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8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刑场，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被押上了刑车。
临刑前她喊了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安安静静地走了。
她叫萧明华，台湾大学的女讲师，上课温柔、说话轻声细语，学生都喜欢她。
没人知道她真正的身份，也没人知道她手里送出去的那些情报，随便哪一份都够要她的命。
她被抓之后，特务们折腾了大半年，竹签扎手指、电刑、灌辣椒水，能上的手段全上了，她一个字都没吐。
直到行刑令下来了，她突然开了口：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
特务们一听，乐坏了，觉得这块硬骨头终于松口了。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句话从头到尾就不是在服软。
萧明华要见哥哥，是因为她还有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把一个救命的消息传出去。
萧明华1922年生在浙江镇海，父母走得早，跟着哥哥东奔西走。
先在上海落了脚，后来哥哥工作调动又搬到开封。
抗战一打响，一家人再次卷铺盖往重庆跑。乱世里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可她偏偏成绩好，硬是考进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
那所学校在国统区的眼皮底下，校园里却藏着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先生，其中台静农对她影响最大。在台静农的引导下，萧明华脑子里那盏灯被一点点拨亮了。
后来她跟着台静农的推荐去了北平念书，在那里认识了哥哥的同事朱芳春。
这人表面上是北师大一个本本分分的教书先生，实际上是个老辣的地下工作者。
萧明华跟着朱芳春一脚踏进了那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在冀中军区干情报传递的活，国民党那边不少机密就是从她手里一份份送出去的。
1949年前后，南京那边已经在收拾细软准备退往台湾，台静农这时候已经提前一步在台湾大学站稳了脚跟。
老先生心里盘算着要在岛上开辟一条暗线，想来想去最合适的人就是萧明华——有学识、有胆量、心思细，关键是她那张知识女性的脸，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一封邀她去台大教书的信就这么飘过了海峡。
萧明华跟朱芳春一合计，觉得这是个能给新中国开第二条战线的好机会，请示组织后就收拾行李过去了。
到了台北，她白天在台大讲课，一身素色旗袍、戴副金丝眼镜，学生没一个不喜欢这位萧先生。可晚上干的才是真正要紧的事。
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日军走的时候留下一张详细的军事地图，被当宝贝供着，外面还套了好几层保险。
萧明华想办法把这张地图偷拍了下来，照片装进她亲手做的防空箱送回了大陆。
后来海南岛的防务部署、舟山群岛的兵力配置，这两份分量极重的军事情报也是经她的手送出去的。
那时候的台湾岛已经是个高压锅，街上到处是便衣特务，电台被三角定位，邮件被层层拆检，搞情报的人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
萧明华能在这种环境里干这么久，靠的不是运气，是脑子，是分寸，是把每个细节都拆碎了再拼回去的耐心。
1950年2月的一天，正好是萧明华的生日，三哥萧明柱上门给妹妹庆生。屋里还摆着寿面，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萧明华一看来人不对，转身走到阳台，把晾在外面的旗袍不慌不忙收了进来。
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就是顺手收衣服，但在地下工作的规矩里，这是个明确的暗号——衣服收回来，意思是"我已暴露，准备牺牲"，给其他同志看的，让他们赶紧撤。
接下来几个月，审讯室成了她最后的战场。皮鞭、烙铁、坐老虎凳，特务换着花样来，她一个字都不说。
等到行刑令下来了，她突然开口说要见哥哥。特务们以为她终于怕了，高高兴兴安排了见面。
见面那天，萧明华让哥哥帮忙带七颗鱼肝油丸出去，还嘱咐再带几瓶进来。
这话听着就是个生病的犯人在求药，可按嘉兴话来念，"鱼"通"于"，"七"通"去"，连起来就是"于去"——朱芳春当时的化名叫于非，意思是让于非赶紧走。
一句要药的话，救了一条线上好几条命。
这场"兄妹见面"演得天衣无缝，特务守在边上听了半天什么都没听出来。
等萧明华被押回牢房，该送出去的全送出去了，该警告的全警告到了。
1950年11月8日凌晨，马场町刑场，萧明华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她留下的遗书里有一句话：不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家乡，就让我留在台湾吧。
她牺牲三十多年后，家人才从一纸通知里知道，这个妹妹不是什么不明不白死在台湾的女教师，而是地下党员、革命烈士。
骨灰后来被接回大陆，安放在八宝山，墓碑背面没刻生平，只有三个字：归来兮。
七十多年前萧明华那一代人把命搭在台湾岛上，图的就是有一天两岸能真正连在一起。
她那句"就让我留在台湾吧"不是矫情，是托付——把自己的骨头埋在那块土上，是替后来人占一个位置，是告诉岛内同胞，这片土地从来就不是孤悬海外的一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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