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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习以为常的地理划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与权力逻辑？
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作为区隔非洲南北的空间范畴，长期被视为基于自然地理与历史差异形成的描述性分类，并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这种看似中性的划分并非中立地反映非洲大陆的客观现实，而是植根于殖民历史与文化政治之中的建构产物。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非洲南北划分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义、制度化并自然化，从而由一种具有争议性的历史构造，转化为跨学术与治理领域通行的空间范畴。文章将去殖民性视角作为分析工具，回溯非洲前殖民时期的跨撒哈拉互动结构，考察阿拉伯扩张、伊斯兰传播、欧洲殖民统治、去殖民化运动与冷战地缘秩序等历史条件，分析非洲南北区隔得以形成并持续运作的知识背景与权力逻辑。这一空间划分通过地理命名、学科分工、殖民与后殖民治理实践以及国际组织分类等一系列知识—权力机制不断被再生产。
通过对非洲南北划分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揭示空间范畴如何在历史遗产与当代制度中获得稳定性，为区域国别研究反思既有空间范畴、理解区域认知中的结构性不平等提供了概念史与话语分析的解释框架。
“两个非洲”？非洲南北区隔的历史建构
作者：黄爱丹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项目博士候选人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这类区隔非洲南北的划分，作为知识生产与国际实践中广泛使用的空间范畴，通常被理解为基于自然地理与历史差异形成的描述性分类，但事实上并非中立地反映非洲大陆的客观现实，而是植根于殖民历史与文化政治之中的建构产物。这种划分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中被频繁使用，并在反复调用中逐渐固化为一种近乎不证自明的认知前提，从而影响对非洲历史、区域差异与发展路径的理解方式。然而，此类看似中性的术语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知识权力逻辑。
从历史上看，区隔南北非洲的构造并非完全出于地理的自然割裂，而是建立在语言、宗教、种族与文明等级的基础之上。它既是欧洲殖民秩序对非洲空间划定的产物，也是后殖民时代国家构建、区域认同与全球合作持续复制的结果。尽管泛非主义者、革命家与学者们长期以来试图打破这一人为区隔，但“撒哈拉沙漠即断裂带”的观念，依然在当代知识体系中反复再现。
本文关注的正是这一边界划分在知识建构层面的历史演化与权力机制：非洲南北划分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义、制度化并自然化，从而转化为跨学术与治理领域通行的空间范畴。这种范畴的稳定性来自其与政治、学术与制度结构的深度嵌套，也与长期以来非洲研究在话语、分类与资源分配中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密切相关。本文并不否认地理边界和自然环境在区域研究中的作用。相反，正因这些分类具备政策与治理上的现实效用，更需要反思其被建构的历史逻辑与话语效果。诚然，“非洲”本身是一种自然地理命名，而非洲的南北划分在援助分类、经济评估和国际组织框架中也具有技术层面上的功能。但这种分类的广泛使用，也可能遮蔽了非洲大陆的内部连续性、多样性与历史交互，甚至强化了一种基于文化和种族的本质化叙述。
已有研究指出，空间概念从来不是静态的地理描述，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些概念的稳定性恰恰来自其在权力分配、学术规范与制度逻辑中的内在嵌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强调跨学科理解、历史脉络与地方性知识的学科，有必要回到这些范畴背后的历史与政治结构之中，反思其知识谱系，并探索可能的替代性叙述框架。乌干达思想家马哈茂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指出：“地理承载着历史的烙印，我们最好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非洲的地理格局”。这一观点揭示了非洲边界划分背后的历史动因和社会建构。在近现代历史上，非洲的内外部边界——无论是物理的还是隐喻的，大多都由外部力量所划定。这些边界不仅具有地缘政治的工具性，还蕴含着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定义了公民身份和包容的界限，以及种族排斥和统治的模式。将这种边界视为自然合理，实际上是抽离出历史和社会政治语境，内化了社会区隔。现有的学术探讨虽触及了相关边界概念的变化，却鲜有研究全面审视其历史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建构。因此，本文作为一篇批判性综述，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分析与话语比较，揭示非洲南北划分得以稳定化的知识—权力机制。
图源：africageographic
01
前殖民非洲的互动与分化
当今“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的范畴划分，往往依赖于一种被自然化的话语前提：即撒哈拉沙漠作为非洲大陆内部的断裂带，阻断了文化、语言与政治网络的延续。然而，许多国家部分或全部领土都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北部，将任何一个划归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都是不恰当的。理解这一断裂如何被“制造”出来，必须从其前史入手——即回到殖民前非洲社会本身的互动结构，考察撒哈拉在历史上所承载的政治、宗教与经济连通性，以及在阿拉伯—伊斯兰影响下逐步生成的认同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揭示现代断裂叙事的遮蔽机制，也能避免落入“非洲原本一体”式的文化浪漫主义。
区隔非洲南北的观念，其根源可追溯至古代历史中对肤色较深人群的“他者化”过程。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已存在对这些人群的负面刻板印象，以及将非洲战俘作为奴隶贩卖的做法。伊斯兰教诞生后，该地区的肤色偏见依然存在，导致一些穆斯林作家开始反驳基于肤色的歧视。这种早期的种族化观念不仅为后来的等级叙事提供了文化土壤，也为阿拉伯世界在非洲的扩张提供了社会和心理预设。
自公元642年起，随着阿拉伯人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征服，柏柏尔人与其他原住民族群逐步遭遇驱逐、边缘化与文化压制。到11世纪，随着更多阿拉伯游牧民族南下，“北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主导叙事，柏柏尔人在身份上被重新编码为“非主流的本地人”，宗教和语言上的差异也开始具有制度性的表现形式。
这一过程中，奴隶制度与跨撒哈拉贸易成为文化与种族分化的重要机制。伊斯兰法允许将非穆斯林战俘转化为奴隶，这为“黑人”在北非社会中处于底层地位的观念提供了宗教正当性。跨撒哈拉奴隶贸易进一步加固了这一等级秩序，通过语言、家庭与血统的再建构，形成了“阿拉伯化”的种族秩序认知。这种文化等级的形成虽然尚未制度化为空间边界，但已在文化想象中预设了南北之间的等级差异。
然而，这种征服与同化并未完全切断撒哈拉南北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也带来了新的连接方式和互动机制。撒哈拉沙漠在前殖民时期并非断裂线，而是支撑多重跨区域实践的连通轴。早在公元前9世纪，迦太基商人就已穿越沙漠开展象牙、黄金、盐与奴隶的贸易；进入中世纪，图瓦特、廷巴克图、加奥等绿洲城市成为商贸与知识流通的重要节点。这些网络不仅维系了地中海与内陆非洲的物资循环，也推动了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在西非和中非的传播和本土化。
随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和伊斯兰教的传播，非洲其他地区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以西非为例，一方面，阿拉伯人的入侵冲击了当地原有的贸易网络，并助推了奴隶贸易的扩大，从而破坏了已有的复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文字、技术与教育体系，而西非人也向阿拉伯世界展示了自身的文化成就。这种文化交流促进了双向的文化融合。例如，马里帝国的廷巴克图不仅成为跨撒哈拉贸易的枢纽，也成为伊斯兰教育的中心，被誉为当时最繁荣的学术与商业城市之一。
伊斯兰教的传播为这种跨撒哈拉互动提供了制度支撑。自8世纪起，以苏非教团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广泛分布于北非与西非，通过经学院、护身符文化、讲经传统等本地化手段，形成了跨越族群与语言的信仰共同体。半定居的宗教学者与游牧部族形成联盟，构建起稳定的信任结构与宗教—商贸秩序。宗教作为制度性力量，不仅统一了部分规范，也激发出跨越边界的身份认同。但这一共同体并未生成明确的“区域划界”意识，其宗教实践具有高度混合性，例如伊斯兰教与泛灵信仰、占卜、祖灵崇拜等融合仍然广泛存在。可见，撒哈拉沙漠并未隔断“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亲近性、凝聚力和文化连续性，反而见证了这些地区在伊斯兰教的共同影响下，合力发挥能动性，保持深刻的文化联系。
阿拉伯—伊斯兰影响带来了某些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区隔趋势，但这一过程始终与跨区域互动、制度连通和知识流动并存，其模糊性与流动性恰恰构成了后续殖民者建构南北非洲区隔的认知基础。
图源：Catalyst Planet
02
殖民逻辑、知识范畴与南北划分的制度化机制
1. 范畴命名、知识生产与空间区隔的生成机制
在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历史的复杂交织中，知识生产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地理边界的重新划分，更深入到哲学思想、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的层面。早在19世纪初，德国的比较地理学和历史哲学领域就发展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北非”与非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是自然形成的。这种观点被当时学术界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地理理性”。它不仅在德国的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体制化过程中得到了加强，而且还被整合进了全球的知识体系之中，为欧洲对非洲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这一思想背景下，黑格尔的哲学思考尤为突出。他在1822~1823年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演讲中，将非洲大致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正的非洲”（Africa proper），其边界大致为西至几内亚湾、东至阿拉伯湾、北至尼日尔河南岸。第二部分是尼日尔河北部及撒哈拉沙漠地区，第三部分则是埃及。他认为后两者分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延伸，而“真正的非洲”“仍然沉睡在它的宁静、停滞与自我封闭之中，未曾真正踏入历史的河流；它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微乎其微，除了在那些暗淡的岁月里，其人民不幸遭遇了被奴役的命运。”这种划分和评价不仅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且为后来的殖民政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地图绘制成为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地图绘制者开始采用“北非”这一术语。他们通过所谓的“苏丹”分界线——从几内亚湾延伸至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将非洲大陆一分为二。1899年绘制的《非洲的可殖民性》地图揭示了，这种分类更多地反映了殖民主义的野心，而非当地的政治和社会实际。而两次柏林会议则为英国从埃及到南非的领地扩张打下基础，也奠定了法国从地中海至几内亚湾殖民地的框架。英国将埃及从非洲“分离”出去，并将其纳入“近东”（现称“中东”）的势力范围。出于与英国的竞争，法国也采取了类似的“东方化”政策，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展开殖民。这些殖民地的划分不仅重塑了非洲的地理边界，而且割裂了非洲的历史连续性和现实联系。
自20世纪初，欧洲殖民学术进一步强化了“撒哈拉分界线”的概念，将非洲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北非”地区被纳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范畴，成为阿拉伯学、伊斯兰学、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些学者不仅继承了独特的语言学传统，还对穆斯林的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则被划归为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这种划分方式使得该地区的历史性逐渐被这些学科的主导范式所消解，进而加深了对非洲的误解。例如，在考古学领域，殖民政府通过对“北非”，特别是阿尔及利亚地区的罗马废墟进行的研究，将这一地区描绘成罗马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这样的叙述间接地为法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相似地，殖民者通过翻译阿拉伯语作者的文献，重新诠释这些文献中的内容，使之符合欧洲的地理和种族分类框架。这些考古和翻译的实践不仅重新构建了“北非”地区的历史记忆，而且还通过将其与欧洲古典文明相联系，进一步强化了与非洲其他地区的区分。
由此，非洲南北划界已在多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定型，并以不同名称的更替持续延续其区隔功能。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术语的广泛传播，实质上是在延续“热带非洲”、“黑非洲”等早期带有种族色彩的表达，只是其形式更具中性话语包装。在欧洲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统治过程中，这种术语演化体现出强烈的地缘等级意识：殖民者不仅将非洲按照气候地带划分为“热带”与“温带”，还将温带区域——如“北非”和“南非”——纳入“宜居”的“可教化”空间，而将热带地区构建为野蛮、落后的他者地带。这一划分标准背后，是深植于殖民知识体系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
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词，表面上试图标识在制度安排、语言传统、历史发展等方面具有某些共性的非洲国家，但其空间与文化边界却始终模糊、争议不断。该术语所覆盖的国家，既包括部分领土位于撒哈拉沙漠地带的马里、毛里塔尼亚和乍得，也包括远在非洲大陆南端的国家。这种模糊性不仅削弱了该术语在地理描述上的严谨性，更通过反复强调以撒哈拉沙漠作为地理断裂线，无意中加固了西方话语中对非洲的刻板印象：贫瘠、干旱、隔绝。而事实上，这些国家中的多数人口与沙漠地貌并无直接关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实践也并不以“沙漠”为轴心。
南非的例子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术语在历史变迁中的弹性与政治性。在1994年种族隔离政权垮台之前，南非常被称为“白人南非”或“南非次大陆”，并未纳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区域范畴。这一命名方式反映了西方对其“特殊地缘地位”的认知和对白人政权的政治认同。然而，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南非迅速被重新归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话语框架。这一术语转换的速度和方向，凸显出其背后的种族政治逻辑，并揭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中立的空间划分，而是一种随政治便利而调整的权力范畴。
与之相对，“北非”虽然从地理上属于非洲大陆，但在主流政治话语与学术体系中，常被自动归入阿拉伯世界、南欧或地中海文化圈。这种分类习惯并未经过充分反思，而是作为“自然常识”被广泛接受。伊斯兰思想与后殖民研究学者阿梅尔·梅齐亚纳（Amer Meziane）指出，“北非”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其构建过程深刻地塑造了当代人们对“非洲性”的理解。“北非”的位置体现出其多重边缘性：既被排除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身份认同之外，也未真正融入中东或欧洲的核心空间。这种模糊地带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地理标签”的漂移性，更显示出反“黑人”种族主义相关的观念在奴隶制、殖民治理以及“北非”人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深层影响。
2. 殖民二元逻辑的制度化及其空间区隔效应
殖民逻辑对非洲的认知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分层，进一步将二元身份嵌入非洲的治理结构与认同体系之中。这些二元结构并非单纯的文化偏见，而是构成了一整套内嵌于殖民话语、制度设计与知识生产中的等级性认识框架。通过“文明—野蛮”“白人—黑人”等概念对立，殖民者不仅重新划定了非洲空间内部的文明序列，也为自身的统治赋予了道义上的合法性。
在殖民语境中，非洲常被分为“黑非洲”（Black Africa）和“白非洲”（White Africa），并以肤色为显著象征来界定文明等级与文化归属。这种区分延续了西方早期种族理论对“黑色身体”的想象，也掩盖了非洲大陆上不同社会内部对“黑”与“白”身份认定的复杂性。马丁·贝尔纳提出“黑色雅典娜”概念，旨在批判古代地中海文明中对非洲角色的忽视，但这一概念本身也未能摆脱以肤色作为本体性划界的局限。事实上，在许多穆斯林社会中，“黑人”与“白人”身份不仅与肤色有关，更与血统、语言、文化习俗、社会地位等因素紧密交织。奴隶制并非只针对深色肤色者，而“黑”常作为一种社会身份被赋予政治经济含义。撒哈拉绿洲社会中，“白”与“黑”的身份划分往往涉及职业、氏族、婚姻体系与社区归属。因此，将整个非洲按肤色区隔，实际上削弱了对内部社会分层、互动与文化重构的理解。
英国与法国的殖民政策是这一身份构造逻辑的典型体现，且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实施策略。19世纪，法国殖民当局将非洲划分为“白人非洲”（Afrique blanche）和“黑人非洲”（Afrique noire），其中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被视为更接近欧洲的“文明种族”。法国学者甚至构建了“卡比尔神话”（Kabyle Myth），将卡比尔人描述为罗马文明的延续者，优于阿拉伯人，从而人为制造内部民族等级。这些身份想象并不仅限于学术话语，更直接影响政策资源、教育机会与宗教认同，成为治理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统治中推行了所谓的“南方政策”，将苏丹多元族群简化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两种类别，并通过限制南北交流来人为制造空间隔阂。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仅强化了种族身份的对立，也为独立后苏丹长期冲突与南苏丹分离主义的兴起埋下隐患。
二元划分的观念也深深植根于宗教的分类中。在殖民叙述中，“撒哈拉以南非洲”被视为“基督教非洲”，而“北非”则被纳入“伊斯兰世界”。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宗教领域的控制，法国殖民者更进一步将伊斯兰教划分为“阿拉伯伊斯兰”、“黑人伊斯兰”、“摩尔伊斯兰”等，将后两者描述为带有魔法、偏离经典的“次等宗教形态”。这种话语操作既维持了对“北非”正统性的控制，也制造了穆斯林社群内部的等级化认同。这种以宗教划界的做法忽视了非洲大陆上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深度共存和复杂互动。例如，截至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有6.5亿基督徒与3.3亿穆斯林共存，而穆斯林比例最高的十个非洲国家中，许多位于“撒哈拉以南”而非“北非”。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形式包括苏非教团、护身符传统及本地语言诠释，呈现出极强的本土多样性，远非瓦哈比教法主义所能涵盖，也无法成为划定文明边界的唯一标准。
语言与文化亦成为划定文明边界的重要工具。殖民者将“北非”视为一个单一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区，忽视了该地区内部复杂的族群与语言构成，例如柏柏尔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广泛使用，以及哈拉廷人等肤色较深群体的边缘化历史。北非也因此被纳入欧洲地中海世界或“中东”区域的文化框架之中。这一话语塑造的直接后果，是将非洲内部本有的历史联系、文化互动与宗教共生人为断裂，并固化为互斥的文明单元。例如，法国一方面将撒哈拉视为种族与文化屏障，另一方面又将其描述为“殖民纽带”（trait-d’union），为北非与西非之间的殖民行政一体化提供话语合法性。法属西非的梅德拉萨学校制度就是这一策略的体现。殖民者将其从传统的伊斯兰教学机构转型为法语教育平台，培养通法语的行政代理人。这种教育结构不仅在地理上更靠近殖民军事基地，也在文化上逐步推行去伊斯兰化过程，影响了后殖民国家的教育制度与语言政策。由此，尽管西非与北非在历史上存在深厚的商贸和宗教联系，但殖民叙事的主导下，一些西非人逐渐将“北非人”视为“白人的延伸”。这种地缘文化想象的转变，反映出殖民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操控重塑区域身份，也在非洲内部生成了对南北非洲区隔话语的再生产机制。
最终，这些种族、宗教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一整套殖民知识体系中“认识非洲”的结构性前提。它不仅塑造了殖民时代的治理实践，也在非洲独立后的区域认知与国家身份建构中延续为深层的文化图式。
图源：asp
03
后殖民语境中的范畴再生产
20世纪的去殖民化与民族主义运动阶段，在意识形态运动和国际关系动态的作用下，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非洲南北区隔并未消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并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结构和知识生产中得以固化。
1. 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与身份边界重构
泛非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们并未完全解决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具体而言，泛非主义构建了“非洲性”（Africanité）这一概念，虽然最终倡导将非洲视为统一的整体，但起初“北非”并非泛非主义的焦点。而泛阿拉伯主义则构建了“阿拉伯性”（Arabité）这一概念，侧重于“中东”地区的文化及政治纽带。在这一背景下，“黑人性运动”（Négritude Movement）与“北非”“白人化”现象的对比显得尤为突出。这种对身份边界的重新界定，在独立后的国家地缘政治联盟构建中持续发酵，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分裂，导致非洲南北之间的疏离感逐步加深。
上述划分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运动中也有所体现。泛非主义活动家在对话和宣言中频繁使用“黑非洲”一词，从而间接地将“北非”排除在非洲认同之外。需注意，泛非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在立场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以塞内加尔领导人、“黑人性运动”的关键倡导者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为例。1967年，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他试图构建一座基于共享语言、种族和文化价值的“文化桥梁”，旨在解构殖民者植入的分裂主义。而在《非洲联邦党宣言和纲领报告》中，桑戈尔一方面乐观地提出了构建一个非洲联邦的设想，另一方面则划分了“撒哈拉以南”的“黑人—非洲人”与“北非”的“阿拉伯—柏柏尔人”，并将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视为“非洲邻居”，强调其在殖民时期与法语西非的联系。这种划分不仅反映了桑戈尔对非洲内部文化、历史和种族多样性的深刻认识，也揭示了他对非洲统一进程中复杂现实的清醒认知——非洲的统一必须建立在尊重各地区独特性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忽视或抹杀这些差异。
与之相对，泛阿拉伯主义逐渐在“北非”国家中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多元的人口群体被纳入了“阿拉伯性”的定义范畴，进而加速了“北非”地区的“去非洲化”进程。尽管“北非”新独立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展现了非洲内部的团结，但在实际身份认同上，它们却塑造了一种既区别于欧洲“白人”，也不同于非洲“黑人”的阿拉伯穆斯林身份。例如，埃及前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推行的反帝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在“北非”的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埃及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清除了那些倡导“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柏柏尔民族主义元素，转而采纳了阿拉伯化的国家建设路径。这种排除柏柏尔人和哈拉廷人社群的做法，后来成为导致该国政治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相似的情况在利比亚也有所体现，卡扎菲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起的“文化革命”中禁止了柏柏尔语的使用，这种社会排斥政策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
随着“北非”国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逐步确立政治主权，它们的对外战略与区域归属也迅速重构。这一过程强化了其“阿拉伯—中东”身份的自我认同，也使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互动愈发建立在地缘政治现实基础之上，而非共同的非洲认同。20世纪60年代初，埃及和叙利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标志着泛阿拉伯主义在“北非”国家中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领导下的泛非主义则倡导建立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非洲统一体。两种思想路线在布拉柴维尔集团、卡萨布兰卡集团与蒙罗维亚集团等区域组织的互动中表现为制度上的冲突，使得非洲大陆统一的可能性遭遇多重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北非”国家愈发转向中东事务，尤其是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使得其对撒哈拉以南国家的政治联结进一步弱化。1973年石油危机促使非洲其他国家短暂支持“北非”国家的反以战略，但更多出于资源安全与外交利益的现实考量。进入70年代后期，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阿拉伯世界在非洲的道义影响力下降，泛非团结的意识形态根基进一步削弱。
此外，非洲侨民在国际上的文化政治动员也反映了这一身份分裂的加剧。20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导致了黑豹党等左翼组织的驱逐。“北非”政权对非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压迫以及对种族主义问题的忽视，进一步疏远了非洲裔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许多曾流亡埃及的非洲裔美国学者选择离开，并将他们的研究重点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重新建构非洲中心主义叙事。例如，莫莱菲·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在《非洲中心主义》（1985）中提出，阿拉伯的“圣战”摧毁了古埃及文化，而后者的祭司逃亡至内陆非洲，才得以保存非洲文明之火种。这一叙事虽历史考证上存在争议，但在符号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的断裂。
这一时期的地缘战略调整与认同政治分化表明：非洲国家的主权建构虽然摆脱了殖民者的直接统治，但其范畴结构却在后殖民秩序中获得了新的稳定化机制。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不再只是外部强加，而是在国家制度、文化政策与国际话语中的再生产结果。
2. 区域国别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分裂
冷战格局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体制，进一步加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北非”的知识范畴分裂。在这一体制中，“北非”日益被纳入“中东与伊斯兰世界”研究范畴，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成为“黑非洲研究”或“非洲研究”的核心区域，两者在研究机构设置、资金流向与学术组织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美国，自20世纪初历史学家利奥·汉斯伯里（Leo Hansberry）、梅尔兹·泰特（Merz Tate）以及社会学家、“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W.E.B. Du Bois）等人奠定了跨大西洋的泛非主义知识谱系后，非洲研究曾一度以黑人解放叙事为中心。但到1940年代，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z）在西北大学开创的“非洲研究计划”，将“黑非洲”作为学术建构对象，并受到联邦政府与基金会的大量资助。1957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成立，虽标志非洲研究学科化，但其内部结构高度“白人中心”，排除了许多非洲裔学者的参与，也排除了“北非”问题的研究议程。
与此同时，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为核心的“中东研究中心”逐渐崛起，成为“北非”研究的主要承载体。这些研究机构大多与外交战略密切相关，服务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安全与以色列政策。“北非”因此在知识生产上更接近于“中东事务”，在非洲研究体制中被制度性边缘化。这一学术格局的建立并非单纯源于知识兴趣，而是深受冷战时期“敌我划界”逻辑支配。美国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输出需求推动了对“黑人非洲”的研究，忽视了非洲—中东之间的跨区域历史联结。而当非洲研究日益“文化化”、将“黑人性”作为其合法性基础时，伊斯兰传统、柏柏尔文献与跨撒哈拉交流史在主流非洲研究框架中逐渐失声。
由此可见，学术分工与政治结构并行地在“后殖民”体制中重塑了“非洲”的知识边界。“北非”的“去非洲化”不仅体现在国家身份构建中，也体现在它被逐步排除出非洲研究范畴、转而归入另一套地缘话语体系中的知识轨迹。
图源：Africa Geographic
04
重新想象非洲的边界
刚果思想家瓦伦丁-伊夫·穆丁贝（Valentin-Yves Mudimbe）强调非洲知识被西方语言、范畴与学科结构所异化。本文进一步将非洲南北划分得以稳定化的机制概括为三种相互关联的过程：其一，通过地理命名、学科分工与研究对象划界，使该划分嵌入学术知识生产的日常规范之中；其二，通过殖民与后殖民治理实践、国际组织分类与政策语言的重复使用，将这一空间区隔转化为制度运行中的技术前提；其三，在去殖民化与民族主义语境下，该范畴被不同政治主体重新吸纳并赋予新的身份含义，从而在反抗殖民的同时延续其结构性边界。正是在这些机制的叠加作用下，南北非洲的划分得以从历史构造转化为被普遍接受的常识性空间框架。南北非洲的范畴结构之所以持续有效，正是因为它深嵌于国际组织、国家认同、学术分工和学科制度的多重结构之中。
但这套认知体系并非牢不可破。从恩克鲁玛、弗朗茨·法农、杜波依斯等人的理论反思，到非洲统一组织等制度创新，再到文学、艺术与文化生产中的范畴解构与跨地域联结，这些实践揭示了：“非洲的统一性”是一种行动路径与知识策略，是对殖民知识分裂机制的持续挑战。尤其在当代，全球化进程正在模糊非洲“南”与“北”的物理与政治边界，也动摇了学术与知识体系中既有的划界标准。这一变动使得非洲研究面临重构的契机。身份的多重性、文化的渗透性与空间的交叉性成为新的理论问题，也为非洲内部重新想象自我边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转向。
在这一背景下，认知结构的系统重构需要从非洲自身的思想传统与经验出发，构建替代性叙事与研究路径。首先，面对非洲南北的历史性分野，应保持审慎与历史意识，不将责任简单归咎于任何一方，而是转向分析差异的历史生成机制与结构性障碍。需正视奴隶制、种族化等级、地缘不平等等遗产，也需警惕将“统一”简化为对异质性的压抑。其次，采用更加跨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综合考察空间、语言、宗教、族群、地缘政治等层面，揭示非洲内外互动与文化形成机制的复杂性。跨学科领域推进的跨撒哈拉研究，不仅能够梳理不同区域之间的连通性，也有助于打破基于单一文明框架建构南北非洲区隔的知识惯性。在全球知识秩序中探索更具自主性的研究路径，不仅是对全球南方认知正义的回应，也是理解多元世界知识体系形成机制的重要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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