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地区史前权杖综考--邵国田
近年来，随着“探源工程”深入进展，辽西史前文化又一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去年将牛河梁确认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又重提了辽西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植根系，最近升华到“植根脉”。又随着河北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被评为2025年十大考古发现，对红山文化南移并与中原的仰韶文化直接碰撞找到重要的根据。红山文化黄帝说又重新升温。去年的上海博物馆龙腾大展，更使红山文化热度空前。
所谓“文明”，一定是有一部分凌驾于公社之上的特殊人员，他们的身份主要标识也一定持有象征王权的类似西方权杖，既然辽西地区是中国文明之光最先亮起的地方，那也应该在这个地区考古资料中得以显现。本文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对辽西地区史前权杖的发现和相关问题谈以拙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辽西最早的权杖——兴隆洼文化熊杖首
在已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白音长汗遗址上，在遗址正北面的属于兴隆洼文化第一号墓地7号墓的墓主人，其左侧上肢骨下随葬有小石雕熊首一件（文见《白音长汗》204页），这件小石熊首过去笔者曾有所关注，与王冬力先生合著的《红山文化首次发现熊陶尊及其酒元素的文化价值研究》一文中便提到过：“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先民，就对熊进行艺术化创作加以美化，如白音长汗遗址便发掘了用白色石雕出的一件熊首，形象逼真。这应是类似杖首的部件，说明当时人们已将熊当作位置很高的神来崇拜”（文见《吉林师范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6卷第5期11页）。
又过八年后，朱乃诚又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在其最近发表的《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一文中说：“石雕熊首的出土现象显示，其墓主人左手持杖杆的头部装饰件，可能是权杖头。石熊首权杖的使用作用是体现墓主人所具有的身份与地位。......该墓主人胸腹佩挂大量成组蚌饰带，显示墓主人是当时聚落社会中身份地位较高者”（文见2025年12月辽远书局网）。
墓主人的显贵除了“佩挂大量的成组蚌饰”，当然所谓成组蚌饰据发掘者称是“用线绳钉缀在衣物之上”。这种钉缀在衣物上经过修整的蚌饰出土的实例不止此地一例，在兴隆洼遗址的居室墓就发现两例，其中一座墓的墓主人当是17岁左右的女性，由于成排的规整的发现在腰下部位，被学术界认为是“蚌裙”。在兴隆沟第一地点的考古发掘中，在一座房址发现有三具骨架，其中一位只有7岁左右女孩也穿着蚌裙。故有无蚌饰或蚌的多少，并不是代表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
对白音长汗遗址观察并与同一茔区的其他墓葬相比较，有以下几点可以直接证明7号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较高。
1、墓葬位置是遗址正北侧三个茔区的正中一个茔区，并位于这区正中偏上的最佳位置，墓的规模较其他墓葬相比较大，而且相邻最近的6号墓较小，6号墓的墓主人为35岁左右的男性，头戴缀有蚌饰的冠和串有石珠的项圈。
图一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墓地7号墓出土的石熊首和玉蝉 1、2.石熊首线图照片 3.玉蝉
2、出土玉蝉和持有石熊权杖。
玉蝉和石熊首最显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物。这是第一次在兴隆洼文化发现除了人物雕像之外的两件动物雕像，使我们了解到早期玉蝉呈弯躯折首的型制，尤其石熊首像，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熊雕艺术品。出土两件玉（石）动物造型的艺术品于一座墓，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主持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的“萨满”。
7号墓的墓主人或因过于残损，无法辨别出性别和年龄来。从其佩有的蚌裙并戴有头冠和项饰，从原照片和记录中“人骨颈部、脸部以及头顶上部......均有亚腰形蚌饰和石饰散落。”（文见《白音长汗》一书，204页），有冠饰和项饰，这点比蚌裙还重要。说明墓主人有特殊的身份。
在白音长汗遗址两区相邻的三个茔区中，除7号墓外还有3座墓出土玉器，属于第一茔区出土玉器共有3座，即4号墓出土玉玦1件，玉管2件，4号墓出土玉玦、玉管各1件。其他茔区仅在第二营区的11号墓出土玉管1件，总的看这处墓地出土玉器的很少。不仅说明位于中部的这一茔区重要，更看出7号墓出土的玉器更加重要，不是简单的装饰品，是具有宗教法器的作用动物题材。
因为石熊首下端很平，中心处又出深1厘米的圆孔即“插卯”，这便证明它是安于杖首上的，杖头出圆柱形“榫”，“榫”下即为平整的二层台，便与熊首严密契合，增强两者的稳定性。
至于这个杖柄有多长，发掘者未作说明。从墓葬平面图和照片看，石熊首的头向上面向右，距肩头约4厘米，从头向下延伸43厘米便到了叠骨下端界，因此推断，柄高应在40厘米左右。杖出在骨架左臂外侧，说明墓主人可能是左手执杖。
执杖者的特殊地位不仅从随葬品、佩戴的服饰、墓葬位置及规模看的比较清晰，从聚落的房址的规模及分布也反映出。发掘结果表明这处遗址分南北相邻的两个椭圆形环壕，每个壕便分布有东西排列的三排房址，在中间排的中心处便是一座面积最大的房址编号BF68，长宽在10米左右，总面积近100平方米。这座房子的主人便是那个凌驾于白音长汗聚落成员之上的主持者，所以，这房址的功能除了供主人居住以外，尚是用于公众议事或举行原始宗教活动的场所。也许正因为如此，这座房址地面出土陶器仅1件，且离房址很远，石器仅2件，其中一件是坯料，骨器6件，从出土的遗物看不像正常生活的房址，一般的房址陶器和石器总各要10件左右，呈分布整齐散落在居住面上。另一聚落也是三排房址，正中间的一座房址很小，最大一座房址为BF 13，仅西壁保存完好，为9.3米，房正中间的灶址最大，已见陶器5件，但石器仅一件。因为是残掉大半的房址，看不出原样，便很难复原原来的样子，但比68号墓房址要丰富得多，这便说明7号墓为两个区的共同首领，尽管南区也有大房址，但主人的地位较北区稍逊一筹。
通过对这件石熊杖首的分析，再次证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兴隆洼文化是文明社会的肇启，中国的万年文明有了起步的实质内容。以动物为其标识，也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于以动物崇拜仪式，礼仪开始走向正规化，神权占主导地位也是文明化的开端。有认为这种熊崇拜与黄帝有熊氏，即黄帝族群的图腾还相距甚远，或完全与这里的自然环境相关，也与兴隆洼人的生产方式相关，在8000-4000年间，辽西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飞禽走兽遍于其间，熊自然也是森林的主角之一，它又有冬眠的习性，更增加了其神秘感，将熊作为崇拜对象便在情理之中。
二、赵宝沟文化神权和王权的标识物，出现高端多样化。
赵宝沟文化自发现至今已40多年，但遗址发掘较兴隆洼文化的发掘差了很多，仅对敖汉小山和赵宝沟遗址进行了面积很小的考古发掘，还有一些保存在其他考古发掘遗址当中，如白音长汗遗址、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等。目前，还未有墓葬发掘，与墓主人相关的玉器等随葬品或与等级相关的斧钺权杖尚未见到。零星出土的一些属于赵宝沟文化的重要器物，因为不是考古发掘品便存在争议不便引用。
目前所掌握赵宝沟文化的权杖。仅2件，1.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鹿头石杖首。2.小山赵宝沟遗址出土的刻人像石斧。现逐一分析。
图二赵宝沟文化石雕鹿首和刻人面像的斧形石器
1.出土于白音长汗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石鹿首
2、4.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斧形石器
3.朝阳德辅博物馆收藏的斧形器
1、石雕鹿首杖首，出土于白音长汗遗址第56号房址中（BF56①：2），发掘者作了如下描述：“磨制，双角均残，一个保留稍长，一个保留稍短。圆形双眼，为单面钻孔。鼻子较长，用四条浅线标出。嘴没标出，背面磨制较平整。残长5.2，残宽2.2，厚0.9厘米。”（文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376页）
从发表图观察，是一件鹿首无疑，双目呈圆孔，鹿眼又偏上也偏小，并在双角的根部。说的鼻子部位其实是整个面部，未标鼻子的原因这个如舌状的“面部”，也代替插入杖柄的“楔形插榫”，因插入杖头便不需要刻出鼻和嘴来。
赵宝沟文化的命名地——赵宝沟遗址中发现两件陶鹿首，形似这件石鹿首，是否是杖首不能确定，因为陶质易碎，但说明鹿是他们重要崇拜的偶像之一。在赵宝沟文化小山、南台地等遗址中出土10多件陶尊、陶豆等刻划动物纹饰中，见鹿、鸟、猪等动物，其中猪1个、鸟3个，鹿多达11个，可见鹿是赵宝沟人自然崇拜的主神，尤其是小山遗址出土的那件四灵纹陶尊上的三个兽是以透视关系来布置鹿居中，即现在所习惯称为“C”位，其左侧是野猪，右侧为凤，展示出凤、鹿、猪齐头并进，翱翔于广阔无际的天界，鹿处在独尊的位置。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图腾图，表述的是从鹿、猪、鸟为图腾的三个部落（或族群）联盟的故事。
如同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聚落是以熊为偶像，赵宝沟文化是以鹿为偶像，他们权杖首是鹿神，从赵宝沟文化的陶器、蚌器等纹饰上看，而其部落联盟尚有虎、猪、鹰、牛、鱼、蛇等动物为纹样，呈现出自然神多样化的趋势，白音长汗的鹿首杖首则是这些陶器鹿神灵图案的升华，是神权社会具象化。
2、刻有人头像的斧形器。
如今在一谈到中国古代权杖，就会谈及赵宝沟文化小山2号出土的那件刻有人头像的石斧。这件石斧于1984年考古发掘出土，发掘者在发掘简报中做了详尽的描述，摘录如下：“穿孔斧形器仅F2②：10的一件。灰碎岩质。表面灰色（局部为紫红色），杂以黑斑。全身磨光。顶端平，稍窄且薄，两面外鼓，最厚处靠近前端（约在通体长三分之一处），两面曲率小于B型斧。两侧磨平，各具一对侧棱。圆尖刃稍偏向一侧，正锋刃钝。靠近顶端钻一圆孔，内壁可见密集的螺旋纹痕。孔径0.7厘米，自孔下缘起（即与孔相切），器身有一周呈浅灰色，宽3.1-3.5厘米，当为安柄之处。据此推测，木柄与器身长轴方向接近垂直，靠近顶端的一面刻一人首，纹痕细线，面部轮廓和两眼最为清晰，还有鼻、嘴，接近三角形。此器制作精细，刃钝，用途值得研究。长18.2，最宽5.5，厚2.4厘米”。（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6期，498页。图一七，497页，图板赏，2）
上述对石斧的描述中，值得关注有四个方面：
1、名称。未说是一件石斧，而是“穿孔斧形器”。
2、通过对器身中部的一段变色，判明这件器物安有木柄，与器身近乎90°的夹角。灰色变色应当是柄为有机质（木），腐朽与器物产生的沁色。
3、在描述中两处写有“刃钝”，以此来强调这不是一件实用器。
4、“用途值得研究”，即对此器物功能未定性，点出今后要注重此斧的研究方向——用途的考定。
对于用途的定性，目前尚未有对此器为什么划到“权杖”专题论述的文章，只是将其归到权杖中，一笔代过。
这件石斧与赵宝沟文化常用的石斧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在发掘两座房址出土石斧5件，（不包括采集和出土残石斧），均为体宽呈梯形，不穿孔，这种体长条状斧并穿孔的很少见（仅在朝阳德辅博物馆见到一件石质的，形状与此斧相同。在一面的近上端边缘刻有一个人（兽）面（文见《德辅典藏》67页下））。
（王冬力馆长供图）
敖汉博物馆收藏一件赵宝沟文化墨玉斧也是梯形体，不见穿孔。赵宝沟文化的这类石斧多是黑色细石（玄武岩），制作精良。此斧选料也很精细，带黑花点凝灰岩常见红山文化石钺，有一种自然的美感，而且这件石斧有一大块紫红色，更显神秘。
关键是刻划的人头像，这在东北地区所有史前文化中却属很少见到的。双眼、口鼻以简单线条、三角代替，很圆阔的人头像，这是这件斧用途值得关注的方面。
在红山文化的石钺的两面多刻一些浅细线，有的是图案，有些则很随意，多次重复刻线。而这件斧仅刻一个人头，没有其他细线干扰。那么这个人头是代表什么，是本部族值得纪念的祖先，还是能征善战的首领，尚不可知。
笔者尚看到一件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大碧玉斧，在顶端又附加一个长条紫色鸡肝石瑁，外侧便圆雕三个人面，好像是挂成排的人头。青铜器钺的瑁处也有挂人头或一只老虎。这些都是在显示“王”者的权威。
图三小山赵宝沟文化遗址2号房址及分间示意图
△为斧形器出土位置
1.小山遗址第2号房址 2.小山遗址2号房址分间示意图
赵宝沟遗址祭祀区的1号房址出土2件陶塑人面，一件为半浮雕式（F103:6），一件是在做好人面上刻划出眉、眼、鼻、口的，其用途可能和某种祭祀活动有关。小山遗址的房址也偏小，是在此遗址的东向不远的占地六万平方米的赵宝沟文化大聚落的祭祀区，故这件石斧的人面也应该与祭祀活动相关。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经历“古文化古国、方国、帝国”三段式，在近年的探源工程中提到“古国”、“王国”两段，现又改“方国”为“王国”，更进一步改成“王朝”。也有一种说法是由“神权”到“王权”，代表着首领掌握军权。甲骨文中的“王”字就是由一把斧子演变而成，联想到赵宝沟文化小山斧形器标志着在“王”者出现，并刻有“王”者的头像，恰如良渚文化玉钺上刻划的骑神兽带翼冠的王者称为“良渚神徽”。
小山这件斧形器出土在2号房址西壁靠北端壁底部向北，还有四件相聚的石斧。斧形器单独存放不靠群，出土方位不能复原柄的长度。有日本学者依据居住面的遗物分布，将2号房址分为男女寝间和作业所，西半部为男性活动区，斧形器即出土于男性活动区的作业所，反映出这件神斧与男性房主相关联。斧身上浸痕可以复原柄孔最大径，假如断定柄是椭圆的，捆缚的方式也可大致能够复原。
小山斧形器是辽西地区出土的代表王权的斧钺制度的最早一例，而且是十分明确与权力相关的。
三、红山文化权杖种类繁多且高档
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诸史前文化中处于一个进入国家初级形态，是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脊梁，遗址密集度较前三种（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有十余倍的增加，环壕也由原来的椭圆形变为如城市的方形，门道对称，是古城的雏形，还出土了冶炼青铜的模具及铸铜冶炼工具，这就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两大要素。尤其如牛河梁、东山嘴、胡头沟、草帽山、半拉山、元宝山等高级、中级、初级墓地、坛庙组合的祭祀礼仪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出土了一大批象征权力的各种形态的标识物，概括有如下几种：
图四红山文化梯形柱体玉杖首
1、2.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的白玉杖首照片和线图。
3、4.出土于半拉山的玉杖首照片
（一）具象化的几种权杖
如果说前举所谓权杖有些牵强，那么，到了红山文化便出现了具象化权力的权杖首。考古发掘及各博物馆收藏的权杖看，有如下几种型：
1. 梯形圆柱体玉杖首
共发现两例，均为考古发掘品。分述如下：
（1）梯形圆柱体玉杖首。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N2Z1M21：8），发掘者称其为“圆筒状物”，“白色，通体圆筒状，不甚圆，一端细，另一端粗，中空，细端平口，平口径近圆处一侧钻两小孔。粗端似斜口，与斜口筒形器形制相近。上下口沿面磨平，壁较厚。通长3.5，细端径3.1，粗端径4，四壁厚0.35-0.5厘米，出土时已残碎，置于右肩角处。”（文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上册99页）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除了出土这件玉权杖首外，尚见有那件兽首展开的杖首（后面作介绍），还出土了玉龟壳、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玉器等，光玉璧就出土11件之多，墓主是手握神权又握王权的高层人物。
（2）梯形椭圆台体玉杖首。出土于朝阳半拉山墓地（T0507③A：）。一端面为较宽大的椭圆形，一端面为较窄的圆形。较小的一端管钻掏空成卯状插孔，也可称其为“卯孔”，较阔的一端并排钻两小孔与卯孔相通，卯孔较深当插木柄，故可知此器为权杖的玉杖首，顶端面的两小孔当插入诸如羽翎之类的物件以增其神秘灵动的色彩。这是被学界认可的考古发掘的玉杖首，与牛河梁出土的那件圆筒形玉杖首器形相同，属于同一类型的杖首。
（3）圆球形杖首。典型为敖汉旗康家营子东沙窝红山文化遗址采集一件石杖首（文见《敖汉文物精华》第73页）。原称其为石棒头，直径5.1，高2.9，孔径1.2-1.5厘米，算盘珠形，在腹壁中部即最大径处均匀地刻出16道齿轮状凸起。
图五红山文化圆球形和八角星体杖首
1.敖汉旗康家营子遗址采集的石杖首 2.《东北史前玉器》一书中的玉杖首
3.敖汉旗七道湾子遗址采集 4.网上传其出土于脑特盖
在《东北史前玉器研究》一文中还见有三例圆珠形玉质杖首，直径在8厘米左右，上下有台面，中穿一孔（文见《东北史前玉器研究》253、254页）。
在那日斯台遗址还采集3件“石棍棒头”，两件呈梯形，鼓壁，一件为八瓣瓜棱形，直径10厘米左右，应该为石杖首（文见《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6期513页）
图六那日斯台遗址采集的石杖首
1.八棱形石杖首 2、3.梯形球状石杖首
（4）八角形玉杖首。过去一般称之为多头石器，多数为放射形八个角，有的尚见六个角。典型的如敖汉旗七道湾子遗址采集一件碧玉杖首，对角线长11厘米（③④均见《敖汉文物精华》74、75页）。八角星石质的棒首也见巴林右旗脑特盖遗址1件细石，十分脆。
（3）（4）所见到有凸起的凸棱和三角形放射线，整体又是圆形，似乎前举敖特盖遗址也出土一件八角形玉雕杖首与太阳有关。
（二）、以动物（禽、兽等）头或局部的权杖首。
这类权杖首分三类，一类是片状体线刻纹饰，另一类是圆雕，第三类是动物的局部，前两类是具象形式，第三类是比较抽象。
（1）这类片状线刻的玉雕杖首最早称为“Y”形器，也有认为是玦形玉龙面部的展开图。这类杖首多为首连着一个长长的带瓦沟纹的身躯，最下部出楔形插榫，榫下端穿一透孔，仅有1件仅是头部，即出土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的21号墓，原来定为牌饰，后来有学者认为不是牌饰是杖首，现在展出时从榫处延伸出一个长柄，底端出一个梯形镦来，不知参考何依据，是否即指前举M21：8的那件“玉筒形器”杖首，这两者从出土位置看出不是一件杖首的两端构件，那件梯形圆筒状玉杖首出在右肩头，说明这件权杖是右手握，柄高40厘米左右，兽首头与墓主头向一致，说明这件权杖下端放在在脚部，杖首至腰，位于体上下的中线上。
一座墓的墓主人手握两个权杖，又有象征天地的玉龟壳，还有标志等级的冠饰斜口玉筒及带有缀鼻的勾云形玉器，都标志其身份的非同一般。
图七红山文化动物纹杖首的种类
1.故宫博物院旧藏“玉璜形器” 2.牛河梁N2I1M21：14“兽面牌饰”
3.辽宁省博物馆藏“玉雕龙首”
（2）圆雕式动物头的权杖首。
这类的动物部分为两种，除参考发掘出土外，在民间收藏有数例，有兽首和禽首两种。存于辽宁省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各一件，均称其为“玉雕龙首”（见郭大顺、洪殿旭编《红山文化玉器鉴赏》160页、203页），头部高度写实，双目均以透孔表示，前者颈下出楔形插榫，榫钻一孔。后者下面无楔，应是断后磨平。
这类兽首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仅有一例，即是出土在朝阳半拉山的第12号墓，发掘者命名为“玉兽首端饰”，因为其出于墓主人左臂，石钺在左手腕上部，其下便是这件玉兽首，据此发掘者做了复原图。这件兽首第一次证实这类兽首在红山文化时期很流行，原来定的文化属性基本正确，第二个证明它与属于权杖性质的石钺相关，那个颈下楔形榫即是为插入木柄所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只是一种形式，也许还有其他形式，如是否就是神权的杖首，待以后考古发掘实例去证明。
图八两件红山文化带螺旋纹插榫的神杖首、玉斧瓦沟纹柄部比较
1.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角形玉器” 2.震旦博物馆收藏的“玉鸟”
3.红山文化玉斧（来自网络）
鸟首杖首和此类兽首的形式大体相同。目前报告的鸟首杖首均为台湾震旦博物馆编著的《红山玉器》共2例，一件有“疣鼻”，一件无。均为“楔”形插榫，且较长，有“疣鼻”者榫上对穿一孔（文见震旦主编《红山玉器》53页、154页）。
该书还刊登一件完整的鸟与一带螺纹饰锥形（原文认为是蛹形体）楔的权杖首。以此为例，再看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那件“角形玉器”，是刻有螺旋纹锥形榫误成兽角，把鸟首也误当为觽，所以把这件权杖首也当成了解绳的工具。
这两件玉杖属的锥形插榫均有两道螺旋纹，震旦的那件说成是蚕体实在有些牵强，两者相同的插榫，其实均为缚柄的牢固而设计。这种设计理念还有一件红山文化玉斧，其纳柄部位起有三道平行瓦沟槽，也类似这种锥体螺旋纹，均是为了安柄的稳定性。
鸟类杖首还见有私藏，不一一列举。震旦虽系台湾私人博物馆，但所刊这三件杖首还是那不容怀疑。
（三）两兽角式杖首
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玉冠饰”，之所以称其为“玉冠饰”是因为它和凌家滩出土的那件玉冠饰相雷同，又因为两者主要结构似“山”字，又称为“山字形冠”。
两者纹饰相雷同并不能说功能也相同，且两者有明显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元宝山的“玉冠”多出了下部正中的一个“楔”形插榫，榫的正下端有一穿孔，上半部饰有两道瓦沟纹。这种设计也同前举的鸟杖首锥形榫的螺旋纹和玉斧安柄处平行瓦沟纹的功能是相一致的，是为增加摩擦力插入榫后卯里增加卯榫间的咬合力。
如果说其是玉冠，这个楔形榫很难派上用处，凌家滩那件就没有榫的出现。作为冠的装饰也根据头形设计出弯弧的器形来。这种直而宽的“山”字形体是权杖之首，两个变弧勾形纹于正中搭接呈“人”字形，向两侧上卷成环，故有一种双勾的感觉。
从收藏于朝阳博物馆的一件所谓的玉簪上，也能看出这件玉杖首是带柄器，柄上出三层相叠的平台即刻出两道沟槽，台上出斜向弯勾，勾尖朝下与台相接。这件簪显然是所谓“山”字冠的缩小版，只是上台上的弯勾是一个，如果三层台柱宽再添加一个弯勾，就同“冠”一样的结构了，簪下一长柄也在说明元宝山的所谓“玉冠”的下面也是安着长柄的。这件“山”字形玉杖首，是与红山文化玉器相关的一件器物，基本要素来自本地的弯勾纹，它则是动物一个单元符号，如鸟喙或兽角，在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中的四角也多附加此弯勾形装饰，使其整体对称。
图九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冠状饰”与玉神杖形器的比较
1.元宝山出土的冠状玉器。 2、5.朝阳市博物馆收藏的神权形玉器
3.妇好墓出土的“钩形玉器” 4.凌家滩出土的“玉冠饰”
通过对元宝山这件“山”字形玉杖首的定性和分析，看出这双角器下缘中部突起一个“楔形”插榫，这是看一件器物是否是权杖的关键。器物有孔便习惯地认定为是为悬挂所设的，本来是向上立也变成向下悬挂，方向来一个180°大扭转，即把一件本应该是插榫插入柄杖的杖首，变成系绳佩戴的挂件。器物的颠倒造成了认识的谬误，这类误读不在少数，诸如在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所谓的“玉璜形器”，其实是一件类似牛角的杖首，却为了误认为是璜，将整体倒过来，牛角尖朝下。原底插榫的两个小细孔自然也就成了穿绳佩戴于颈的系绳孔了。这是扬起的牛角，两个角尖向内卷并钻一孔，底中部出插榫，榫与器表出现二层台，估计原插榫也是楔形，收入故宫后或因残损而打磨成长条形。即如原报告所说“此玉外轮廓及钻孔处有后改制痕迹”（文见《红山文化玉器鉴赏》193页）。
见有双兽角的神杖首还有几件，不一一列举。在红山文化时期或更早的赵宝沟文化阶段，有一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祖神像”玉雕，祖神双脚踩于神牛之上，神牛的双角上扬，恰如清宫早年收藏的这件双牛角神杖首。
（四）、彰显王权和军权的玉石斧钺
红山文化第一件发表有明确出土地的石钺，即是笔者于1984年的春天，敖汉旗开展的第四期文物普查中，去份子地红山文化遗址范围内一户农民家找水喝时，顺便看到水缸底垫着一件完整的石钺，经过和户主商量给5元钱征集费收藏了这件石钺。这件石钺一经发表，在学术引起广泛的影响。份子地超大型遗址也引起苏秉琦先生的关注，其面积达4平方公里（约400万平方米），位于孟克河右岸的高台地上，遗址内又见数个相邻方形“城壕”，迄今尚不见第二个面积超过此者（最近报导巴林右旗的脑特盖遗址，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认为是超大型遗址，其实比份子地遗址少了100万平方米，详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农民种地便捡到这样精美的石钺，而且是少见的三个穿孔（图见《敖汉文物精华》74页）。
这样大型遗址出土的石钺，与现实中的社会生活相关。后来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石钺、玉钺的重要资料，反映出具有国家形态部族中并具有军权或王权的人物才能配用。
图十红山文化石钺
1.牛河梁出土 2.牛河梁石钺出土位置
3.半拉山出土 4.份子地出土 5.简型勾云形玉器
考古发掘玉、石钺有如下几例：
1、牛河梁遗址在1983-2003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石钺，相比玉筒形器、玉勾云形器等，占比量很少，墓葬出石钺仅1件，祭祀遗址出石钺1件，墓中出土的“钺形玉璧”1件。略述如下：
（1）墓葬出土的石钺为第2号地点1号冢9号墓出土（N2Z1M9：1）。出土于墓主人腹部。扁平体，两侧边外弧，弧刃显锋利，近上端对钻一孔，长11，最宽8.4厘米（文见《牛河梁》（上）85页）。
这座墓出土的随葬品仅2件，另一件为“勾云形玉器”，出土于钺体之上靠近顶端与钺成顺向，简型体，中部穿三孔呈三角形分布，下两孔较大，有向上穿绳的磨损痕。两件相叠同出，似乎证明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出土位置观察，大体可以推测属于石钺的玉瑁。它原本状态应该是横在钺顶处，但后来可能有滑动，钺是呈斜坡状放置，故玉瑁滑动成与钺顺放。这类带孔的玉器同样不能认为是挂件，是钺的附属品，与钺成组合配套绑缚使用的构件，这便说明红山文化玉器中这类简型勾云玉器中的一部分则是石钺的瑁，尤其那种有三个穿孔的，当为瑁无疑。
随葬石钺的墓主人为男性，50岁左右，这在新石器时代算是高龄。但这座墓的随葬品很少，两者又是相关的一套，明显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不高。从钺的锋刃部看是一件实用器，或许墓主人是掌握军权并能挥钺杀戮的人物。
牛河梁出土的另一件石钺是于T0907的表土采集，其形制与上一件相仿，体形很小，故不细述。
这类石钺在半拉山墓地也出土一件。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仅这三例。
（2）这件玉钺最初称为“钺形璧”，现在基本称其为玉钺。在第二地点1号冢23号墓出土（编号N2I1 M23:2）。呈扁平片状体，其中一边弧形，较厚，其他三边为直边。中心有一大孔，与弧刃相对应的直边近缘部居中位置穿有双小孔，一面孔间磨有一道系缚勾槽，另一面有两小孔有“八”字形相对应各一勾槽，内宽深外渐窄细，并绕于外缘处，且两孔与直边的夹角并不一致，上角大于下角。钺长12.4，最宽10.5，厚0.6厘米。
图十一红山文化玉钺
1、2.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23号墓出土的玉钺
3.23号墓出土玉钺的位置 4.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出土的玉钺
出土的状况是刃和顶部与人骨一个方向，即纵向置于墓主人右臂内侧胸部，与那件著名的龙凤佩上下对应，龙凤佩横置于墓主中部腹下，有纹饰面朝下，带缀鼻的一面朝上。这两件重器同出一个墓中，除此外还出土像绿松石坠、镯各一件。
在《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展》一书中改玉璧为“玉钺”，改横置为竖置，但与出土时面相反，原报告绘图或展出为横置。笔者赞同名称的改动，的确是一件钺而不能称为璧。是钺便安柄，这与出土状态一致，如按出土的位置为柄的上端计，至脚处大约有一米多。安柄需缚绳，那个中心大圆孔和近顶端的两小孔均可视为与缚柄相关，而不是为悬挂在颈部所设的吊孔。两个小孔出现的磨沟对研究缚绳的方法及用力方向十分关键，这是长期捆缚皮绳与玉器产生的摩擦以及皮革绳腐朽时产生酸蚀化学作用所致，与悬挂所产生磨痕方向大相迳庭。这种缚绳方法是鉴红山文化玉器使用、佩戴方式及玉器本身功能、名称的一个观测点。
在考古发掘中明确为“钺”除牛河梁的3例外，半拉山遗址出土1例。总的看数量并不多，似乎和遗址并不相符，斧与钺是相依存的两种“王”权的标志，一般说来斧早于钺，其数量要多于钺，奇怪的是牛河梁和半拉山这两处已报导的属于仪式性质的遗址，均未见有玉斧出现。就连今年评上十大考古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的青玉斧。需弄明白牛河梁玉器这种少钺缺斧状况，则应另寻原因，下面列出两种或高于斧钺的权力标识物。
类似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23出土的玉钺在朝阳市博物馆展出1件，体较牛河梁这件稍宽。这便说明这类玉钺并非是孤例，出土地点为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
图十二背面有缀鼻的玉器
1、2.双凤纹玉器（图见邓聪《东亚玉器》153页）
3.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M26:2双兽（鸮）兽玉饰
（五）属于类似旗帜上徽帜类玉器
这类玉器的特点是一面有纹饰另一面无纹饰并打磨平整，钻出三、四个缀鼻的神器，这是牛河梁出土的顶级神权重器主要标志之一。
前举第二地点1号冢23号墓出土玉钺，那个墓同出的又出土玉龙凤佩，通过观察钻孔来判断它的功能为思路，其器背有缀鼻，其实这种孔是为钉缀于类似旗帜之上的缀鼻孔。这件龙凤玉器背面平，近缘处分布大小不一的5个缀鼻，出土时缀鼻一面朝上，说明是有纹饰一面的旗帜类神器覆盖至尸体之上。出土于牛河梁遗址的有带缀鼻徽帜类玉器共5件，见如下一览表。
器物编号
名称
出土位置
缀鼻情况
同出玉礼器
N2Ⅰ1M26：2
双兽（鸮）首玉饰
腹部左侧
孔面朝下
3缀鼻
三角形分布
N2Ⅰ1M23：3
龙凤玉佩
腹部右侧
孔面朝上
4缀鼻
两孔在尾端
玉钺
N5Ⅰ1M1：4
勾云形玉器
腹右侧
孔面朝上
4缀鼻较细
两横三竖
玉箍、玉璧、玉龟
N16M4：1
玉凤
脑后偏上
4缀鼻皆竖向
玉人、玉斜口筒形器
N16-79M2：1
勾云形玉器
头右侧
斜放
4缀鼻皆横向
斜口筒形器、方形玉璧
除了这5座出土了5件有缀鼻神权徽帜性质外，还在邓聪主编的《东亚玉器》一书中刊载了一件黄玉对凤，其背面为磨平后两端各竖穿一缀鼻（文见邓聪编《东亚玉器》153页）。这件双凤纹玉器出自何地不明，但是一件高品级的玉器。迄今所知，除了牛河梁外，尚不见其他遗址出土背面出缀鼻的属于钉缀于旗帜上的徽帜类高端玉器。
（六）两件勾云形玉器为杖首的神权象征物。
以上6件缀于旗帜的玉器有2件为勾云形玉器，均出土于牛河梁的大墓中。这种神秘的玉器在红山玉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似乎成为红山文化最为神秘的玉器。那么，还有代表神权的勾云形玉器有其他的佩戴或执掌形式吗？现有两种实例值得关注。
最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第27号墓发现迄今所见最大的一件勾云形玉器，长达28.6，宽9.5，厚0.4厘米。这件大型勾云形玉器两面均有纹饰，双钩型，一面较细而精，另一面较简略。出土于墓主人头之左侧，较精细的一面朝下，竖立，弧背向外。有的学者认为是钉缀于旗帜上的徽帜类神器，也有一种可能，它竖向安于杖柄之上，具有与玉石钺相类似的安柄形式与功能，即权力的象征物（引文见郭大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再研究》原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005年。收录于《郭大顺考古集》上册119页。郭先生在另一文章也提出这件勾云形玉器是钉缀在旗帜一类的物体上。）
第二件是1991年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M24北室成年女性墓主人下腹部。这座墓分南北两室，男室葬一成年男性。勾云形玉器一面纹饰，长边一侧居中近边缘处对钻双小孔，其磨出的沟槽同前举的玉钺的孔上槽沟，即一面双孔斜向上为两沟八字形。发掘者认为此沟是琢出来的，以便穿绳佩戴。而出土于23号墓的玉钺的双小孔也同样出现系沟，认为是磨出来的，也呈“八”字形的两个短沟，其角度相一致。根据这一特点，这件出土下腹的勾形玉器也应是安有木柄的象征权力的徽帜。
图十三牛河梁2件勾云形玉器为杖首的出土状况及器物照片
1.迄今所见最大的勾云形玉器出土状况（N2Z1M27）
2.钻有双小孔的勾云形玉器（N2Z1M24:3）
七）对一些方形侧钻双孔的大玉璧的推测
在一些方形玉璧一侧也钻两小孔，系沟与前举玉钺、勾云形玉器相一致。
在牛河梁等地的墓葬中出了一大批略呈方形的玉璧，在一边中也钻小双孔，最典型和清晰的是半拉山第12号墓出土那件大碧玉璧，长14.5，宽13.3，孔5.0-5.5，厚0.7厘米。具体到两小孔的系沟时，发掘者做了详尽的描述：“两小孔以一面钻为主，两孔的两侧面根据佩戴需要又进行了二次加工，一侧两孔之间打磨出横向连接的凹槽，另一侧两孔各自打磨出斜向上方的凹槽，根据穿绳佩戴的习惯，有横向磨槽应为玉璧的正面，另一面则靠近身体的背面。”（文见《又见红山》61页。文物出版社，2019年）
这件玉璧不仅体大而且很厚重，两小孔的直径也很大，是所见玉璧钻小孔中最大的一件。以孔间直槽与斜槽为由确定璧的反正面，并由此说明哪一面挨近身体的判定并无道理，璧无纹饰，槽的横与斜也不会给璧增加多大的美感，而且这种槽痕在勾云形玉器、玉璧上是一致，两小孔间都是一面一道直槽，一面上斜呈“八”字形槽，其倾斜的角度都是一致的。从它们出土的位置，有高有低，半拉山的在下腹部与玉筒、石钺相叠同出，有的墓从头到脚的不同位置都分布玉璧，如N2Ⅰ1M21有方形玉璧出在头顶上，有圆角方形大玉璧出在两脚间。即便如半拉山12号墓出在腹下，如果从颈上悬挂到达腰间，恐怕璧不会受凹槽的制约。其实，如果从两小孔各系一绳，形成一环套，既能保持璧的平衡和稳定，也可以固定正反面，完全不必精琢细磨出固定的凹槽来。
这种标准化的设计应是与安柄相关联。再以那件玉钺为例，柄是安到弧刃相对直边上的，怎么安才能牢固耐用又美观，是制玉者和设计者首先要考虑的，最直接的便是顶端凿出一道与钺顶端同样的长槽，其深度要等于或超过缚绳的直径。在柄背部，即直凹槽相对的一侧，对准两小孔钻出两个斜向呈八字形的，缚绳时按槽槽道从直道嵌入过孔后再穿到柄部斜孔，绳子已埋于直道，这样钺顶插入凹槽就不会将缚绳挡于槽外。两个绳子可在柄另一侧勒紧后绕过钺竖之上下与柄的夹角再缠绕中心大孔，反复缠绕勒紧，这样就可以使钺与柄十分牢固地捆绑在一起，长期使用就可能使缚绳与钺产生摩擦和酸蚀，致使孔道或二步加工出凹槽变宽变深或形似漏斗磨豁。
图十四半拉山出土的玉璧和那日斯台出土的勾云形玉器照片
1、2.玉璧及双小孔细部 3、4.勾云形玉器及双小孔细部（两小孔在下面，使龙首向上卷）
半拉山1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璧的两孔较大，其打磨出凹槽也变宽变深，说明穿绳变粗，这可能与它自身重量有关，从众多方形圆角玉璧可以看一些共同规律，有双孔的一侧要窄于其余三边，有的是第一次钻孔被磨豁后，将边缘磨平整后另钻双孔，双孔直径大小与凹槽深浅和宽窄相关联。纳柄一边也会产生应力也往往会出现受损受沁，磨得光滑，不仅比其余三边宽窄且薄而锐，有的残角或有裂痕，通长璧的长宽超过10厘米，也较厚。因此，这类圆角方形璧当称之为“璧形钺”。
如果按着这种安柄的方式，这类看惯了有孔就认为吊挂起来一部分勾云形玉器龙首向下横放或变成转180°的龙首向上的姿态或转90°变龙竖立姿态，便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还有一件勾云器更助于这种看法，那就是那日斯台那件略黄有晶体硬度很高的勾云器，宽边，正中出一插榫断掉一部分，穿两个小孔的磨痕同玉钺小孔琢痕相一致，有以此认为两小孔为双目，认为是一个蛙。其实也是两小孔一边应该在下边是杖首缚绳孔，这样龙首便向上。
四、与红山文化相邻时代相当或略早的权杖的发现
与红山文化相同时期或稍晚的有哈民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支红山文化另一类型），那里也出土了长方形方孔大玉钺，其一长边中部也钻双小孔，小孔也打磨出为缚柄绳缠绕的槽道，形式与红山文化大头大玉钺、璧型钺的槽道相同，显然是代表王权的钺。另外，这种文化还发现一些长体玉斧，也与王权相关。
比红山文化稍早距7000年的沈阳地区新乐文化遗址，出土一件木雕鸟纹权杖，全长38.5厘米，由喙、头、身、尾、柄组成。全身双面雕琢禽首图案和菱形羽鳞，形似一只振翎欲飞的大鹏鸟，应系当地的图腾标志，也应是后来许多北方民族共有的鸟图腾崇拜之滥觞（文见《辽河寻根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展》6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这件木权杖是因为出土的房屋失火，将之烧灼成木炭而保存下来，这便说明，用木刻制出精美的权杖也是先民显示权力的一种方式，只是因木腐朽而未保存下来，故这件木权杖便十分珍贵，也是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表现，从这一现象说明了，在辽河流域也可能存在这类雕刻图案的木杖首。
图十五与红山文化相邻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权杖
1.哈民遗址出土的方形玉璧 2.新乐文化的木神杖
五、与长江下游几种文化的权杖比较
与凌家滩的权杖关联前举敖汉旗元宝山出土的玉权杖与凌家滩出土玉冠进行分析，此不再复述。考古发掘的材料还有比凌家滩早的，如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至5500年的，常州三星村遗址石钺及其配饰骨质雕花帽和牙雕兽面纹镦，发掘者认为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最为完整的权杖，象征军事权力和社会地位。（文和图片见于网络）
巧妙的是就在2025年公布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1号冢出土了一件“玉牌饰”，与三星村遗址出土的骨板雕花瑁相雷同，郑家沟遗址出的这件下端像插榫并钻出横向排列的双孔，有可能是独立存在的“权杖首”。郑家沟属于红山文化的晚段，晚于马家浜和崧泽文化，红山文化早期未有这类玉器出现，有可能是通过其他地区传入北方。
图十六三星村与郑家沟出土的钺瑁比较
1、2.属于马家滨和崧泽文化的石钺及骨瑁 3.郑家沟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瑁
比凌家滩早的传给了北方，那么，比之晚的良渚文化的权杖有与红山文化相似的吗？答案是有的。
近年，为了展示良渚文化已进入较成熟国家阶段，环太湖流域举办了一些展示权力三大玉器，即琮、钺、权三种玉器，主要是反山王陵、福泉山大墓等出土三大玉器。在展览中一座贵族墓的平面图格外引笔者关注，展示出墓主人随葬的权杖有两种，一种是象牙雕制精花图案的“豪华权杖”，插入玉镦中后又将镦端插入玉琮中孔内，还在其右肩头至手处随葬一件普通的权杖，直体，长40厘米左右，上端有“贯孔端饰”，下端有“卯孔端牙雕饰”，上端的“贯孔”其剖面呈梯形，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23号墓出土的那见白玉权杖首相一致。两者的出土位置也相同。牛河梁的为斜口，这种斜口端瑁在良渚文化也很普遍。
良渚这座墓的墓主身边拥有三件神杖，除了两件权杖外，还有一件有瑁有镦的玉钺。牛河梁23号墓的墓主也拥有两件权杖，另一件是兽面杖首，再加上背面有4个缀鼻的勾云形玉器，再加有11件大小不一的玉璧，可与良渚墓主人相媲美，两者均享有神权、王权和军权。
图十七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与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中心权杖比较
1.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局部照片 2.良渚大墓随葬权杖示意图
六、小河沿文化的权杖
小河沿文化发掘的墓地出土石钺有两个地点，一是出在大南沟墓地，另一个是敖汉旗新惠镇西山墓被盗掘出土，两者出土的石钺类型相同。大南沟出土两件，52号墓墓主为男性，20-22岁，这是一座洞室墓，石钺出土于墓主人左侧肩上，钺横置，刃朝墓壁，至手部约40厘米，应左手持钺。钺为白色大理石岩制作，磨制精，平面呈梯形，甚规整，体薄，顶面平似切割。刃圆钝，有使用痕，两面穿单孔。长15.5，宽7.2-10.2，厚4.5，孔径0.9厘米。在这座墓中，还出土一件筒形陶罐，腹刻一组文字符号（详见《大南沟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18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另一座出土石钺为第38号墓。
大南沟墓地两处共清理77座，有2座墓出土钺，说明有2人持钺者。敖汉旗西山墓地有30余座，由于是被盗掘无法知道有多件石钺出土。（文见《敖汉文物精华》30页）
小河沿文化的另一个类型——科尔沁沙地发现南宝力皋吐墓地（简称南宝类型）发掘墓300余座，出土的器物有三件石器明显与权杖有关，即八角、五角权杖首各一，红石圆雕熊首一件，还有一些玉石斧钺。此时的小河沿文化多角杖首有了新变化，即出现五角、四角，其安柄大致如红山文化的同类权杖。
石熊首杖首造型精美，头仰起，小圆耳，对钻的透孔为两目，下端出长方形楔形插榫，中心偏前钻一透孔。这种安柄形式也是继承红山文化同类兽首杖头的作法。同时，该墓地还发现一件熊陶埙，十分生动，这是第一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的陶熊，充分反映出小河沿人对熊的崇拜，并将熊当作部族图腾和神权的象征物。
图十八小河沿文化石钺及杖首
1.石钺（大南沟M52.3） 2.大南沟M52平面图 3.南宝类型石熊首
4.南宝BM44平面图 5.BM44出土的五角形杖首 6.南宝出土的八角形玉杖首
七、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权杖——以大甸子墓地考古材料为例
反映权力大小资料多出土于墓地，因为权力是由人去执行，即便人死去，在另一个世界也希望享有权利，便随葬如权斧钺等权利的象征物。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已是成熟王国阶段，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占地7万平方米，有4万平方米的氏族墓地，清晰反映出一个距今3600多年前具有国家级别政治中心复杂的成员关系。1974-1983年进行四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有804座墓葬中，有2座仅出土青铜器或铅质金属的权杖首，而不出土玉石斧钺，墓主均为40岁左右的男性，他们是绝对权力的掌控者。
下面将大甸子墓出土的金属权首及铜瑁玉斧杖介绍如下：
铜杖首共两件M43：12，M371：20随葬铅杖首。M371大墓还出土一件饕餮纹彩绘陶罍，可与著名商代白罍相媲美。
铜杖首M43：12，形似羊角，通高54毫米。椭圆銎口，长径27，短径15毫米。表面可见合范位置，是对合两块外范，一块芯范铸成。銎口外缘有一匝凸棱，沿棱边以上每面横排三个凸起的乳钉和四条平行的棱线。这件杖首出在葬具以内、人体的两股之间，銎口向葬具的脚端，至脚端距离约1米，銎内尚存木质，銎外杖柄已朽。依銎口至葬具脚端距离，可知杖长不超过1米（文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发掘报告》188-189页）。
图十九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金属杖首瑁和镦线图
1、2.铜瑁 3、4.铜杖首 5.铜镦
铅杖首M371：20，形似圆顶帽，通高54毫米，椭圆銎口，长径35，短径22毫米。两面之间横贯一钉，质与杖首相同，铅质锈蚀严重，表面不辨有无纹饰。杖首出于葬具之中，上肢一侧，杖柄已朽（引文同上，189页）。
玉斧共67件，石钺34件。斧一般为玉质或大理石质，钺多为石质。随葬两者墓主均为男性，不辨性别年龄在20-40岁之间。每个墓或斧或钺只出一件。这些斧钺刃较钝，很少见有使用痕，故均为代表身份的礼器。
在玉斧中，有两件短饰为铜瑁者，即M683：7和M 715：15.。这两件铜瑁的形状、纹饰相同，大小稍异，是出自不同的铸范。扁体，圆顶，空心，銎口椭圆形。銎口长径与通高长度相近，用以套在斧柄的顶端，斧柄横截面为椭圆形，銎口长径与斧身长的方向相同，斧柄铜瑁的范铸痕虽经修整，仍清晰可见，銎口长径两端为范缝位置，系用外范两块、范芯一块，铸成。沿銎口边每面有三个钉孔，孔径5毫米。在M683：7一件上保存两枚穿入柄内的青铜钉，钉为四棱锥体形，有半圆形钉帽，即为铸口。钉为合范铸成，钉的范缝在锥体的两面，全长17毫米（文同上，188页）。
两件铜瑁的尺寸：标本M683：7，通高40，銎口长径42，短径29毫米。两面铸有凸起的“目”纹。标本M 715：15,，高39，銎口长径42，短径27毫米，“目”文同上。
铜镦1件，用于M 715：15斧柄末端，长方筒形。通高41毫米，銎口长方形，长24，宽16毫米。镦底凸起一道4毫米的凸棱。瑁和镦銎口尺寸就应是柄的上下端的尺寸，即顶端要多于下端，长18，宽11毫米。有镦的这件玉斧是最全的一件，复原了这支文化玉斧类权杖的全貌。
至此，大甸子墓地反映其组成人员的差异，即男人持斧钺约占总男性人数的四分之一，持钺者又占斧钺总数的二分之一，加铜瑁的两件，瑁有双目，侧面看即熊的头部。斧与动物神结合，即王权、神权和军权的统一，显现出王权神授的含义。如果以权杖不同去分级别，大体可分四级，享有绝对权力是仅陪葬权杖，处于第二级是玉斧加瑁共2人，处于三级的应是执钺者，处于第四级是执斧者。
全面衡量墓主人的地位，除玉石、斧钺、金属杖首这些明显的标志外，还应考虑其他随葬品的多少、墓葬的规模等因素。比如，有11座墓出土了仿青铜器的陶鬶爵；一座墓的壁龛的数量和大小组合及随葬陶器的多寡，以及葬具的规格等方面，在填土中随葬猪和狗的数量等因素，显现出鲜活层叠的社会关系，等级明显而规制是国家形态生动的反映，也证实大甸子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遗址。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地还见有几处经考古发掘，但其规模均不及大甸子墓地，因此不予介绍，但有一件青铜戈很重要，它出自辽宁锦县水广营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性重器，这件戈的特点是上端做成卷角状的羊角，和大甸子的权杖羊角首很相似，这不是一件实用的兵器，也应是代表王权的礼器，用的戈而不是钺。
图二十辽宁锦西水广营子墓葬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戈（线图）
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工程中，辽西地区又一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有了一系列惊人的考古发现，牛河梁遗址被确定了的已进入最早国家形态的阶段，又重提这里是中国文明的直根系，甚至有认为牛河梁成了最早国都。
小 结
文明社会有很多的表理，除了三大要素即城市、文字和青铜冶炼技术外，还有商业、军队、中心遗址的布局、宗教仪式、农业进步、玉器、手工业、音乐、美术绘画、家庭、私有制、交流本能等等。这些表现和实证，制度和中心化的权力特征是最为重要的标识，而权力的最突出表现物和指示器就是权杖，这一点在辽西史前社会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是有递进式发展过程。从距今八千年兴隆洼文化的石雕熊杖首，到距今四千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羊角形杖首和熊首瑁玉斧，前后五千年，红山文化是个高峰和复杂阶段，龙、凤定型，成为历代中国先民的精神依托，以最新评定的2025年考古大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大型红山文化祭祀遗址考古发现为证，红山人在晚期开始迈向中原。
可以说，这些成果是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探索的结果，我们的分析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有此意见也是探索性。考古人提供出完整的的多种手段所获得的有关辽西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权威田野发掘资料，如器物的层位、摆放形态、残存的有机质材料，并对这些资料在整理时的详尽观察、推测和描述与分析，并抓住加工痕和使用痕以捆缚痕这些关键的洞察点，这就找到确定器物性能的钥匙，很多疑难迎刃而解，不靠宏大叙事，依靠的这些细致而精准的工作，才使我们有机会从这些细微处看到了这里文明从肇起到王朝出现的波澜壮阔历史发展过程，一步一步去接近历史的真实。但要想彻底全面展现历史的实际，还需几代人的接续，在目前考古中国工作中，每年都会有更加激动人心的发现出现在国人面前，更期待辽西考古再现辉煌。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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