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记忆里的故乡是倾斜的。
村子趴在沂蒙山的脊背上，像一块被随手扔掉的旧补丁。房子高高低低，有的干脆就挂在半山腰，孤零零的一户，看着让人心里发慌，又觉得那样子挺英雄。路是顺着山势走的，弯弯曲曲，像老牛的肠子。青石板路光溜溜的，是被几代人的脚底板磨出来的，从我家门口一直铺到学校门口。
后来去外村读三年级，那段路就变成了泥巴，一下雨就滑得像抹了油。我记得有年冬天，我摔了个仰面朝天，还在雪地里打了个滚。起来拍拍土，在校门口扯把狗尾巴草，把棉裤上的泥刮干净，照样进门上课。那时候的孩子，皮实得像地里的地瓜，冻不死，也摔不烂。
学校是全村最好的建筑，砖木结构，青砖红瓦。那扇大铁门锈得厉害，吱呀一声，像是把整个童年都叫醒了。教室是石头垒的，用手敲上去，“咚咚咚”的，像敲在老牛的脊梁骨上，闷响，厚实。旁边有几棵老树，被火烧过，留下黑黢黢的洞，我们路过时总要加快脚步，生怕里面钻出什么妖怪来。
最难忘是背饭的日子。一个铝饭盒，装着凉了的咸菜，母亲总会悄悄埋几块炒鸡蛋进去，那是藏在酸涩里的甜。一个塑料袋，装上四五个煎饼，就是一天的口粮。母亲叮嘱：“省着点吃。”这话说了多少年，后来日子好了，她还是这么说。
夏天，饭盒打开，常是一股若有若无的馊味，那是太阳和时间的味道。我们就着学校水房打来的热水，一口煎饼一口咸菜，吃得额头冒汗。冬天，山路结冰，走得再慢，手也得冻僵。可我们还是走，因为学校里有热闹等着。
那时候的欢乐，是现在的空调房给不了的。六一联欢会，全村的人都涌过来，比赶集还热闹。我演过哑剧，和同学挤眉弄眼，把大人们逗得前仰后合。女生说相声，那是破天荒的事，虽然磕磕绊绊，却得了个二等奖。我们在泥巴地上画格子跳皮筋，在昏暗的教室里看电影。电影机坏了，我们就等。光束打在墙上，无数双手在光柱里翻飞，抓挠着那些飞舞的尘埃，仿佛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奥秘。
《少林寺》的呐喊声，《梁祝》的哭声，混着教室里特有的潮湿气味，构成了我对“远方”最初的想象。
如今，山还是那座山，路却修宽了。村里的人走光了，学校也塌了。全镇只剩下两所小学，像两座孤岛。孩子们都去了城里，坐在明亮的暖气房里，再也不用背着凉饭走八九里山路。
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贫穷的褶皱里被熨平的一代。那条泥巴路，那个馊饭盒，那面会“咚咚”响的石墙，其实是命运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它教会我们，身体摔痛了可以爬起来，肚子饿极了什么都能咽下去，快乐不需要昂贵的成本，只要有一束光，就能在灰尘里跳舞。
文字是一盏灯，照亮了来路。我才明白，那些看似苦涩的日子，早已在生命里酿成了蜜。我们就是从那样一个泥巴地里，长出了想要飞翔的翅膀。回头看，满身尘土，却也满身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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