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最早的“脱华倾向”学者本居宣长|日本|本居宣长|汉学|江户|源氏物语

作者：蒋丰

这天，在东京都丰岛区中央图书馆靠窗的位置，我在桌上摊开了一位江户学人的精神战场：一边是《本居宣长全集》第二卷所收《排芦小船》（筑摩书房，1993年10月第一版），一边是《玉胜间》（岩波书店，1934年6月第一版），旁边还压着《紫文要领》（岩波文库，2010年2月第一版）和关于《〈源氏物语〉玉匣小栉》的研究本。书页翻动之间，我越来越觉得，若从日本思想史内部寻找一位最早显露“脱华倾向”的人物，本居宣长几乎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这里所谓“脱华”，必须先说清楚，并非明治以后那种面向西方世界秩序的政治性“脱亚”口号，而是十八世纪江户中期，一位国学者在东亚共同经典体系内部，对中华儒家解释系统所形成的巨大覆盖，产生的一种深层反拨。他的问题意识其实极其尖锐：日本古代的“道”，是否必须依附中华经典的义理框架，才能成立？

本居宣长（1730—1801年）生于伊势松坂，出身商家，青年时代赴京都习医，同时系统接受汉学、训诂和古典阅读训练。也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他后来所有关于“排汉意”的主张，才显得格外复杂。因为他不是站在汉学传统之外批评汉学，而恰恰是从汉学内部，开始对这种传统的解释霸权产生怀疑。

翻到《本居宣长全集》中的《排芦小船》，我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张力。此书本是其较早时期的歌论著作，讨论和歌本体与文学感受，表面看与后来的《古事记传》尚有距离，实则已埋下伏线：文学并不首先服务教化，而首先来自“心有所感”的自然流露。这个判断，在东亚传统诗教中已经带有某种脱离“载道”模式的意味。

真正让本居宣长完成思想转身的，是宝历十三年那场著名的“松坂一夜”。贺茂真淵南下经过松坂，与宣长彻夜长谈，后者由此明确把学问重心转入《古事记》。此后整整三十五年，他在“铃屋”书斋中埋首字训、古音、异文、古注互证，终于完成《古事记传》四十四卷。

我一直觉得，这部书真正值得反复咀嚼的地方，不只是规模，而是方向。同样是考据，乾嘉学派的戴震是“由字通义”，章学诚是“六经皆史”，都仍然是在中华经典世界内部重建秩序；朝鲜朴趾源、丁若镛等实学者，虽强调经世致用，也未离开中华式义理框架。唯独本居宣长，他把几乎同样严密的训诂和文献比勘功夫，用来做另一件事：证明日本古典自身即有独立成立之“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把他定位为江户时代最早的“脱华倾向”学者。

这种“脱华倾向”，首先体现在他对“汉意”的系统性警惕。后世儒者总习惯以善恶、礼法、道德秩序去解释《古事记》的神代叙事，而在本居宣长看来，这些都属于后起的覆盖层。神代神话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儒家伦理，而在于其本身呈现的生命情态、情感流动和神圣想象。换句话说，他真正反对的，并不是汉文化，而是汉文化对日本古典的最终解释权。

但如果说这一层还停留在文明认同层面，那么更能显出本居宣长超越性的，其实是他的文学发现。

翻看《紫文要领》（岩波文库，2010年2月第一版），我仍会被他对《源氏物语》的理解所打动。在他之前，儒者多视《源氏物语》为“柔靡”，佛者则多从“无常”去解释。唯独本居宣长把这部作品从伦理和宗教双重框架中解放出来，指出其真正价值在于“物哀”。

后来他在《〈源氏物语〉玉匣小栉》中进一步展开这一观点：文学最动人的，并不在“劝善惩恶”，而在于人面对世界流转、生灭无常时内心那一瞬无法言说的轻颤。花将落而更觉其美，月将亏而更生眷恋，人生正因为知道其必逝，才生出最深的爱恋。

这一点，在东亚文学史中意义极大。

中国诗学讲“兴观群怨”，再讲“性灵”，终究还没有完全脱离士大夫伦理审美距离；朝鲜文人的乡土书写，亦常回到“观风知政”的传统。唯独本居宣长，第一次把文学直接还给人的情感经验本身。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脱华倾向”——不是政治上的切割，而是摆脱中华诗教传统对文学功能的预设。

但越写到这里，我越觉得本居宣长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脱”，而是——“脱而不能尽脱”。

众所周知，一个思想者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正在于他的悖论。本居宣长所有的文本方法——训读、章句、古注、比勘——本身就是汉文经典世界长期训练的成果。他越要摆脱“汉意”，越说明他首先深受其塑形。没有汉学训练，就没有《古事记传》的深度；没有东亚共同经典世界，也不会有他如此强烈的切割意识。

所以，我宁可把他的历史位置概括为：江户时代最早把“如何从中华经典阴影中确认日本自我”上升为系统学问工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