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冬的北京，北大红楼的回廊里常能听见一阵清亮的湖北口音，夹杂着古腔古韵。那是四十二岁的黄侃甩着长袍袖子，背手疾走去上课。稍后，下课钟声一响，几百名学生蜂拥而出，兴奋地复述着课堂上的“奇闻”——有人因擅论《周易》被当场驳斥，有人因狂言白话新潮立刻遭到调侃，这些都来自那位性情火爆、学识深厚的“黄疯子”。
若只看履历，黄侃堪称天选的读书种子。1878年，他生于武昌书香世家，幼时家中藏书万卷，三岁识字，七岁填词，一首“柳丝千尺六栏西”的七言诗便在亲友间惊起一片赞叹。求学路上，他辗转南京、上海，又远赴日本，最终拜入章太炎门下，与刘师培并称“章门三杰”。章太炎私下笑言：“无几分癫狂，怎敢下此死功夫？”自此“文学疯子”成了黄侃的绰号，他不但不恼，还引以为傲。
执教北大时，他的严苛出了名。一部《说文解字》，让学生抄十遍，只要错一个笔画就罚重写；讲《诗经》，要求随口报出篇章页码；下课铃响，也要多占几分钟，理由只是“意犹未尽”。连吃饭都舍不得离书桌，常常馒头就清水，竟有一次误把砚台里的墨汁当作酱油，嚼得满嘴乌黑。好友推门而入见状忍俊不禁，他却淡定反问：“笑什么？字里行间自有滋味。”
如此痴气，一旦遇到观点相左者，火药味立时点燃。胡适在《新青年》上倡白话，引来年轻学子追捧。黄侃冷眼旁观，暗觉“去古求新”不过削足适履。他在课堂抨击道：“若将‘妻丧速归’写成‘你太太死啦，快回来’，岂不浪费墨纸？且无半点气骨。”学生会心一笑，掌声雷动。事后有人把这话转给胡适，胡只淡淡一句：“黄君一片苦心，毋庸再辩。”这番沉默，被师生津津乐道。
钱玄同的名字，则让黄侃火气更盛。两人同拜章太炎，却分处新旧两阵。一次面晤老师，黄侃当众冒出一句“钱二疯子”，又怪对方“趁我入厕偷笔记”，闹得章太炎哭笑不得。钱玄同本就桀骜，被人反唇相讥也毫不相让，可黄侃三言两语便把他激得面红耳赤，“师门叛徒”四字甩过去，如同重锤。自那以后，两人形同水火。
脾气虽大，黄侃骨子里却对师友赤诚。1908年，章太炎因反清言论入狱，黄侃奔走营救，甚至寄身上海租界，日日呼号请命。1921年，昔日同盟会伙伴居正被软禁，众人避之唯恐不及，黄侃却拎着书箱探望，陪读吟诗，直至政局转圜。居正得释后要厚赠酬谢，他挥手拒绝：“昔日汝困，我同忧；今朝你贵，我岂附？”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奉承者的口。
也正因这种倔强，他与鲁迅结下了难得的惺惺相惜。两人在日本同窗，相互批评亦相互欣赏。鲁迅曾评他：“气质近于狂，学问极其精。”黄侃则守口如瓶，从不于人前置评鲁迅半句。一个以刀笔见长，一个以音韵成家，各擅胜场而彼此珍惜，世人只见争辩，却少有人注意这份少有的尊重。
时间再推至1935年，黄侃任武昌大学教授，讲台上依旧飞扬跋扈。他对学生说：“白话当然要学，可若不读古书，筋骨就会松软，走不得远路。”话音未落，已有人暗暗记下。随后他俯身在案，一气呵成《说文解字义例》八十余万字，至今仍被视作训诂学高峰。
可这位笔不离手的学者，并非只会谈经论史。辛亥革命前夕，他持枪上街，参与救亡；北伐时期奔走演讲，疾呼国权。有人讥笑他“书生意气”，他却反问：“若无人执笔，有谁为往圣继绝学？”这种既拿枪又伏案的身影，在动荡的民国尤为罕见。
1945年圣诞夜，黄侃忽感胸闷。凌晨，他取出书稿，叮嘱家人火速寄予上海排印，随即病逝，终年六十七岁。次年春，鲁迅夫人许广平赴武昌凭吊，在墓前放下一束剑兰，轻声道：“君子之交，风骨长存。”没有华丽悼词，却尽含敬意。
如今重返那条通向北大的旧石径，似乎仍能听到黄侃的楚音朗朗：“字音不正，如何传道？”风过廊柱，落叶旋回，仿佛那把曾错蘸墨汁的馒头，正在岁月深处发出浅浅回香。狂人也好，疯子也罢，后人翻检他的手稿时，最先注意到的并不是耻笑的段子，而是每一页边角密密麻麻的校勘符号——那才是他留给时代的真正锋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