文物中多铁器，且以铁农具居多，有铁锄、铁镰刀、铁锹、铁剪刀、铁䦆头、铁铡刀、铁镐、铁铧等。并出土有布纹瓦、轮制灰色陶罐、磁州窑瓷片、定白瓷片、仿定瓷片等。这些文物多与辽金时期农耕劳作的生产工具有关，说明辽、金春州地域农业比较发达。这与文献记载“春州”盛产“粟”（即谷子）、“辽之农谷至是为盛”相符。辽代在沿边诸州设置“和籴仓”，明确记载了春州也在其内，“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

7.据前述史料可知，春州城在辽金时期是辽金帝王、诏令传递、商旅往来、少数民族朝贡的重要交通枢纽的州城。如：辽朝皇帝每年阴历二月去长春州附近春水捺钵时，都必经春州前往捺水、混同江、达鲁河三水汇合处进行狩猎活动；完颜阿骨打在返回上京诏令吴乞买来春州會唔，以及吴乞买登基后即建立了从金上京城到春州的驿站制度等。此外，历史文献中还经常有春州与辽泰州（旧泰州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金泰州（新泰州今吉林省城四家子古城）并列的现象。这些都证明了辽代春州与辽泰州、金泰州、金上京城之间存在着交通往来的固定的驿站道路。今天，沿着双城子古城的蛟流河顺流而下直达洮儿河下游的城四家子古城和辽金泰州城，城址、遗迹、烽燧、古代村落遗存随处可见，并且向南霍林河方向、向西、向北、向东北均有遗迹可寻，说明辽、金春州是洮儿河上游流域特别是蛟流河流域的交通枢纽，蛟流河水道是当时春州通往洮儿河下游的重要交通道路。

8.《辽史》中有春州与泰州因河水泛滥威胁州城而增筑河堤的记载，说明春州城当临近河流，查双城子古城地近洮儿河支流的蛟流河上游，西距蛟流河左岸仅500米；且城东北兴安岭山地有一条无名小河，俗称东北河。东北河原来与古城南、东、北均相通，可能是经过人工疏通的河道，这是因为蛟流河与东北河是季节性河流，东北河经过南城墙后向西注入蛟流河，一旦山洪爆发就会威胁到春州城，因此疏通河道增筑河堤是春州城防汛的必然工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辽寿昌三年贾师训墓志的志文中也有载：“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

9.双城子古城遗址周边地区遗址众多，特别是古城外的东北角、东南角均有高台遗址，出土有辽金时期砖瓦，当为双城子古城即春州城同时代遗存，疑为金代春州所建的“和籴仓”遗址。此外，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对春州城周边进行过多次调查，发现古城附近有大片墓葬区，有辽墓及一些积石墓和石板墓，出土的文物多为辽代同期遗物。特别是墓葬形制有类似渤海国的墓葬特征，可能是辽灭渤海国后迁来大批渤海人长期居住于此的缘故。《辽史》有载：天庆六年，秋七月，猎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馀户叛，东北路统军使勒兵追及，尽俘以还。又《辽史》天庆七年春正月甲寅，减厩马粟，分给诸局。是月，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

10.关于辽代春州建城时间，据《辽史·兴宗本纪》，重熙七年（1038年），二月庚午，如春州。乙亥，驻跸东川。这说明春州建城时间早于辽代长春州城的建城时间。又据《辽史·圣宗本纪》，重煕八年（1039年）十一月甲午，······己酉，城长春。说明辽朝在修建长春州城之前一年，辽朝春州城就已经存在。至于春州城建于何时，文献中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春州早于长春州是毋庸质疑的。文献中所谓的东川之地当在春州城以东（即双城子古城东方的蛟流河流域）求之。

11.关于春州、长春州与长春河的关系，据《辽史》载：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二月，“猎达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达鲁河曰长春河”。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诏改达鲁河为长春河，早于春州出现《辽史》中最早建于重熙七年（1038年），而长春州则建于《辽史》中的重熙八年（1039年）。以此推断，辽代春州与长春州都晚于“诏改长春河”的时间，如果确定春州即今突泉县双城子古城，那么辽代长春河可能就是包括今突泉县蛟流河流域，并一直注入洮儿河处以及东流入嫩江的汇合口。也就是说古代长春河并非是今天的洮儿河全流域，古今长春河所指河流走向并不是一条河流，这说明蛟流河与洮儿河下游在辽金时期被看作一条水——即长春河，亦即古代达鲁河。因春州城地处长春河上游，此当为辽代春州地名的由来，而长春州地处长春河下游，故有长春州的称谓，长春河当为春州与长春州地名的共同的地理特征和分野之河。

12.对巴尔哈达墨书题字中的“大今（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的解读，学术界认为“奻”字当做“女真”解，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张柏忠和孙进己先生的文章，多年来，学术界把此推论作为定论。但笔者认为，“大今（金）国奻”的“奻”字，应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为表达其对女真人的蔑视，故在墨书题字中用“奻”字替代女真，以形容女真人属于“愚顽落后”之类；而且无论从字体、字形还是字义角度观察都不应读解为“女真”二字。书写者为何不直接写“大金国”而写成“大今国”，其中必然蕴含着不承认大金国地位之意。此外，从大金国的表述中也可以清楚的判定，书写“大今（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的墨书题字的年代应在辽末金初，即大金国建立的1115年前后。这一时期的辽金关系错综复杂，此时辽王朝尚未彻底灭亡，金初国号虽然刚刚确立，但尚未立足天下，阿骨打需要辽朝名正言顺的册封，因此就有了辽金之间有关“册封十事”的往来和反复讨价还价的事件的发生。或许巴日哈达“大今（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的墨书题字，就是往来于辽金之间的辽朝使者（汉文字及书法功力很深的人）在递送往返册封十事的官文书过程中，经过豹子崖时因心怀对女真人建立大金国名号的愤慨和不服的心理而书。实际上，巴尔哈达墨书题字的内容并非仅是“大今（金）国奻春州北七十里”文字，仔细辨认上下文尚存，但由于风侵雨剥，以及后人又有墨书覆盖等原因，现已无法辨认。因此，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这一墨书的字面上，而要对其墨书题字背后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方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笔者认为，巴日哈达（虎崖）墨书题字处就是《金史·太祖本纪》中提到的“豹子崖”，其地形地貌与众多的历代墨书题字之所以存在于此地的崖壁上，更何况还有早于金代的墨书题字，即“辽代大康三年四月十三日”的契丹文墨书题字等，说明了这是一处记载辽、金时期契丹与女真往来历史故事的重要摩崖题字文库，期待文物主管部门对其墨书题字进行辨析、翻译和研究，并尽快公之于众，以便挖掘更多历史故事的细节。

13.关于“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中的“春州”的讨论与推论。从上述对巴日哈达墨书题字的分析来看，巴日哈达墨书题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性质，表明了此处山崖墨书题字距离辽、金春州的距离与方位，而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中的“春州”墨书字数较多，并且为女真文书写，这就决定其文字内容必然是与女真人建立金朝相关，其年代当在女真建国之后。根据已经发表的毕其格哈达摩崖题字的材料可知，其女真文在霍林河左岸一座突兀而起的山崖上，墨书题字3处，共计27行，224个字。无疑，该处墨书题字内容异常丰富，很可能是属于纪念性的、有重大历史事件内容的墨书。据上文分析，辽末金初完颜阿骨打在征辽过程中生病回返皇帝寨途中，要求吴乞买至春州附近豹子崖迎驾回銮，由于其病情加重，在即将接近豹子崖的地方浑河（霍林河）北岸与吴乞买等人会晤，并完成了权力的移交。这一历史事件细节在史书中难以查找，但“浑河北岸”这个地点与豹子崖、春州必然在同一条交通路线上，且距离不会太远。辽代与金初的浑河就是今天的霍林河，这已是学术界定论，而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中“春州”题字的地理位置，就在所谓虎崖，亦即豹子崖之东南45公里处，此为霍林河左岸，亦即浑河北岸。因为此段霍林河恰恰是由西北流向偏东南，基本呈由西向东流淌，这一方位与《金史》所载阿骨打与吴乞买最终在浑河北会晤的方位相合。同时，第二处“春州”墨书题记与第一处墨书题记的虎崖（巴尔哈达）相距不远，如果巴尔哈达虎崖春州题记就是阿骨打所说的豹子崖，那么，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中的“春州”就有可能是阿骨打与吴乞买最终会晤地。由此可以推测，在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摩崖题记附近定会找到与辽金相关的重要遗址，或古城或建筑遗址。如此看来，亚门毛杜毕其格哈达墨书题字与巴尔哈达墨书题字沿霍林河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临河交通驿道，临近冷水源有助于运送和保存完颜阿骨打尸体，又便于交通，由巴尔哈达墨书题字地点向北可以沿着山谷溪流直达春州，即突泉县宝石镇双城子古城遗址。

14.完颜阿骨打在浑河北岸即今霍林河左岸与吴乞买会晤后，继续向皇帝寨（金上京城方向）前行，因重病难治，最后在部堵泊西侧行宫寿终正寝。“部堵泊”应该是一个湖泊，其地当在蛟流河沿岸寻之，因为完颜阿骨打与吴乞买等文武百官会晤后，继续赶往阿什河（按出虎水）的皇帝寨，应从春州顺蛟流河而下。因此，“部堵泊”亦即部堵湖当去春州以下的蛟流河下游不远。今突泉县九龙乡境内地在蛟流河下游右岸有九龙渔场，俗称“王围泡子”。此为蛟流河流域较大的湖泊，地近蛟流河注入洮儿河下游右岸。其西侧有辽金遗址——“杜尔基遗址”。遗址出土的釉陶片及黄釉鼓腹罐残片当为高品级遗物，属于辽金时期贵族或皇家用品，可依此推断此处遗址为辽、金时期皇帝行宫所在地。因此，杜尔基遗址可能就是阿骨打寿终正寝之地的“部堵泊”西侧行宫所在。故推断突泉县九龙乡“王围泡子”（所谓九龙渔场）即《金史》中所记的“部堵泊”，其西侧的杜尔基遗址就是阿骨打的行宫所在。

15.辽、金春州的所在地是自北魏、隋唐以来北方民族通往辽西地区的朝阳及与中原沟通的重要朝贡道。勿吉国人乙力支当年渡“太儿河”（今洮儿河中下游）沉船于附近的芦苇荡中，后沿蛟流河徒步直达宝石镇经虎崖沿霍林河向南，经阿鲁科尔沁旗继续向南渡过西拉木伦河直达大凌河畔三燕古都“和龙”即今朝阳。辽朝建立后，继续经营和利用这条朝贡道，并逐渐成为辽朝皇帝北狩的重要交通线，春州即依据“长春河”而名之。因此，春州附近除辽、金遗址外，当有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查今春州城附近辽金墓葬及其更早的古墓群已有蛛丝马迹，尤其是春州城东北大兴安岭山麓之间有早于辽代的墓葬群（积石墓和石板墓），从被盗掘的墓坑中采集到的厚重的褐色陶罐特点分析，可以推断其年代早于辽朝，此项工作尚待考古工作者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发掘。

综上所述，今突泉县双城子古城就是辽、金春州古城已无异议，其历史文献、墨书题字、交通驿站、方位地貌、特产环境、背景遗存、语言文字、民族风俗、临水之城、出土文物、河流山脉等，无不一一相合，证据凿凿，可补辽、金两朝地理志中失载的州城。辽、金春州，始建于辽，沿用于金初。金末春州之地沦为金朝的边防重镇，金代的边墙在古城北部穿过，可为证明。由辽入金，辽朝皇帝春水捺钵路径上的重要州城，《辽史》中对春州记载的内容庞杂，包括政治、经济、农耕、仓储、文化、交通、河堤修建等等。此外，上述对辽、金春州的考证，还可以对与春州相关的一些历史地名进行疏正，如：辽代长春河并非是今天的洮儿河干流的全部，而是把洮儿河右岸支流蛟流河与汇入洮儿河直达嫩江汇合口才是辽代的长春河，也就是说古今长春河所指的河流具有明显的区别。今天的霍林河则是辽金时期的浑河，巴日哈达的虎崖就是辽、金时期的豹子崖，等等。春州，是金初完颜阿骨打病重后返程路线的必经之地，也是金朝初年完颜吴乞买诏令建立皇家交通驿站的重要州镇。特别是对于探索勿吉国向北魏朝贡道所走的路线，辽朝皇帝春水捺钵的行程路线，都已经建设了完备的行宫和春猎的行在，因此金朝初年才能够很快利用这条通往辽上京、中京及其中原的交通道。实际上这条路线就是东北亚地区较早开辟的通往北方及东北亚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廊道。由此发微，补史证史、填补空白，演绎历史故事，并可学以致用，发挥人文旅游资源的优势，服务于突泉县地方经济的振兴。

作者：王禹浪、王天姿

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年第12期

选稿：耿曈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宋柄燃

审订：杜佳玲

责编：江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