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时期，由于思想碰撞强烈，社会治安动荡，为维护各界稳定，中央曾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军管”就属于“两军”之一。部分重要地区、机关部门，都曾实行过军管，像原本负责全军思想工作的总政治部亦是如此。
而当时总政军管小组的负责人，是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曾经引起过很大争议，像部门内的李逸民少将就评价：狂了一时，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当初，究竟发生过什么？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一、
真要说起来，总政的风波从1960年就开始了。从秋收起义走出来的开国大将谭政被扣帽子，莫名成为“彭黄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之后就主要是萧华上将在负责。
但是1966年运动开始后，萧华也受到冲击，在这前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傅钟、袁子钦等人也陆续被“打倒”，部门运转已十分困难。
到1967年情况更为恶劣，不单单是哪位领导，而是整个总政都被扣上“阎王殿”的帽子，之后原先挨批的更得挨批，各部局正副职干部几乎都要接受审查，工作陷入瘫痪。
思想上的武装，是革命能够胜利的重要法宝，政治工作是不会也不可能丢掉的，总政已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统筹呢？“有心之人”早就想好了办法。
1967年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正式成立，三个月后办事组下的政工组也宣告成立，将原本总政治部的职能全部包揽过来，总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名存实亡。但这还没有结束，次年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革委会，“打倒一切”的浪潮也向军队系统推进，总政受到更强力的冲击。
二、
1968年，组织上对很多省市、单位、工厂等实行了军管，由于总政长期处于特殊状态，上级也安排了海军的王宏坤带队进驻总政机关，由他担任军管组组长，对总政实行军管。
这道任命，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指向，即相关集团希望通过军管，将总政彻底纳入军委办事组那套权力链条之下，并且对总政的机关体系进行一轮全面的“洗牌”，确保之后被他们牢牢掌握在手中。因此王宏坤到任后特别激进地进行“整肃”。
据一些总政的干部后来回忆，军管组将总政及下辖各部、各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列出名单，按职务、资历、曾经参与的工作等方面，逐个“排队”、“排日程”，安排“揭批会”。
很多人被逼天天写材料、挨批，稍有不对就会被扣上更大的帽子。总政原本已摇摇欲坠的工作秩序，被无休止审查彻底搅乱，人人自危。
面对这种局面，大家也很难做些什么，只能期盼早日出现转机、熬到时局变化。到次年，还真的异变突生，然而，却不是往好的方向。
三、
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爆发冲突，实力更强的苏联吃亏后，叫嚣要对中国进行报复打击。中央为避免被敌人“一锅端”，下达了疏散令，让在京的老干部们到地方去待命。
这件事本意是好的，以此来确保我国能有反击之力，但执行时却出现了差别化对待。大多数被疏散的干部，实际早已“靠边站”。这种情况的干部，被安排的地方往往不太好，有的在农场，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开始休养等等。
并且疏散是中央决定的，很多部门就可以扯着这个“大旗”，趁机将那些还没被“处理”完又不好“处理”的人，送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一旦离开首都、离开政治中心，再想回来就千难万难了。好好的一个政策，被一些人用成了打击政敌的手段。
王宏坤所在的军管组，就为总政制定了一份36人的疏散名单，一个个去通知。对于不愿意走的，就恐吓加哄骗，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下，有35位老干部都没撑得住，只有1人成为特例，即原总政文化部部长李逸民。
李逸民1964年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解放军报》总编辑时，因跟一些人处不来，就以心脏不好为由申请离休。本来不在实权岗位上，他大概率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可在1966年，他没有认清形势，见到总政文化部的几位副职被贴上大字报，竟主动提出自己这个原部长也应该被贴，不贴自己的大字报很不公平。几个月后得偿所愿，被贴上了大字报，因而被军管组的人注意到，要求疏散。
李逸民很清楚如果离京自己的处境会更糟，所以就百般推脱。军管会的一开始态度强硬让他走，他直接不搭理。随后军管会改了策略，说这是组织爱护老干部，担心他们的安全，希望能得到配合。
李逸民想了想，提出去庐山，未得同意。转而说去莫干山，仍被婉拒。这两处都是中央重要干部休养的地方，李逸民知道肯定不会获批，故意说出被拒后，他就顺势摆出“我已经配合，是你们不愿”的态度。
对方也不傻，直截了当说已经安排好九江的疗养院，附近有福州军区的一所军用医院，健康问题可以得到照顾。
李逸民知道不能把话说死，就先答应了下来。只是答应归答应，他一直没走，拖了几个月还在对外说收拾行李。
此后军管会几次来催，李逸民都是摆出配合的姿态，但实际一直在拖。到最后双方都不耐烦了，李逸民就让来人转告一句话给王宏坤：名单上36个人，35个走了，任务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就剩我一个，王宏坤你自己看着办。
意思是军管组的疏散任务已基本完成，没必要再死磕自己这一个。纠结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幸运的是，李逸民用独特的抗议方式赢得了“胜利”，军管会最终也没有把他怎么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环境又发生了变化。
四、
到1969年末，中央传来新指示：李德生负责重建政治部（正式任命时间为1970年4月）。军管会的作用被削减，疏散之事也就没那么严格了。
当听到这则消息后，李逸民对家人说：“王宏坤狂了一时，谁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军管组撤走时，他还对着那些即将离开的人：“你们走了，我就不走了！”
这种关系转变很微妙，后来总政在李德生的主持下，逐步重回正规，军管会随之撤销。再后来，王宏坤就因为跟海军李司令员等人靠得太近而被处理。一时的高低，不代表永远，凡事不能做太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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