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巴金的《随想录》俨然已是不能批评的“经典”，可要我直言无隐，《随想录》应该算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水分最重的一部“名著”，超过《平凡的世界》。由于巴金的地位在那、德望在那，加上《随想录》本身那种欲言又止的温吞、见好就收的分寸，以及不无小补的尺度，让左右上下四方都能接受，最终洊跻为高高山顶立的一大符号，可实质如何呢？
图：今年5月海王村拍卖，巴金签名本拍出近10W，证明地位还在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乃至该书面世未久，圈内就有行家甘冒不韪褒贬，认定为平庸之作。可惜，彼时事主巴金雅量就不够，眼见有书呆子居然如此“不识人情暗于机宜”，学“讲真话”都讲到他老人家自己头上了，登时就勃然大怒，反过来呵斥对方是“鸡蛋里挑骨头”（张静《巴金 <随想录> 忏悔意识成因传播与影响力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2015版，页245-247）。彼时的巴金，德隆望重，文坛宗主，更有门生故旧遍天下，行内人几乎无一例外自觉站队，批评者压力太大，只好识趣噤言，而明眼人亦只能嗫嚅逡巡，从此再也无人敢触逆鳞了。不得不说，这是晚年巴金的一大遗憾。当然，公正地说，比起差不多同时期，某公不过写了一点尖锐的批评文字，结果家门口收到一堆“撕了一角的冥纸”威胁，万千恨意尽在不言中，巴金到底还是体面的，断不至于也包邮从沪上武康路寄去一批冥纸。
但《随想录》的“文学性”争议，显然始终都在。现在回过头看，那时的“青年评论家”、日后的川大中文系教授张放，刊发于1986年前后《文学自由谈》杂志的那篇“发难文章”，议论的很是到位，也是正经的文学评论，绝非不正常的人身攻击（如果是，当时也发不出来）在，多数观点至今也立得住。我本人就素来认为，巴金固然人品绝高，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干净人”，可他的散文集《随想录》论文学水准着实并不高明，人品≠文品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我爹这种纯粹乡下老好人今年就该填报竞争茅奖鲁奖。张放们无非从“文学本位”立场看待《随想录》，进而评估其价值，然后如实给出了“差评”的，要说问题最多也就是“有好尽之累”，言辞不那么客气委婉温柔敦厚。结果呢，他遵受“乡贤”兼大佬巴金的感召也放胆讲点“真话”，却被指为“别有用心”“混淆是非”，不得已偃旗息鼓，我想绝非他不识好歹，而是巴金及其拥趸那一方强横，不惟清襟雅量欠缺，似乎也言行不一，只是嘴上说的漂亮。本来，所谓“文学批评”，分来分去也就两种，一种是说“好听话”的，另一种是说“难听话”的，而难听的“真话”一旦“回旋镖”射到自己身上，似乎没几个人会乐意接受，巴金亦是如此。
不为贤者讳，起码在当时，巴金本人是深恶痛绝别人“讲真话”的，至少不能冲着他老人家“讲真话”，所以他亲自下场写于1987年6月19日的那篇名文《 <随想录> 合订本新记》，开篇就痛述“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了围攻”，认为“有这么多人深切地厌恶”他的《随想录》，甚至“挥舞棍棒，杀了过来”，原因只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坏人，是要阻止他建“博物馆”，“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指斥的大义凛然，罪名似乎也安的廓然大公。但如果稍微翻翻那些批评文章，就会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一回事。想一想，当代文坛最声嘶力竭倡导“讲真话”之人，并不容别人也讲点“真话”，稍有违异照样恼羞成怒，只不过他是无权限制止而已，就殊堪玩味。最近看北大邓小南那本史学名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新修订二版，其中第二章反复论证一个“真相”：在吾国历史上，每当“士大夫”群体落难时，同类“不仅全无物伤其类的悲哀”，落井下石的就是他们，而且“书生们”本身就是“整粛‘清流’的直接推动者”（2025年2月版，页114），所谓清流浊流往往只是形势与站位不同而已，这显然并非闲来一笔，而是“寄慨遥深”的。可惜这样的事，巴金研究者们就不会提及，装聋作哑。我是外行妄人随口瞎说，但李辉周立民诸公倒是该赐文让我们拜读，“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不吝教我一番的。
题外话，想过去德国文坛有位“让写作者既爱又怕”的批评家叫赖希-拉尼茨基，他生前有句名言，“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叫批评家”，这个“毁掉”就是要质问与批判写作者，甚至要去击打他们，时刻让他们不安、不自满，且批评家从来都不该是作家的“同盟”。1995年，当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沾沾自喜的《说来话长》面世时，拉尼茨基看后就直接差评，“这本781页的巨著也就5页拿得出手”，促使格拉斯要改写（狄青《卡尔维诺时代》，页69）。当然，这样的人也不会受欢迎，当他2013年去世时，全国上下备极哀荣，可葬礼上只有两位曾经被他大力提携的女作家出现，其他作家不见踪影。但这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不会在意的，自然也是我们这里文坛最稀缺的。我们盛产的是陈晓明、陈思和、谢有顺这类最擅长说好话的“批评家”，“你喊我歌德，我叫你席勒”，然后身泰名遂席丰履厚，长江学者、中文系主任、省文联总舵主，功名富贵节节高，尽有吃不完的“冷猪肉”。李更、唐小林这种好歹说的逆耳之言的，无一例外都混的很惨。想当初，李建军不过言不诡随批评了莫言几句，人家就当场翻脸，对着话筒说了一堆难听的话，从此“趋舍异路”拜拜，正也说明了“批评之难”，尤其是“说真话之难”（李建军《不成样子的扯淡》，广东人民2019版，页225）。李建军那句话说的很对，“我觉得批评一个作家，无论多么尖锐，都不能说是骂他，而是把他当做一个值得谈论的对象”，这本该是一个文学常识。我手头还有一本张放出版于1998年的书话集《叹凤楼枕书录》，里面遍论海内外文苑学界名家，却奇怪地绝口不提“蜀中前辈”巴金一个字，也不知道是否始终心有余悸在。
本来，从“文学立场”看，《随想录》的“文学性”含量就是不高的。反正我是怎么看，都看不出它多少高明来，而且真看不下去，直觉没什么文学美感，甚至也没什么修辞技巧，置诸当代文林就是一部平平无奇的散文集。《随》内容多有重复，结构板滞无变化，语言一味地平直如话，思想也谈不上任何深刻，甚至“勇气”也是巧妙点到为止的，我觉得张放教授的看法没有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其“文学魅力难以尽如人意”的事实。而且，即便《随想录》的最大价值是“说真话”，可“说真话”乃至“良知”与“勇气”本身都不是文学价值要素，否则乡下从来不乏一字不识却从不扯谎还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大妈大爷，他们每天每句都在“说真话”，难不成也可封为“文学大师”，明天轮流去拿个鲁奖？很显然，讲真话，讲真实的历史，这是史学的责任与生命，而不是文学的。而且，还有更为关键的一层，其实张放们也提及了，那就是《随想录》尽管追述了不少“触目惊心的惨状”，这些往事固然会让同时代的读者感同身受，可到了下一代的人们，已非亲历者了，如果这样的“文章”还是停留在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技巧，也不用什么修辞去感染他们，那它作为“文学”的意义就是有疑问的，主要功能充其量就只是一套“社会文本”，是那个时代“伤痕文学”上的浮花浪蕊一朵，且最终的结局无疑越往后“重要性”越低，如果没有花费大量人力与资源去刻意维持的话。归根结底，《随想录》的遣词造句乃至篇章布局太不讲究，一如巴金的大多数文章，让读者哈欠连连。这样的文学作品，如何可以是“名著”？坦率说，《随想录》这种书，很像马克吐温调侃亨利.詹姆斯的那样，“读他的书不能停，你一旦放下，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所以，平心而论，无论从“文学形式”还是从“文学内容”哪方面看，《随想录》都是很一般的，既乏文字技巧，内容也不深刻，更别说跃居“文学经典”了。那些评论家总说《随想录》如何好，我都听不懂，看不明白，甚至会觉得匪夷所思，总觉得我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就如“巴学”专家陈思和前些年来武汉开讲，慨然棒喝说《秦腔》是“当代中国最好的长篇”，我在台下也一脸错愕一样。但我想，近40年过去了，读者到底更新换代了两三茬，阅读环境也越来越宽容，普通读者无需被文学圈子的人左右，现实大抵可以证实，如今的绝大多数国人，只怕确实看不下《随想录》的。再直白地说，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张爱玲的书，如今还有无数年轻人会主动找来看，可有几个人会去翻看味如嚼蜡的《随想录》呢？《随想录》的读者，可说都是50岁+的中老年，偶尔见见翻翻，缅怀一下“爷青回”的年少时光，就像我至今也对琼瑶、三毛、刘墉、汪国真们怀有感情一样。这一点事实，似乎也可佐证当年张放们的“炮轰”与“预测”是大体正确的，起码并非妄下雌黄。反倒是巴老自己，看到批评后的表现，未免失态失言。一方面，他泽吻磨牙状指斥批评者都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别有用心”，以他当时的影响力，是会给这些人带去很多麻烦的，他全不在意；另一方面，他抬出著名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论为己辩解开脱，倘要实话说话，这也是比较滑稽的。我想，巴老为了让人家舍己从人，似乎连文学常识都不要了：文学怎可能真是“无技巧”还是“最高境界”的呢？假如无技巧是文学的最高境地，那我们为何还要博览群书读经典，为何还要刻苦训练，且世间哪还需要什么“文学”，拿支录音笔到街头随便拦个人灌音不就行了？所以，时至今日，每听人又鼓吹什么“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都直觉此公压根不懂文学，而巴金的这个著名理念实际也间接误导不少“文学爱好者”，让他们一直以为文学就是这么简单低端，原来刘项不读书，不仅老妪能解还是老妪最能写。
图：传为重庆某处废旧房子，每一面墙上写了一整部小说
实际上，《随想录》尚未正式结集时，海外文化圈就有大量杂音出现。现在看来，他们不在咱内部“局”中，未受预设前提的干扰，也不必看人脸色发言，倒是更能作出客观判断的。话说，当《随想录》还在报上连载时，港地就有一些作者在《开卷》等杂志上公开批评，也认为“文学性”不够，对这样的“文学大师”比较失望，认为“至少他可以写得更好”。措辞当然也是无畏的，诸如“文法上不通顺”、“忽略了文学技巧”、“读过《随想录》的人，都会觉得这位老作家退步了”之类指摘，可说毫不留情面，直接淋了巴金一瓢冷水。要我说，此类批评着实是打到要害上的。比如说，“有些读者会因为巴金言辞大胆，就肯定《随想录》的文学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再比如说，“这书由于说话都太露骨，情感就不免浮泛，难以打动读者的心”；再比如，“作者急于控诉现实，作了太多呻吟，虽然他的呻吟都是有感而发，可文字欠缺了功夫”，以及“而且那些捧场文字，更是俗不可耐”等等诸如此类的评论，大多数都“嘴替”说出了我自己读《随想录》的真实感受。最后一句，说捧《随》的那些人，是“俗不可耐”，更是一针见血的。时至今日，巴金的拥趸们还说这些批评“有的只是肆意诽谤，甚至污蔑攻击”，是“无中生有”，是“混淆是非”，是拿“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巴老”（张静《巴金 <随想录> 忏悔意识成因传播与影响力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2015版，页244），这是我更看不懂的。想鲁迅过去有句名言，“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 但含含糊糊地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漫骂》），巴金固然是好人，可这话应该也更能成立。
我本人，是从中学时代就读过《随想录》，近20余年后的今天，由于在网上偶然买到初版本，曾再尝试着翻阅此书，感想仍是差不多的，即《随想录》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让人看着头疼，实在读不下去。我相信绝大多数看过《随想录》的朋友，如果不刻意带着滤镜，真实感想应该也与我一般无二的，无非不敢实话实话，亦或者宁愿怀疑自身品味不行。我也承认《随想录》的社会贡献，但觉得这些与文学评判关系不大。而且，我也始终觉得，当年围绕《随想录》的那次“吵架”，委实称得上当代文坛最讽刺不过的一桩案例了：《随想录》写来写去，都是呼吁所有人要“讲真话”，且要有“独立人格”，可一旦有行家真讲了几句“真话”，不跟文坛内外“大合唱”了，连巴金本人都受不了，然后文坛内外继续“你好我好大家好”，一通夸夸夸，至于今日。记得前几日，我一篇文字恰好旁及《随想录》，有位上海IP读者赐言，说我讲的都很有道理，唯独批评巴金《随想录》“文学水准不够好”那段，是“暴露了你见识的浅薄”云云，直接把我看笑了。实际上，正如我早上偶然看到的一句话，忘了是否出自已故学者逯耀东先生之口，“我们对一个人的最大敬意，是在斯人已逝时是否还念及他”——从这一点看，巴金《随想录》的“社会贡献”是不该否认的，巴金的人格也确实是值得尊敬的（这并非套话），但非议或不认同《随想录》的“文学水准”从来都不是要去否定巴金这个人，以及他说的那些事。可惜，这么粗浅的道理，好些人就是不明白。记得去年偶得机会与吴欢先生交流，吴先生坦言乃父吴祖光的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没什么的”，现在看“不免幼稚”，只是“他年轻，敢写，有情怀“，我听罢反倒更加敬佩了。
其实，要我说大白话，时至今日还高捧《随想录》的人，大抵三类人：要么一点都不懂“文学”，要么就是不敢说哪怕一句“实话”，要么就是直接吃“巴金饭”的。可叹，世间有太多“经典”，本就是一伙人捧出来的，本质上是一帮圈内人“话语权”的争夺，是小屋子里“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文化上的事，文学是有“圈”也有“场”，学术则是“门”也有“派”，从来都不会“纯”，聪明人善假舟楫如鱼得水，老实单纯的人就看不大明白。再说句冒犯的，当代有三部“文学经典”，《随想录》、《平凡的世界》以及《三体》，我以为都是最能测评出一个人“文学品味”的高低的。
2026.6.14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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