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王世英，是山西洪洞县的农家子弟，家里穷，靠着免费的国民师范才读上书，在学校接触了新思想，没多久就被开除了，转头就去当了兵，1925年入了党，还进了黄埔四期，跟着部队参加东征，在枪林弹雨里练出了一身硬本事。
可没过多久国共分裂，王世英潜伏开展兵运工作，接连受挫不说，还染上严重疟疾，只能狼狈回乡养病。
病愈后他辗转投奔阎锡山部，之后又到杨虎城麾下，长官看重他的本事，几次提拔他都被一口回绝，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找回革命队伍。
就这样漂泊了五六年，1931年，他终于辗转到上海，经陈赓严格审查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
归队后没多久，组织派他去南京潜伏，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王老板”，在夫子庙附近开了间不起眼的茶馆。茶馆客人杂，有国民政府的科员、宪兵队的士兵，还有跑码头的商贩，王世英混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可以争取的人。
他常给加班晚归的科员留热茶水，帮士兵解决家里的难处，慢慢把这些人发展成情报员，没两年就织起一张覆盖机要部门的网。情报从不明着递，要么夹在茶叶罐底，要么写在烟纸背面，趁客人结账时悄悄交接，军政部的围剿计划、宪兵队的巡逻路线，全被他源源不断送回上海。
可他没料到，茶馆里一个常来蹭茶的男人，已经把他的行踪记在了小本子上。
那天茶馆打烊，常来蹭茶的陈玉仁塞给他一包烟，眼神躲躲闪闪，王世英心里咯噔一下，转身就往阁楼跑。他摸出藏在房梁上的铜哨，吹了三声短响——这是提前约定的撤离暗号，紧接着又绕到巷口，把红灯笼挂在老槐树的枝桠上，给最后一名下线留了张写着“速回老家”的字条。
趁史济美带人往外冲的间隙，他扒住阁楼窗台纵身跳下去，手掌擦在砖墙上渗出血，顺着巷子里的排水沟钻进弄堂，等他躲进租界的联络点，才知道二十多名下线全按信号撤了，没一个落网。
回到上海，组织让王世英收拾中央局的烂摊子，他揣着介绍信挨个找失联的同志，把散掉的情报线重新串起来。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他连夜赶去西安，跟杨虎城的幕僚反复交涉，促成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合作协议。
抗战时期他回了山西，一边跟阎锡山周旋搞统战，一边在日伪军据点外的杂货铺里建情报站，把日军扫荡的时间、路线提前传到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他盯上华北国民党军的防御工事，策反了两名炮兵军官，拿到的布防图为华北解放减少了不少伤亡。
建国后他先在山西任省长，后来调任中央监委委员，整天泡在卷宗里处理案件，忙得连家都顾不上。
直到他去世后，老战友们赶来吊唁，才断断续续说出南京阁楼的火光、茶馆里的情报网这些过往，大伙这才明白，这位平时话不多的老人，曾在隐蔽战线拼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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