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停下来的那几天，高平周围的山谷里，只剩下风吹枯叶的沙沙声。越军战史里记载，当时仍然散布在山地里的第246团官兵，很难立刻分清，这一仗究竟是输是赢，只能确认一件事：部队还在，枪还在，山仍然是自己的依靠。
中越边境紧张局势在1979年初骤然升级，高平方向随即被推到前线。对越方而言，高平既是北疆一扇门，也是联系红河平原与山地边境的重要通道。高平以北通向凉山、谅山，以南可衔接河内防线，中越双方都非常清楚，一旦这里失守，对整个边境局面都会产生连锁反应。
与对手相比，越军在装备和重火力上存在差距，坦克数量更是无法相比。但有一个优势不容忽视，那就是对山地地形的熟悉，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游击作战传统。高平战役中，第246团在团长阮文宝指挥下，正是依托这种传统，在强压之下做出了一系列并不“教科书式”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高平战役最引人注意的，不是某一次冲锋，而是一连串绕不开的战术问题：是死守阵地，还是主动撤离？是和坦克正面对抗，还是避其锐气？是被动挨打，还是转为沿公路和山谷搞游击？战史中的第246团，等于是拿自己的生死，替越军做了一次现实中的战术实验。
一、山谷里的团部：从“死守朔江”到保留火种
朔江，是高平省境内的一处要点。1979年2月，越军第246团奉命担负朔江方向的防御任务，军区指示的原话是“必须坚守阵地，延阻敌军进攻”。这句话在战史中出现得很简短，可落实到具体部队身上，就意味着要用人命去换时间。
朔江一带多山，河谷狭窄，道路靠山腰开凿。越军在当地经营已久，火力点分布在斜坡、树林、河滩等处，表面上看起来“有利防守”，可一旦遭遇强大的火炮和装甲突击，这些看似隐蔽的工事，很快就会显露脆弱一面。
团部设在山谷深处一栋简易建筑中，夜里开会时只能用油灯照明。一次紧张的讨论中，一名连长压低声音说：“团长，命令是死守，可敌人坦克一推上来，我们顶得住吗？”阮文宝看着地图，没有抬头，只回了一句：“顶不住也得让它多费点时间。”
朔江方向的接触战很快打响。对方以坦克和步兵协同为主，配合火炮压制。道路不宽，坦克队形只能拉长行进，这对越军伏击颇为不利，但当对方靠近，火力差距立刻显现。朔江附近的越军阵地，多是用人力挖掘的浅洞、简易掩体，一旦遭遇连续炮击，土石飞溅，工事很容易被毁坏。
战史中记载，当时通信线路多次被炸断，电话线员反复抢修，仍难以保持稳定联络。补给线也受到严重干扰，前沿阵地弹药紧张，伤员难以及时后送。对一个团级单位来说，“死守”的成本，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246团在这一阶段，并没有立刻放弃朔江。他们通过连排为单位的小股反击，阻击敌军在河谷公路上的推进，尽量延缓对方的节奏。但这种对抗方式，在对方坦克、火炮持续介入下，持续时间有限。
在一次短暂的沉默后，团部有人问：“要不要继续按指示站到最后？”阮文宝把手中的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敲，说了一句被战史保留下来的话：“死守是命令，活着才能继续完成命令。”这句话不算华丽，却说明了一个现实判断——如果在朔江被彻底消灭，第246团后面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在火力压力尚未完全压跨全线时，第246团开始调整部署。他们把一部分火力继续留在既有阵地上，以零星反击、夜间出击等方式拖住对方脚步；另一部分兵力则分批撤入更纵深的山地，沿预先侦察好的路径，向高平市以西、以南的山林转移，准备转入灵活机动的游击状态。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有风险的。战史资料里并未详细记载上级对这一安排的即时反应，但从后续对第246团的评价来看，阮文宝并没有被视为“消极退却”，相反，被认为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机动兵力”。从结果看，朔江的防御任务确实未能长期坚持，高平最终被敌军攻占，但第246团的大部分骨干和火力得以保存，为接下来的作战创造了条件。
二、316高地与37毫米高炮：一门小炮撬动一列坦克
如果说朔江防御阶段展示的是“守不住就要会撤”，那么316高地的战斗，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在装备有限的情况下，怎样用一门小口径高炮，撬开敌军坦克队形。
1979年2月19日，高平方向战事紧张，对方装甲力量沿公路继续向高平市逼近。高平以南的316高地，因为能俯视主要道路，被越军视为重要障碍点。这里被布置了一门37毫米高射炮，按常规用途，这种炮是用来打低空目标的，但在高平战役中，它被赋予了“反坦克”的任务。
37毫米高射炮在二战时期就曾大量使用，口径不大，却有射速快、操作简便的优点。用它打坦克只能算是权宜之计，需要精准掌握射击角度，瞄准坦克较薄弱部位，同时利用地形，尽量缩短距离，增加穿透概率。战史中提到，这门炮在316高地隐蔽布置，接近“平射”位置，炮手等的就是坦克进入有效射程那一刻。
炮班长曾对身边的战友说：“等它靠近再打，远了打不穿。”年轻的炮手点点头，“打不穿，至少要打乱它。”这一段对话后来被战史简要记录，明显经过整理，但大致意思不难理解：他们清楚自己手里的武器性能，同时也明白，如果不能造成实际杀伤，至少要打乱对方的队形，让后续步兵和火力有可乘之机。
当先头坦克出现在公路转弯处时，炮手按照事先拟定的射击方案开火。37毫米炮的火舌在山坡上一闪即灭，炮弹击中目标。战史记载，该车当场被摧毁，对方装甲纵队的行进被迫中断，后续车辆一时间难以判断火力来源，只能停止在较为暴露的位置，等待命令和侦察结果。
这一次命中，对316高地的防守而言，是难得的战机。第246团随即组织其他火力点，趁坦克被阻、步兵队形松动的间隙，展开集火射击。高地一带地形复杂，山坡、树林、沟谷交错，对方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有效反击。
有趣的是，在一些越军内部资料中，这种“高炮平射坦克”的做法被认为是对既有战斗经验的一种延续。越军在抗法、抗美战争中，就曾多次通过小口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对敌方装甲造成过出其不意的打击。到了高平战役，这种经验被重新启用，只不过面对的对象换成了另一支军队。
从战术角度看，316高地一炮击毁坦克，并不能根本改变整个战役走向，却有明显的局部意义。它打乱了敌军的一次重要突击进程，为后续越军在周边地区组织游击骚扰提供了时间。同时，它也向越军前线部队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使装备不如人，只要利用好地形和火力，仍有机会在局部战斗中“以弱制强”。
不过，37毫米高炮毕竟不是专用反坦克武器，其弹道、穿深、射程都有限。炮手一旦暴露，就会成为对方重点压制目标。战史资料没有详细记载这一炮班后续命运，只提到“炮位遭到强烈反击，损失不小”。从当时的作战环境推测，这门炮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次性的，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三、山地转场：从“阵地军”变成“游击队”
朔江防御被压迫、高平市失守之后，第246团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如果继续以阵地防御为主，很可能被在山地中逐一击破；如果完全放弃抵抗，则有违军令。战史中显示，第246团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把一部分兵力“化整为零”，转入高平周边山地，采取游击战术。
高平省地势起伏，山地多、平地少，公路依山而建，沟谷错综复杂。对坦克和重装备来说，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机动作战区域，一旦脱离公路，就会受到地形严重限制。越军恰恰抓住了这一点，把原本比较固定的阵地部队，拆解成多个小队，分散到各个山头、村庄、林间。
第246团在撤离朔江、316高地一线后，分出若干小分队，沿小路向西南、南方撤退，进入陡石山、明心乡、河安等地域附近的山地，事先准备好的简易掩蔽所和联络点派上了用场。战士们携带轻机枪、火箭筒、地雷和少量迫击炮弹，尽量减轻负重，以便在山中机动。
某次战前动员时，一名排长对士兵说：“过去我们守阵地，现在山就是阵地，道路就是战场。”有战士半开玩笑地回了一句：“那我们不就成‘山里人’了吗？”排长答：“只要敌人在路上，我们就有活干。”这类对话在战史中以简短方式出现，却反映了一个现实：正规军在短时间内转为游击状态，并非轻松之事，需要观念上的调整。
游击战的要点，不在于一次战斗消灭多少敌人，而在于持续不断地骚扰、破坏，让对手的行动节奏和补给体系受到影响。第246团借助山地小路，日夜转移，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同一地点，防止被对方侦察锁定。他们在山口、桥梁、狭窄路段布雷，在树林边缘设伏，精心选择打击目标——优先瞄准后勤车队、小股步兵、孤立阵地，而不是大兵团正面硬碰。
需要强调一点，这种“正规部队游击化”的做法，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定传统基础。越军在多年战争中形成了一套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的体系：在重要城市与交通枢纽附近由正规军承担主攻或主防任务，在广大乡村和山地则依靠游击队、民兵以及分散部署的正规部队小股力量进行骚扰和牵制。高平战役中，第246团相当于在短时间内，把自己从“防御主力”调整为“机动作战的小型支队”，继续在周边地区发挥作用。
有意思的是，这种转型在战史中被评价为“灵活机动”“善于发挥地利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更艰苦的环境和更高的风险。小分队在山中行动，常常要自行解决粮食、水源等问题；一旦被对方截断退路或围堵，在没有重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很难突围。第246团之所以能在高平周边坚持活动数周，说明其内部组织、纪律、情报系统都保持了一定运转能力。
四、4号公路与3号公路：补给线上的伏击战
高平战役后期，战场重心逐渐从“谁控制城市”转向“谁能坚持更久”。对方占领高平后，需要通过3号公路、4号公路向前线持续输送物资和兵力。对一个外线作战的部队来说，补给线越长，越容易暴露弱点。这一点，第246团和其他越军部队看得很清楚。
4号公路通往谅山方向，是连接多个据点的重要线路。战史中记载，1979年3月初，越军利用夜色，在4号公路某些路段布设地雷、反坦克障碍，并安排伏击小队隐蔽在道路两侧的山坡和树林中。他们选择的目标，一般是中小规模车队，尤其是物资车辆、工程车辆等，一旦被击毁或拖延，会对前线补给造成明显影响。
一次伏击战中，小队长低声对身边战士说：“记住，不必全打掉，只要让他们往前走得不顺。”战士点头回答：“打完马上换地方。”这样的对话凸显出当时作战的原则：不恋战，只求打乱，而不是在同一地点拼命消耗。
在3号公路方向，越军第311师也开始展开部署，与第246团等部队形成一定配合。311师作为正规师级单位，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组织了相对规模较大的反击行动，而246团的小股游击伏击，则相当于在对方补给线两侧不断“添麻烦”。两者结合，使对方在撤退与继续推进之间摇摆不定。
值得注意的是，战史中明确提到，越方在河安、重庆、通农等地区，持续对对方的撤退行动施加压力。3月14日，明心乡附近爆发一次较为典型的战斗，越军在设伏过程中俘获了对方一个整连兵力。这一战例后来被写入战史，并被用来说明游击战与正规反击行动相结合的成果。
从战术层面看，这类伏击战并不追求复杂战术动作，更多依靠时间选择、地点选取和火力集中。敌方车队一旦进入狭窄路段，前车遭遇爆炸、后车受阻，队形出现混乱，越军便集中火力攻击容易被点燃的物资车、油罐车，从而造成更大范围堵塞。战史说得比较简洁：“多次伏击，炸毁数十辆车，俘获部分兵力。”虽然没有详细数据，但其对补给线的冲击不难想象。
有意思的是，越军官方战史在描述这些伏击行动时，特别强调“坚持打击敌补给线，使其无法稳定巩固所占区域”。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越军的意图：既然难以在城市和主阵地上取得优势，就通过不断骚扰和打击后勤体系，让对方在成本和收益之间重新衡量行动计划。
不得不说，这种作法体现出一种典型的“边境战思维”。在大规模战争中，后勤体系常常通过纵深防护、空中补给等方式维持稳定，而在山地边境地区，一条公路、一座桥梁、一处山口，很可能就是整个线条的“命门”。高平战役中，第246团等部队的游击行动，实质上就是紧紧咬住这条“命门”，尽可能延长对方行动的时间成本。
五、临时指挥部与战役尾声：从被动防御到局部反击
随着战斗持续推进，越南方面逐渐认识到，高平方向单靠零散部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于是在2月下旬成立临时前线指挥部，调集新部队，以期在适当时机组织较大规模的反击。第311师等单位被陆续投入战场，第246团则继续担任牵制、骚扰和配合作战任务。
在临时指挥部内，一位参谋曾这样分析：“不可能一步把敌人赶出去，但要让他每前进一段就付出代价。”另一人接话说：“现在不是比谁兵多，而是比谁耗得起。”这类判断，在战史中被概括为“通过多点打击，消耗敌军兵力和物资，迫使其主动调整部署”。
3月中旬以后，对方开始从高平方向部分撤兵，河安、重庆、通农等地的兵力也陆续后撤。越方资料认为，这一过程受到游击骚扰、补给压力和后续作战安排等多重因素影响。第246团在这一阶段，仍然活跃在山地和公路之间，用小规模行动紧咬撤退路线，对撤离中的部队形成威慑。
值得一提的是，越军战史在总结高平战役时，并没有把它描写成一场“取得完全胜利”的战斗。高平市在战役中确实被占，朔江等地的重要阵地也曾被突破，第246团自身伤亡严重，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同时，战史又强调了几个点：第246团在遭遇强大火力打击的情况下，及时转移，避免团级单位全军覆没；在316高地等地利用有限火力打击坦克；在4号、3号公路实施伏击，打乱补给线；配合第311师等单位，对对方撤退过程形成压力。
战役结束后，第246团被授予“英雄单位”称号，阮文宝获得一级战功章。这种荣誉，表面上是对战果的肯定，更深层次则是对其战术选择的认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于打破单一的“死守”模式，灵活运用机动作战与游击战，尽量保存战斗骨干。
战史资料中，还提到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情节。有一次战后总结会上，一名老兵说：“我们没有守住城市。”房间里一时安静，另一名军官回答：“但我们把枪带回了山里。”这两句话之间，隐含着一个微妙的判断：在边境战场上，守住某一座城市固然重要，但保持继续作战的能力，有时更被看重。
从整个高平战役来看，第246团的经历极具代表性。朔江防御阶段，展示了在大火力压力下阵地防御的难度；316高地一炮击毁坦克，说明小口径高炮在特定条件下仍能发挥关键作用；山地游击和沿公路伏击，则揭示了正规军游击化在边境战争中的适用场景；临时前线指挥部与第311师的加入，则体现了越军在战役后期尝试从被动防御转向局部反击的努力。
高平战役规模在中越战争中位居前列，第246团的战史记录，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脉络：在兵力、装备处于劣势时，单靠硬扛阵地很难支撑到底，必须依托地形和既有作战传统，通过灵活机动、游击牵制等方式，把局部战场尽可能拖入一个对己方相对有利的节奏。
对熟悉军史的人来说，高平战役并不陌生；而从越军官方战史对第246团的详细记述中，可以看到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既不刻意夸大战果，也不过多渲染悲壮情绪，而是把重点放在战术选择和指挥决策上。朔江的死守命令、316高地的一门小炮、山地里分散的游击小队，以及4号公路上被伏击的车队，这些画面拼在一起，构成了1979年高平方向那一段复杂而沉重的战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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