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書按：“新行思真能赚到钱吗？”之前收到新行思寄来的新书时，我曾在编辑部发出这个疑问（笑）。无论是内容还是装帧，新行思的书都绝对上乘，但对于大众读者而言，这些书或许并不那么阅读友好，容易“叫好不叫座”。前不久杨师傅分享了《闺思》出版背后的故事，历经八年，辗转三家出版社，这份坚持值得敬佩，就像杨师傅所说：“出来就是胜利，就会被阅读，赚不赚钱已经没法考虑了。如果完全把出版当生意，这些书应该出不来。”
此文兼忆周文彬先生。
似乎到了一个不自觉地会回想往事的年纪了，回想的内容似乎总是会跟职业有关（我是干出版的），回想起的那些人与事与场景，似乎总免不了来自于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我是1998年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进入出版这一行的。
我很喜欢第一任东家出版的一套丛书，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001年，作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杂志，《光与影》因经营问题被迫改版改名为一本面向中学生的杂志后，我们原班的几位所谓“摄影文化”编辑无意为中学生服务，就分流到了出版社其他编辑室，我被分到的这个编辑室就负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人周文彬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出身复旦大学中文系，爱哲学（中文系出身的人爱哲学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江苏哲学界深受敬重，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一个办公室坐三个人，老先生当时差不多是我现在的年纪，我们俩的办公桌并排，面朝北，两个桌子相距三四十公分，每人面前各朝着一扇窗。老先生严肃，较真，不苟言笑。我被分到的第一部书稿就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种，《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我是山东人，不过这个叫“台头”的村庄我并不知道。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坚持实属不易，以我参与编辑这套丛书的浅显感受来说，这套在中国当代知识界影响巨大的丛书，在当时的社里其实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多重视。每年大概两三本、三四本，主编刘东教授还到处寻找一些资助。若非如此，这套丛书想必多年前就夭折了。
记得有次去领导办公室汇报一个什么事，周文彬先生先已在了，只听得老先生嘴里嘟囔了一句：“不行就不做了呗。”我当然不知道老先生跟领导谈的是什么事，只是直觉猜测领导是想终止丛书。当然后来丛书并没有终止，不知道是老先生后来又在领导那里做了坚持与劝说，还是根本我的猜测就是胡思乱想。总之，这套丛书没几年之后就从河东转到了河西，遇上了市场的热潮，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镇社之宝。丛书后来于2019年在北京举行创立三十周年盛大纪念庆祝仪式，出版总计200多种，真堪称功德无量的文化、学术工程。丛书后来的出版继承者们纷纷登场，表演各种对这套丛书的贡献与慧眼、坚守，从丛书策划、创立到个人退休之时统筹这套丛书十五年以上、对这套丛书居功至伟、已经退休十多年的周文彬先生却是没人再提（好像丛书35周年的时候社里对老先生做了个专访，算是意思了一下）。后来丛书又一鱼数吃，把“艺术类”“女性类”主题的书挑出来出特装版，则是一种新时代的业态表现了。
以今天我对行业参与的纵深以及今时今日的业态而言，回头看，周文彬先生实属具有大的文化与知识视野与抱负的出版策划人，以他当时的出版策划成就，在今天各种媒体新媒体各种年度的当下，他就应该是最有资格的年度致敬。当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接过几次丛书主编刘东教授的电话，刘东教授的健谈令人叹服。我们当时在办公室私下里都说，刘东教授的电话一接通，寒暄两句之后就可以去干其他事了，一个小时后回来拿起电话听筒听刘东教授再讲演一会，捧几个哏，就可以挂电话了。
当时这套丛书是传统的32开（140*203），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标新立异，等后来让我编贺萧的《危险的愉悦》的时候，我就把成书尺寸改成了150*228。贺萧原书名副标题为“20世纪上海的娼妓业与现代性”，用“娼妓业”这个词估计审查是过不了关的，娼妓而成为产业，这怎么可以。不过，我把“业”改为“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那时候真想不到，多年以后，“娼妓”在书名中出现的权利似乎也颇不令人乐观了。
柏文莉教授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专治中国宋元社会史，其1998年的著作《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翻译出版已经是2015年了。其时，我已经辗转为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北京做“上河卓远”子品牌有两年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刷到了柏文莉教授的又一部著作，是2013年哈佛亚洲中心出版的《妓、妾与女性贞节崇拜》，封面上一位士大夫（男性知识分子）双手抱持一把琵琶，面向一位红装女子，像是央求这位女子来表演；红装女子的红色长服开着襟，露出一段淡色抹胸，头侧向这位男性知识分子，似是“含羞半敛眉”。这位红装女子想必就是一位妓或某位士大夫的妾吧。于是我让同事联系版权，买下版权后仍旧约请了《权力关系》的译者刘云军老师来译。但我绝对没想到的是，这本书竟是我此后为自己挖下的好几个八年大坑之一。
此后的八年我在出版实务方面的职业生涯，似乎始终处在一种还债的状态中。像《三只忧伤的老虎》《波斯细密画发展史》，包括柏文莉教授的这本《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等书，与我在出版实务领域的遭际紧密纠缠。如果跳出这个场域来看，这似乎就是一个人的运势，但这种宏观的运势，也确实就由这些特别细碎、逼人、看似无甚价值的具体事务呈现。这个过程中的波折我在其他一些场合也简略说过，在此就不再做祥林嫂了。
今年2月，我们的合作方，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分社的优秀编辑欧阳帆老师把《闺思》样书寄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拍了张书影发在了小红书，写下了下面几行字：
宋元时期四百年中国女性的角色和命运，都在这本书里了。这本书历经上河卓远、行思、新行思三个阶段，时间跨度有八年。去年去三联聊工作，生活书店的同行问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项目，这本书也不见得赚钱。确实，如果上河当时停摆的时候果断放弃，跟译者说句对不起，或许我真的可以不必背负这些，也或许别的出版机构接手了版权，这本书的出版会早几年。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我为什么偏偏这么执拗呢？我也说不清楚，就感觉我起意要做的书，约了译者，译者译完了，我不最终给个交待，心里会过不去。
这本书在两家出版社没有通过选题，因为原书名里有妓和妾，后来生活书店调整了书名，终于才最终得以出版。出来就是胜利，就会被阅读，赚不赚钱已经没法考虑了。如果完全把出版当生意，这书估计是出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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