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镜子前系领带，系了第三遍。
前两遍手有点抖，第三遍系好了，他盯着镜子里那张脸看了两秒，把脸上的表情调对了，那种当了二十多年上班族的人最熟悉的表情，有点死了但强行撑住，今天也要去拼一拼的样子。调对了，他才转身去拿公文包。
厨房里他老婆在热味噌汤，问他今晚几点回。他说不一定，可能要陪客户喝两杯。老婆嗯了一声，没抬头。这话他这礼拜已经说了第三回，老婆也信，因为过去二十年他本来就这样，回家晚是常态，准点回家才是稀奇事。
他穿好皮鞋，开门，出去，门在身后咔哒一声关上。
然后他就站在自家门口，没动。
早上七点十分，名古屋郊区，街上安安静静的，邻居家的车一辆辆开出去，都是去上班的。他站在那儿，提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看起来跟这条街上任何一个要去挣钱养家的男人没两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知道该往哪走，因为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公司可去了。
他原来在一家中等规模的机械商社做到了课长，泡沫那几年公司跟着银行起哄借钱扩张，厂房买了，设备添了，账面上风光无限。九十年代银行突然翻脸开始抽贷，公司的现金流断在一个礼拜之内，断得干干净净。然后裁员，他这种四十六岁，只会干一种活的中层，是第一批被请出去的。
请出去那天的事他不太愿意想，他只记得人事那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家伙，全程没怎么看他的眼睛。
四十六岁，在1998年的日本找工作，简历递出去基本是石沉大海。不是你能干什么的问题，是对方一看你这个岁数还在投简历，第一反应就是这人是不是哪里有毛病，是不是被原单位踢出来的次品。
他投了几十份，回音几乎没有，有一两次走到面试，对方客客气气地问了几句，然后说我们再联系，那个再联系他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不告诉家里。
一个都没告诉，老婆不知道，上高中的儿子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每天早上，他照常起床，照常刮胡子，照常系领带，照常提着公文包出门。出了门拐个弯，不去车站，去图书馆。
图书馆好啊，白天人少，有空调，有椅子，关键是那儿不容易撞见熟人。他在那儿一坐就是一上午，翻翻报纸，看看招聘版，有时候就盯着一个地方发呆。中午他去便利店买一个最便宜的便当，然后找个公园，坐长椅上吃。
第一次去那个公园的时候，他吓了一跳。
长椅上不止他一个。
一排长椅，坐着好几个跟他一样的男人。西装皮鞋，公文包搁在膝盖上，手里捧着便利店的便当。一个个吃得安安静静，眼睛看着前面，谁也不看谁。有那么一瞬间他全明白了，这些人跟他是一路货色。
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
他后来天天来这个公园。慢慢地他认得出来谁是常客了，但他从来没跟任何一个人说过话，那几个人也从来没跟他说过话，这种事不用说，大家都懂。
下午的时间最难熬。
他以前是不知道下午有这么长的。在公司那会儿，他忙得脚不沾地，开会跑客户，催货，常常加班到赶末班电车，一天眨眼就过去了。他活了快五十年，从来没有“我自己的时间”这种东西，时间一直是公司的，是被填满的。现在公司不要他了，把这些时间一股脑全还给了他，他傻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时间该拿来干嘛。
他就在城里漂着，从这个公园走到那个公园，看看橱窗，看看路过的人。有时候在一个长椅上能坐两个钟头，什么也不想，就看鸽子。他得把时间熬到下午六点，熬到一个正常上班的人该下班的点，他才能“下班”回家。
回家之前，他得办一件事。
他得去取钱。
家里的开销老婆管着，以前是他每个月把工资卡里的钱交过去。现在没工资了，他就每隔几天去银行取一点出来，凑成一个差不多的数，跟老婆说这是这个月的奖金，这是项目提成和出差补贴，老婆也没多想，接过去就当家用了。
只有他自己心里有一本账，他算过的，他每天大概要从存款里抽八千日元出来填这个窟窿。存款还剩多少他门儿清，照这个速度，撑到明年三月。
而房贷是每个月十一万，雷打不动。
明年三月。
这两个字像一把刀，天天挂在他脑袋顶上。他白天坐在长椅上看鸽子的时候，这两个字在。他晚上躺床上听老婆均匀的呼吸声的时候，这两个字也在。
有一回差点全完了。
那天下午他正在公园长椅上坐着，远远看见一个人朝这边走过来，越走越近，他心里咯噔一下，是以前公司的一个老同事。那人也认出他了，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微妙，有点尴尬又有点了然。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老同事，也丢了工作。
两个失业的中年男人，在公园里，谁也没揭穿谁。那同事笑了笑，说出来散散步啊。他说是啊，透透气。然后两个人就各自走开了，再也没联系过。
那天晚上回家，他在玄关脱鞋的时候，手又抖了。
最难的是西装。
那身西装是他唯一的行头了，得天天穿，天天笔挺。可是干洗要钱，他舍不得。于是他学会了自己熨。每天晚上，等老婆儿子都睡了，他一个人在客厅，把熨斗插上，烧热，然后一寸一寸地熨那身西装。
蒸汽呼呼地冒，他熨得特别认真，领子，袖口，裤线，一处都不肯马虎。客厅静悄悄的，只有熨斗的声音。
一个四十六岁的男人，半夜在客厅，一丝不苟地熨一身明天没有任何地方可去的西装。
田中这个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编的。但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日本整整一代人。
九十年代日本那场泡沫破掉之后，有个词叫“公园族”。一整片一整片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被公司请出去了，不敢告诉家里，每天照常出门，在城市的公园和图书馆里漂一整天，傍晚再回去演一场下班。
很奇怪，不是某个软弱的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是一代人不约而同都这么干。
就这么过了大半年。
有天傍晚，他照例“下班”回家，老婆做了饭，一家人坐下来吃。老婆给他盛饭，问他今天累不累。他夹了口菜，嚼着，说还行。
那顿饭他吃得比平时香，一连添了两碗。老婆还挺高兴，说你今天胃口不错啊。他嗯了一声,没说话。
他没法告诉老婆，今天的胃口好，是因为白天在公园那条长椅上，他从中午一直坐到了下午六点，中间没舍得吃便利店的便当，他是真的饿了。
田中后来去了哪里，没有记录。
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太多了。他们这帮人第一个阶段叫公园族，再往后，叫失踪劳工。某一天，他们照常假装去上班，坐电车坐到最后一班，再没回来。或者某个夜晚出门，再没回家。
田中算过，存款能撑到明年三月。日本企业的财年，正好也是三月结算。
撑不过去的公司在三月倒闭，撑不过去的人，好多也在三月走了。1998年那个三月，倒闭和失业一起冲到顶点，男人们的自杀数字也跟着冲到顶点。报纸给这种死法造了个新词，叫裁员自杀。
熨得笔挺的西装一件一件挂在那儿，主人一个一个不见了。
像田中这样的人，最终成了历史大洪流里，失业率和经济波动的一个个微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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