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第一次见到关锋的时候，二十四岁。人大哲学系刚毕业，拎着行李走进《红旗》杂志社大门。关锋那年四十二岁，已经是哲学组组长，在学界叫得上名号。
两人差了十八岁。
阎长贵被分到哲学组，关锋手把手带他改稿子、定选题、做理论梳理。一个愿意教，一个肯学，上下级的规矩慢慢淡了，倒更像是师徒之间的情分。
阎长贵后来说过一句话，我终生对他执弟子礼。那时候他是真这么想的，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这层关系很快就断了。
断了很多年。
1982年1月，关锋出狱。六十二岁，从关押的地方走出来，头发白了大半。他被安排住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是《求是》杂志社的家属院，跟妻子儿子挤在一起。同院还住着阎长贵，但组织上打过招呼，暂时不要接触。
所以师徒俩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却跟隔着一道墙似的。阎长贵知道老师在院子里，知道他家住哪栋楼，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就是不能上前敲门。这一隔，隔了六年。
出狱头两年，关锋整个人是木的。眼神不聚焦，说话慢半拍，坐在椅子上能发半天呆。那时候没给他安排工作，每月发150块钱生活费，后来涨到五百。院子里的老同事偶尔碰见他，说他瘦了很多，走路背也驼了。
原本组织上打算把他安置回山东老家，德州市里还给他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后来考虑到他身体实在撑不住长途折腾，这事就搁下了。
关锋就这么在院子里待着，像一棵被移栽后没缓过来的树。
1988年，上面的管束松了下来。阎长贵算了算，距离老师出狱已经过去六年。他终于敲开了那扇门。
再见面的场景没人详细记下来，但可以想见，一个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中年人，一个从意气风发的学者变成了沉默的老人。两人相对而坐，最初的话题大概绕开了很多敏感的字眼。谈哲学，谈古书，谈一些不着边际的理论问题。
慢慢地，话匣子才打开。
关锋跟阎长贵说起自己当年为什么被抓。
他说自己跟陈伯达在一些观点上合不来，分歧越来越大，可能是陈要整他。这话说得不重，语气也平，像是在讲别人的事。
还说起1965年12月21号那件事。那天在杭州，伟人找来田家英、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胡绳几个人谈话。非正式的，海阔天空地聊。伟人提到戚本禹批判吴晗的文章，也说到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艾思奇和关锋做现场记录，事后关锋整理完报给田家英。
田家英觉得那些话跟会谈主旨没关系，大手一挥就删了。
关锋不同意，他觉得不该删。
回头把这事告诉了江。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成了打击田家英的由头之一，戚本禹顺势上位。关锋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但阎长贵能感觉到，老师心里一直搁着这件事。一搁就是几十年。
九十年代初，关锋的待遇正式划入《求是》杂志社管理，按局级标准走，住房补贴、工资、医疗都归杂志社管。加上稿酬，他一个月能拿到三四千块。这在当时不算少，但对关锋来说，钱多钱少似乎没那么重要。
他的生活很简单。
三大爱好：看书写作，看电视，练气功。穿着上也不讲究，常戴一顶老式干部帽，一身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院子里的人偶尔见他出来散步，背着手慢慢走，跟普通退休老头没两样。
唯一放不下的还是书。
晚年关锋自称要做个"蛀书虫"，一门心思扎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里。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老子通》，跟戚本禹合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词典》。出版的时候署的是笔名，戚本禹用"戚文"，他用"古棣"。"庆云""何明"也是他常用的名字。
这些笔名背后藏着一个从山东庆云县走出来的年轻人，曾经意气风发，后来在时代的大潮里被推着走、被卷着跑、被关进去，最后又回到书桌前。
2005年，关锋八十六岁，走了。
他去世前那几年，阎长贵常去看他。两人还像从前那样谈哲学、谈历史、谈那些绕不开的人和事。
有一次聊完天，阎长贵从老师家出来，走在沙滩北街的巷子里，心里大概在想：有些人的一生，像一本翻来覆去读不明白的书。你以为读懂了，翻过页才发现前面都白看了。
关锋晚年写过不少东西，但关于自己的那段历史，他没留下太多文字。所有的解释、辩解、不甘、释然，都散在了跟学生的一两次谈话里。那些话被阎长贵记住，后来又被写进文章，再后来被我们看到。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挺残酷的，它只记住你想忘的，却忘掉你想记住的。
沙滩北街2号院的老房子还在，住在里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个戴干部帽、穿中山装的老人，每天下午坐在窗前翻古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跟照在任何一个普通老人身上没什么两样。
人这一辈子，说到底，不过是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有些门是自己推开的，有些门是被推开的，还有些门，关上之后就再也没打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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