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待了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初中,也够一个人把另一国的活法从骨头里过一遍。
我叫阿辉,今年三十二,老家在广西东兴,跟越南只隔着一条北仑河。小时候站在岸边能看见对岸的芒街,觉得河那边神秘得像另一个星球。后来真去了,发现不是另一个星球,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让人上瘾又让人清醒的世界。
去越南是因为工作,公司在中部岘港有个项目,派我过去做现场管理。那一年我二十六,刚从一段失败的感情里爬出来,浑身是伤,只想跑得远远的。越南够远,于是我就去了。
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语言不通,饮食不惯,热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岘港的夏天比广西还猛,那种热不是干热,是湿热,空气像湿棉被裹着你,呼吸都费劲。出租屋里只有一台老式吊扇,呼呼地转,把热气搅匀了又浇下来。
就是在那样的夜晚,我认识了阿梅。
她在公司隔壁的咖啡馆上班,穿着白色奥黛,端着一杯越南冰奶咖啡走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是电影里的画面。越南女孩子,皮肤白的很白,阿梅就是那种,不是天生的白,是那种被热带阳光晒过之后仍然透着粉的白,像剥了壳的荔枝。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说话的声音不大,带着岘港本地口音,软软糯糯的,像在跟你撒娇。
我追了她三个月,从磕磕绊绊的“em đẹp quá”(你真漂亮)开始,到能完整地用越南语说“我想请你吃饭”。她答应做我女朋友的那天晚上,我激动得骑着摩托车带她沿着岘港的海岸线跑了三十公里,海风吹得她头发打在我脸上,痒痒的,甜丝丝的。
那是我在越南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阿梅会带我吃遍大街小巷,从bánh mì(法棍三明治)到phở(河粉),从bún chả(烤肉米粉)到chè(甜品)。她骑摩托车的技术比我好,穿梭在岘港那密不透风的摩托车流里,像一条鱼。我从后面抱着她的腰,脸贴着她的背,闻到她身上洗衣粉和阳光的味道,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也挺好。
可日子久了,有些东西就会浮上来,像北仑河涨水时的垃圾,想挡都挡不住。
先是钱。
阿梅开始问我借钱,一开始是几十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块,说是给妈妈买药。我没当回事,给了。后来变成几百万,说是弟弟要交学费。再后来是两千万,说家里要修房子。两千万越南盾,大概人民币六千块,不算多,但频率越来越高,名目越来越多。爸爸生病、妹妹结婚、表哥做生意周转、外婆办丧事——我后来才知道,她那个外婆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找她谈过一次。那天晚上在岘港的龙桥边上,灯光倒映在韩江里,波光粼粼的,很美。我说阿梅,你跟我借钱我不在乎,但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中文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得的话:
“阿辉,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吗?”
我看着她,心里有了答案,但没说话。
“因为你对我好。”她说,“也因为你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越南,是“有钱人”的代名词。这不是阿梅一个人的认知,是大部分越南女孩的共识。中国男人,经济条件好,出手大方,不家暴,比越南男人靠谱——这是她们挂在嘴边的话。可这背后藏着另一层意思,一层所有人都在说、却没人愿意挑明的意思。
你对她好,她感动。你有钱,她需要。
感动和需要加在一起,不是爱。是交易。
我和阿梅在一起两年半,她前后从我这里“借”走了将近六万块人民币。我提过一次分手,她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眼睛肿得像核桃,说阿辉我错了,我真的爱你。我心软了。我心软不是因为放不下她,是因为我害怕一个人回到那间只有吊扇的出租屋里,害怕每天晚上对着天花板发呆,害怕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孤独。
后来分手是阿梅提的。不是因为她不爱我了,是因为她找到了一个更有钱的人。是个台湾人,五十多岁,在胡志明市开了三家鞋厂。阿梅搬去西贡那天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一句话:“阿辉,对不起,我不想一辈子在咖啡馆端盘子。”
我没有回复。
把她从微信和Zalo上删掉的时候,我的手是抖的。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不是对她的,是对我自己的。我恨我自己在一个异国他乡软弱了两年半,恨我把孤独当成了爱情,恨我在那些失眠的夜晚反复告诉自己“她是真的爱我”,而我的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不是真的。
阿梅走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碰越南女人。我专心工作,学越南语,考了当地驾照,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在地人”。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八点到公司,晚上加班到九点,回去洗澡睡觉,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精准,精准到没有一丝空隙让寂寞钻进来。
可寂寞这种东西,不是靠忙碌就能挡住的。
第二年,我认识了阿香。
阿香跟我之前认识的所有越南女孩都不一样。她是河内人,在岘港的一家外企做财务,大学毕业,英语流利,独立得像一棵树。她不需要我的钱,她的工资跟我差不多。她也不需要我养家,她是独生女,父亲是退休教师,家境殷实。
我们在一起非常平等。吃饭轮流买单,看电影各买各的票,出去旅游AA制。她甚至会因为我多付了钱而不高兴,说“我不是你养的女人,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被这种关系迷住了。在被阿梅伤透之后,阿香的出现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我心里那些关于“越南女孩图钱”的偏见。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感情,这才是平等、健康、纯粹的关系。
我甚至动了娶她的念头。
带她回国见了我爸妈,我妈特别喜欢她,说她懂事、有礼貌、长得好看。我爸话不多,就拉着我偷偷问了一句:“她家里什么情况?会不会到时候又有什么麻烦?”
我说不会的爸,她家条件好,她独立得很。
我爸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转折发生在我们交往的第九个月。
那天我借阿香的电脑查邮件,她的Zalo没关,一条消息弹出来,是她的闺蜜发的。我本不想看,但那条消息的内容让我整个人僵在了椅子上。
“你那个中国男朋友还不知道你家的事吧?”
我往前翻了聊天记录,一页一页地翻,手指越来越凉。
阿香的父亲不是退休教师,而是因为贪污被开除公职的前公务员。她家不是“家境殷实”,而是她父亲在被开除前捞了一大笔,在河内西湖边上买了别墅。阿香的独立不是因为她不图钱,而是因为她不需要图我的钱——她图的是别的。
聊天记录里,阿香跟闺蜜说:“中国人在越南办厂要很多手续,他认识不少人,先处着,以后用得着。”
以后用得着。
四个字,把我从粉红色的泡泡里一巴掌扇回了现实。
我没有当场戳穿她。我关了电脑,把那些聊天记录截了屏,发到了自己的手机上。然后我花了三天时间考虑要不要分手,怎么分手,分手的理由说什么。
那三天里,我跟阿香照常吃饭、逛街、上床。她靠在我肩膀上看电影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没有波澜了。那一刻我才知道,一个人对你死心,不是吵架,不是撕破脸,是她在你身边,你却已经在计算离开的成本。
第四天,我约她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海边咖啡馆见面。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笑盈盈地问我今天怎么这么正式。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那几页聊天记录的截图就亮在那里。
她的笑容凝固了。
“阿辉,我可以解释——”
“不用了。”我说,“我不想听解释,也不想听谎话。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结束了。”
“我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有多少是真的?”我问她。
她低着头,很久没说话。海风吹过来,她的头发被吹乱了,她没有去理。过了大概有一分钟,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哭。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那‘以后用得着’呢?”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那天我在那个海边咖啡馆坐了很久,一个人。阿香走后,太阳从海平面慢慢沉下去,天空从金黄变成橘红,再变成深紫,最后彻底暗下来。海边的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游客的笑声远远地传过来,一切都那么平和、安宁,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心里有一根弦彻底断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也许是过于冷峻的目光,审视我在越南的每一段关系。我发现了一个让自己不太舒服的真相:在越南待得越久,你越难分清一个女孩到底是因为喜欢你而跟你在一起,还是因为你是外国人。
这个真相不是越南独有的,全世界都一样。但在越南,它被放大了,大到你无法视而不见。因为中越之间的经济差距,因为中国人在越南天然的“富人滤镜”,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关于“嫁个外国人就能改变命运”的社会观念。
阿梅是第一种:家里穷,找个外国人分担压力。阿香是第二种:家里不穷,但找个外国人意味着更广的人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上升空间。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你在她们眼里,永远首先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才是一个人。
有人会说我以偏概全,也有人会说你自己遇人不淑怪谁。我不反驳。我不是说所有越南女孩都是这样,我遇到过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也见过嫁给越南男人幸福美满的。但你要我在那六年的经验里总结出什么,我只能说:
除非生理需求,不要碰越南女友。
这话说出来很冷酷,也很容易被人骂。但我用了六年,花了无数眼泪和钞票,才学会这个道理。在异国他乡,孤独会把你变成一个瞎子、一个傻子。你会把礼貌当成好感,把需要当成爱意,把合作关系当成灵魂伴侣。你会在凌晨三点抱着一个你不爱的人入睡,只因为她愿意被你抱。
而当你醒过来的那天,你会发现,你浪费的不只是时间和钱,还有你本可以用来找到真正幸福的机会。
我现在已经回国了,在老家东兴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不咸不淡,够活。偶尔站在北仑河边,看着对岸的越南,能看到芒街新建的高楼和赌场。河还是那条河,可我觉得自己跟六年前跳进那条河的人已经不是同一个了。
去年阿梅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微信,加了我。她说跟那个台湾人分了,现在在芽庄一个人过日子,问我过得好不好,说想我了。
我看着她的消息,打了一行字,又删了。
最后我发了一句:“Cố lên em.”(加油吧。)
然后,我把她又删了。
不是狠心,是清醒。
这六年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如何分辨真心和假意,而是:有些东西不值得你花一辈子去分辨。你只需要知道,你值得被真心对待,而不是被当作一张通往更好生活的门票。
生理需求可以解决,花点钱,干净利落,互不相欠。可感情不是生理需求,感情是一个人的整颗心。你把心交给一个把你当成跳板的人,最后摔碎的,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心。
所以,除非你只是想解决生理需求——不要碰越南女友。
不是因为她们不好,是因为在那种不对等的关系里,没有人能得到真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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