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7日，汉语言哲学研究学术工作坊在上海财经大学同新楼召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江苏社科院、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五位专家、学者，围绕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的著作《汉语言哲学研究》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主持，他表示，炙热天气预示着工作坊即将展开热烈而深入的思想碰撞，并点明世界性视域是汉语言哲学思考的地基，希望当天的学术讨论能够引向纯粹哲思的自然生成。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育书教授代表人文学院致辞，欢迎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不顾炎炎酷暑齐聚上海财经大学，围绕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的大作《汉语言哲学研究》，展开学术讨论。
随后刘梁剑教授致辞，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开展汉语言哲学研究的缘起、思路和方法。刘教授说，进行汉语言哲学研究是长期哲学学习积累并受到多方面哲学影响的结果。最早博士期间，就受到师兄陈赟王船山研究以及贡华南味道哲学的激发。当时陈嘉映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语言哲学课程，刘梁剑教授由陈嘉映教授的课程并拓展及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语言哲学，受他们的影响，开始思考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成为汉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刘梁剑教授认为，从语言角度切入，反思中国哲学所用的“元语言”本身，可以超越并克服“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同时，刘梁剑教授还认为，汉语言哲学在近现代以来的展开，因为大量翻译而来的词汇错失了语言的根基——这些翻译词既难以接续古代传统，又难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可能构成思想危机。因此，他借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考察”，并与戴震的“由字词以通其道”的汉语言哲学传统相融，提出对汉语进行哲学语法分析，避免汉语哲学词汇的无根性而赋予其生机与意义。刘梁剑教授认为，从哲学语法考察的角度来看，汉语言哲学可以理解为“穷理尽性知命”之学。穷理强调概念分析，尽性侧重成人之学，二者结合，也就是在世界性视域下迈向构建世界性哲学的天命担当。刘梁剑教授认同冯契先生以“古今中西之争”为中国近现代时代主题的说法，认为在此背景下，汉语言哲学应该既要追求“当代性”，也要追求“世界性”。当代性不同于现代性。在汉语言哲学视域下，现代性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有着价值单向性。当代性则是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汉语言为主体性的当下创建。汉语言主体性下的当下性创建，是世界性，它超越特殊与普遍的二元对立，追求“共同性”，以汉语言哲学回答世界性与普遍性的共同问题。就根本目的而言，汉语言哲学研究要“再造世界文明”，经由汉语言为对人类未来文明进行哲学思考。
上半场主题是“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当代开展”，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焱副教授主持，有七位专家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余治平教授强调文字与语言的区别，认为汉字本身包括标点符号，都有生命、有灵魂、有活力。他批评当下过度西化的标点符号使用，丧失了汉语文字本身活生生的灵魂，呼吁恢复汉字的文化主体性。他认为，富有生机的汉语言哲学应走向具体，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次上。余治平教授以传统测字故事为例，说明同一个字对于处于不同处境的人具有不同意蕴，由此凸显了汉字的具体性与灵活性意义。同时，他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指出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书法”就是汉语言哲学实践的典范。余治平教授最后对刘梁剑教授提出一个希望，希望他主编一套丛书，展开对汉字、训诂学、经学中词法、句法的具体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贡华南教授将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视为中国现代汉语哲学的一个充分自觉的创造性思考，超越了“以言观之”而达到了“以言立道”。他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是对西方“语言转向”的系统回应，具有示范性意义。贡华南教授对汉语言哲学研究提出三个疑问：一是王夫之与戴震之间的游移问题，以戴震为出发点但落脚于王夫之；二是金岳霖与张东荪之间的游移问题，以张东荪启发语言结构思考，但最终进入金岳霖式的日常语言分析；三是陈嘉映与杨国荣之间的游移，尽管受陈嘉映影响而重语言分析进路，但底色仍是杨国荣的“以事观之”。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兆国教授盛赞刘梁剑教授对戴震的分析，并由之引向“求真”与“充实生命”的二元关系。他对刘梁剑教授关于“藏子民于国民”“父母官”等概念阻碍了现代民主意识的分析，表示高度认同。不过，戴兆国教授对汉语言哲学能否替代中国哲学表达了疑虑。他说，从《汉语言哲学研究》的目录看，刘梁建教授似乎有将中国哲学简化为汉语言哲学的倾向。戴兆国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这个概念需要进一步界定，他追问：汉语言哲学是否属于世界哲学的一种？就不同语言而言，如果有汉语言哲学，是否应该有英语言哲学、德语言哲学？它们如何成立？就传统思想的展开而言，如何处理义理、考据、辞章的关系？汉语言哲学需要将文字学、训诂学纳入哲学视野，如何避免陷入纯语言学？等等。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张志宏研究员回顾了最初接触汉语言哲学时的困惑，认为当前所呈现的汉语言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及中国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边界存在模糊之处。在他看来，汉语言哲学就其主要目的而言，旨在回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汉语言哲学研究正是从语言学和哲学语法的角度重新定义、论证、理解中国哲学，并以活生生的汉语言哲学思考证成汉语哲学亦即中国哲学的存在。因此，汉语言哲学不仅解决翻译导致的语言无根性问题，而且更要用汉语去思考一般性、世界性哲学问题，积极展开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张志宏研究员认为，语言背后是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汉语言哲学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承载了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他认为，汉语言哲学的提出有利于打破学界壁垒，促进中西学融合，避免“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偏见。最后，他追问为何用“汉语言哲学”而非“汉语哲学”，认为两者区别在于“言”字，可能涉及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对“汉语”与“中文”表达的不同考量。
浙江大学哲学系叶树勋教授在线上参与了讨论。他认为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偏重研究方法与哲学史问题，而韩水法、孙向晨等人的汉语哲学更偏重理论阐述与哲学建构。前者强调“以语言方法研究哲学史”，后者强调“通过汉语讲哲学”。叶树勋教授认为，尽管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富于思辨，但他还是视之为重分析一派，而非理论建构一派。他以佛教进入中国后催生禅宗为例，说明外来思想进入中国会经历“格义”与“反向格义”，汉语言哲学正是这种“格义-反向格义”交互作用下文明互鉴的产物。叶树勋认为，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在展示充分分析色彩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以言立道”“哲学语法”“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特色，削弱了其“分析”倾向。他指出，汉字是象形文字，文字有“灵魂”，具有形象思维特点，与西方逻辑思维不同，因此汉语言哲学研究要更多关注汉字的训诂与字源学。叶树勋教授以王弼“得意忘言”说为例，指出语言是用以表达思想的工具，真正的哲学思考要超越单纯的语言（ “纯言” ）。他还特别谈到古汉字中的一个特殊字，即“或”字，在《道德经》中“湛兮似或存”的“或”表示“好像可能”，并非逻辑量词；先秦文献中“或”可作概念性名词（如《恒先》中的“或作”），表示“不确定的存在”。他认为，诸如“或”字等较为重要的字词，在刘梁剑教授既有的汉语言哲学研究中未被充分讨论。
上半场最后一个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吴晓番副教授。他将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视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力作，认为其与明清之际以来的现代性追求相关。他指出，该书以关键词为中心考察现代哲学，兼有“现象学”倾向，并且具有世界哲学的雄心，内容上涉及美德伦理、新气论、道德哲学等多领域的根本性问题。不过，吴晓番副教授认为刘梁剑教授过于乐观地引用了王船山“均乎人之天”之说，因为实际的命名权、秩序建构涉及权力主体，传统的君臣民关系与现代国民有着相当大的鸿沟。他还指出，尽管刘梁剑教授强调“可感之言、有感之思”，但要避免单纯概念范围内的讨论，而将问题根源于生活经验，尚有待更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下半场圆桌会议主题是“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具体特征”，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吴晓番副教授主持。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认为该书是非常好的“前传”或准备工作，真正世界性的哲学创造尚待完成。他高度肯定刘梁剑教授在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及其与中国哲学相融合方面做出的深邃而有创造性的思考。郭美华教授特别指出刘梁剑教授汉语言哲学研究的两个基础性特点，即一是汉语言哲学研究坚持了哲学，在当下文化守成主义繁盛状态下，坚持用汉语“做哲学”；二是坚持了世界性视野，从其注释广泛引用古今中外资源便可见其世界哲学视野。汉语思考的哲学性与世界性，奠定了汉语言哲学研究再创人类文明这个目的的方法论基础。不过，郭美华教授对刘梁剑教授关于传统中国哲学主要概念讨论中的“人禽之辨”表达了疑问，认为本质的预设与人的生成性之间具有紧张关系；而刘梁剑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分析、讨论，忽略了自由，而自由是思考与生存的绝对本体。就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郭美华教授也以列维纳斯“存在就是外在性”之说为例，警惕概念对于实在的遮蔽与扭曲。
江苏省社科院孙钦香研究员认为，刘梁剑教授对“际”的精到分析，以及 “所”“之”等虚词的分析讨论，体现了高深的哲学思辨，本身就是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典范。她说自己读出了《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双重意蕴，既有冷峻的概念分析，又有对经典的体认与温情。孙钦香研究员指出，对汉语言的哲学语法考察，如何展开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具体论述还有待更为清晰的阐述，“六艺”如何与修身成人的道德实践相融合，也有待深一层的分析。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晓晶副教授认为刘梁剑教授开辟了新的哲学论域，充满了创造性。她指出，《汉语言哲学研究》探讨的汉语“名词串”特别像算力“token”，认为这是汉语的特点。西方认为汉语的模糊性是缺陷，但AI时代，汉语言的特点与AI训练模型的机制有相似之处，反而成为优势，这为中国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对话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AI与中国哲学或汉语言哲学的结合，就为世界性哲学创造与再造人类文明给出了新的希望。袁晓晶副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的求真、求确定性目标的异同及其融合，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汉语言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的可通约性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超越性，都是汉语言哲学研究后续展开的主要问题之一。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余亚斐副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表明汉语言是世界性视域下被自觉反思的对象。自近代以来，从“存在”到“语言”再到“哲学”，体现中国哲学对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生存境遇的不同反思及其展开进程。“汉语言哲学”比“中国哲学”更精准地支撑了基于汉语的学问。从汉语言的哲学语法考察入手，更有助于揭示中国哲学的发生、特点和演变，并以儒释道对语言的不同观念及其相互作用来加以说明。余亚斐副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可以给出能够体现汉语特点的哲学命题，并进一步挖掘汉语起源的哲学意蕴。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焱副教授在发言中说，汉语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大特点是象形文字，通过形便可以联想其意象和图像，具有与表明文字不同的思维差异与文化差异。在哲学、西方哲学与汉语言哲学的关系上，陈焱副教授形象地以“肉夹馍”和“汉堡”的对比为例，来加以说明。他认为，在上海和纽约的麦当劳里，“汉堡”都是一样的，这都是“西方哲学”。但是，当我们汉语言哲学不是“汉堡”，而是“肉夹馍”。“汉堡”和“肉夹馍”都是“面食”。《汉语言哲学研究》就是中国的“肉夹馍”，不是“西方哲学”的亦步亦趋，而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著作。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靖杰认为，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基于深邃的哲学思辨，结合“绵密论证”的哲学方法，实现了汉语言哲学从“窄义”到“宽义”的路径拓展。他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以“哲学语法考察”为核心方法论，以维特根斯坦“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作为支撑，打通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与中国传统“穷理尽性致命”之学而展开了其创造性论述。他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带出秩序”之说，有两个层次：一是打破“传统语词”的专制与历史包袱，二是分析“日常语词”。困惑在于：如何从具体分析走向普遍秩序？如何避免“披头发丝”式的纯粹思辨？并提及刘教授对“话语权力”的警惕，认为朝向“世界哲学”的姿态本身就有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钱晟讲师认为，刘梁剑教授提出的“移植词”和“无根性困境”，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方法论意义。他以自己的“牙行”“买办”研究为例，说明这些词在明清与近代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体现了制度移植过程中的语义变迁。他认为可以借鉴汉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反思用现代商业词汇研究古代经济史可能产生的“语义遮蔽”问题，并分析商业词汇的义理维度，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苟东峰教授最后一个发言。他简要梳理了一下汉语言哲学发展的脉络，认为其源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是从“中国古代逻辑学危机”开始，蔓延到“中国哲学”，最终波及“外国哲学”学者。就其实质而言，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是对这一合法性危机的回应，以“汉语言哲学”替代“中国哲学”，相当于为“中国哲学”找到了一个更为合法的“名”。苟东锋教授引用江怡教授“普遍与特殊”之分说法，认为刘梁剑教授的汉语言哲学研究是“从普遍到特殊”（即从哲学语法这一普遍性入手，考察汉语言哲学的特殊性），不同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界大多数学者“从特殊到普遍”（用汉语讲普遍的哲学）。从普遍与特殊的交互关联出发，以创建世界性哲学为目的的汉语言哲学研，就需要恰切地为自身定名。结合自己的研究，苟东锋教授追问了刘梁剑教授最初以“新名学”命名“汉语言哲学”的用意，并认为对于原创性哲学之思而言分析路径有琐碎之嫌，而且以“因字词以求道”对于对戴震的定位准确性似有欠缺。
发言环节之后，是学生提问。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生夏龙龙提出，相对于哲学，汉语言文学属于文学。在汉语言的共性与文学和哲学的差异性之间，传统经典的当代诠释，是否还能溯及语词与文本的本义？在AI数智时代，标签化新词层出不穷，“汉语言哲学”作为一个“名”，是否可能扭曲本然之“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生赵俊淇表示，《汉语言哲学研究》关于语言与实在关系的讨论，启发了自己对于《庄子·应帝王》混沌寓言中道言关系的思考。
讨论环节结束，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钱晟讲师主持会议总结。刘梁剑教授对与会学者的提问与批评做出回应：首先，他表示正逐步淡化“汉语言哲学”标签，转向更开放的“新名学”实践，强调哲学创作成果本身比命名更重要；其次，他再次深入阐释了“哲学语法”的双重维度——既包含语词用法的实证考察（如“或”字的名词与副词功能），更指向哲学问题意识的筛选机制，即仅关联思想关切的语法现象才进入考察视野；再次，刘梁剑教授回应了“人禽之别”作为探讨人性的起点之不足、“自由”概念的忽略、“穷理尽性”如何“至命”等问题，他认为以“去存在”的生成性来理解人性，与承诺人之区别于禽兽的善性并不矛盾，它能更深切地豁显出成己与成物的责任担当；自由问题上，这个概念的多重维度很难梳理，在生存论上，萨特式行动自由与中国语境下“自然”概念在适配性上其实多有榫枘不合；思想的严密逻辑与清晰分析（穷理），同成己与成物的道德境界（尽性），二者交互作用而展开，指向世界性哲学的创建与人类文明的再造使命或命运（至命）；最后，刘梁剑教授表示，未来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展开，要拓展至文字与语言关系、网络新词的哲学赋义可能、东亚知识迁移中日语中介作用等前沿议题，强调研究需扎根历史语料（如训诂资源、佛经翻译理论），同时保持对当代生活世界语言现象的敏感性，使哲学语法考察成为贯通古今、连接中西的思想实践。刘梁剑教授坦言，本次工作坊提出的诸多问题，正是未来汉语言哲学研究需要深耕的方向，从名称界定到汉字特质，从传统义理到现代科技交叉，都还有大量具体工作有待完成，他感谢各位学者的真诚分享，这些思考为汉语言哲学研究拓展了边界，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最后，郭美华教授做了简单的闭幕总结。他指出本次工作坊围绕《汉语言哲学研究》展开的深度研讨，既厘清了汉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哲学界自觉建构本土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担当，期待汉语言哲学界能以此次会议为新的契机，生产出更多扎根汉语言传统与民族当下实践、回应人类文明共同问题的创造性成果。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赵俊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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