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不会想到，北欧海盗和伊斯兰银币之间，居然有一段相当直接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前者把后者的银币给熔了，重新做成了自己的钱。听起来像某种穿越混搭，但它确是考古学家实实在在检测出来的结果。一项新研究报告称，已知最早的一批维京“便士”里，有一部分银料就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熔融钱币。
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让我们把时间拉回2018年。那一年，在丹麦日德兰半岛一个叫里伯的城镇附近，人们挖出了一批维京时代的银币窖藏，正式名称为Damhus窖藏，总共226枚。这些银币的年代被定在公元830年到850年之间，这个年份让它们成为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早一批维京硬币之一。相关的分析成果已于6月5日发表在《考古测量学》期刊上。
光有这年头还不够，真正让研究人员兴奋的是硬币银料本身提供的线索。研究第一作者、丹麦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托马斯·伯奇告诉Live Science，这批银币虽然从名义上被称为“便士”，但在公元九世纪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它们所代表的购买力远远超过今天人们对“便士”的印象。这个名字其实源自古英语里的“pening”——和高地德语里的“pfennig”是同源的。一枚pening大致可以让你买到麦酒、面包或简单的工具。
那么，伊斯兰银币的烙印究竟埋在哪里？通过对硬币金属成分的系统分析，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造币所用的银，有一部分来自熔化的迪拉姆和其他伊斯兰世界硬币。这一发现等于直接证实了早期维京社会与伊斯兰银之间曾经存在的物质联系，而这种联系，大概率是跨区域远距离贸易的结果。毕竟在那个时代，维京人不仅向西开拓，也向东顺着河流网络连通了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
除了银料的身世，硬币本身携带的图像信息也很值得一看。每枚硬币的一面，压印着一张风格化的面孔，据说代表的是北欧主神奥丁——或者用更古老的称呼“沃登”。另一面，则是一头雄鹿。你可能会好奇，一千多年前的模具难道能一直用不坏吗？显然不能。伯奇解释说，用来冲压硬币两面图案的模具在磨损后会换上相似的新模具，这就留下了一系列肉眼难以察觉、但在现代科技下能被逐一识别的微小变化。
正是借着这些细微的差异，伯奇和同事们得以在出土的硬币上识别出至少30套不同的模具。进而，他们推测出在当时里伯这个单一的铸币工场里，这类银质维京便士的铸造量大约达到了数十万枚规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不是偶一为之的小批量纪念币，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持续供应的地区货币生产——里伯作为早期维京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其货币流通能力可能远超人们先前的估计。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这批在地下埋了一千多年的硬币，保存状况出奇地好。这种好状态反而给了研究者更大的操作空间——因为考古材料一旦过于模糊，许多微观证据就会永远消失。而在这里，模具替换留下的痕迹、金属成分的精确分布、图像风格的微妙演化，几乎都得到了保留。
那么，我们回到一开始那条看似不可思议的链条：伊斯兰银币被维京人获取，熔化，铸进自己的模具，加上奥丁的面孔和雄鹿图腾，最终变成在北欧当地流通的pening。整个过程里，银料自身的物理属性不曾改变，但包裹它的文化外衣已经彻底翻新。对于身在里伯的普通人而言，他花出去的只不过是一枚本地面值的硬币；而对于此刻的考古学家来说，这枚硬币的金属内部却保存着一条跨越数千公里、联接两个完全不同文明体系的物质证据。
至于这种银料到底是通过当时的商贸据点中转，还是由维京人自己从东方带回，目前还没有定论。研究确认了联系存在，也确认了这种联系很可能是远距离贸易的结果，但贸易的具体路线、中间经手的人群、以及这种白银流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维京社会的货币观念，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与定量分析来继续填充。眼下可以说的是：当你在一个丹麦的泥层里捡起一枚维京便士，你很可能就同时触碰到了伊斯兰世界白银在公元九世纪留下的温度——虽然这二者之间的故事，才刚刚被读出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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