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十七世纪徽州之医案书写与明代的新安医家——新见医籍珍本《生生录》研究|医家|医案|名医|徽州|王振忠|生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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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振忠教授

摘要

明代珍稀医籍《生生录》抄本，亦即著名的《黄俅医案》，该书虽屡见著录，但此前并未有人见过原本。整理研究田野调查所获抄本，可纠正此前一些医史著作对于该书著录之谬误。在分析作者的生平以及此一抄本未曾刊刻的可能原因，并讨论徽州医案书写的特点以及新安医家之相关问题之后，可以发现：在富商辈出的徽州，早在１７世纪前期，服用人参治病的现象就已相当普遍。因此，江南“温补文化”之形成，显然可以追溯至晚明。与当时的主流医学不同，徽歙名医黄俅反对动辄使用人参，而这在富甲徽州的歙县岩镇附近，其主张并不为时人所看好，这可能是《生生录》一书迄未刊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关于“新安医学”的概念，当然是后人的追溯与建构，不过，能否完全以现代科技史的基本问题意识去理解传统文化，其实亦颇值得进一步分析。根据明人论述，徽歙不独有“医术”，而且有“医学”，单凭这一点，恐怕不能说“新安医学”一词完全是凭空而来。今人倘若不拘泥于现代学科的定义去苛刻界定，那么，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新安医学”这一术语，亦未必不可用以状摹徽州一地名医辈出、医学遗产丰富的地域现象。

关键词

《生生录》；黄俅；医案；温补文化；医疗社会史

在此前“新安医学”的相关论著中，有不少学者都提到《黄俅医案》一书。但关于黄俅究竟是何方人氏，以及其人生活的确切年代，一向言人人殊。例如，民国时期谢观所著《中国医学大辞典》就指出：“黄俅：元明时歙县人，精于医，有医案若干卷。”此处虽说黄俅为歙县人，但却称其为元明时人。黄俅另著有《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10卷，根据余瀛鳌、傅景华主编的《中医古籍珍本提要》，该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主要版本有万历年间的琼芝室刻本、武林卓观堂藏本。不过，在对作者的简介中，《中医古籍珍本提要》却认为“黄俅，字谷如。新繁（今四川新都）人，明代医家”。可见，有关黄俅的生活年代及其籍贯，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傅景华主编《黄帝内经素问译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的辞典甚至将撰写医案的黄俅，与《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之作者分列为两人。如《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医大辞典（试用本）》医史文献分册就这样说：“黄俅：（1）元明时医家。歙县（今安徽歙县）人，精通医术，著有《黄俅医案》。（2）明代医学家，字谷如，新都（今四川境）人，1619年撰有《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十卷。”甚至还有人以上述注录为考证依据，批评李济仁所著《新安名医考》有误，认为后者是“把二人误为一人”。

从诸多迹象来看，《黄俅医案》原书此前并未有人见过，在一般的“新安医学”研究论著中也往往只是一笔带过，遑论更为具体的探讨了。2016年12月出版、由王键主编的《新安医学流派研究》一书，反映了中医学界较新的学术成果，但该书甚至没有提及《黄俅医案》之名，这明显也是因为作者未曾见到该书的缘故。

万四妹著《明清新安医者群体研究》

此前，笔者在皖南的田野调查中，偶然收集到一册抄本，书名为《生生录》，亦即《黄俅医案》。关于“生生”二字之意，说见《易·系辞》：“生生之谓易。”对此，孔颖达疏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因传统医学应对的是人之生命，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阴阳，“不学《易》无以知阴阳”，所以“生生”历来为医学所重视，明代著名医家孙一奎就自号“生生子”，而冠以“生生录”之名的医学著作，亦不仅只《黄俅医案》一种。

黄俅撰《生生录》抄本

一、关于黄俅及其医案的著录

目前所见的《生生录》共3卷（第3卷略残），全书题作“古歙黄俅谷如先生纂述”，卷1为《伤寒集要论》，卷2和卷3为《古歙黄俅谷如先生医案》。可见，该书即迄今为止诸多医学史研究者皆未曾寓目的《黄俅医案》。

《生生录》卷首有《原自叙》，个中提及：黄俅之父“南塘翁”是位医生，他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客居清源（今山西省清徐县），常年往来于河北、河南和山东各地，只要听说什么地方存有医书善本，就一定要想方设法购置，前后十九年，积累了相当多的医籍。黄俅最早是习学儒业，亦颇有成就。24岁那年，他前往清源迎接父亲归来。父亲对他说：以前有人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现在社会上从医的人，未必都能得到多少先人的遗书，但我现在觅获一些秘本方书，你可愿意操习此业？对此，黄俅随即表示愿意。当年，黄俅偶然罹患重病，于是延请名医郭龙冈诊视，后者“辩症察脉，决嫌疑，定可治”。病愈之后，黄俅就拜郭氏为师，向他请教医道。郭龙冈认为：“人身犹天地，然天地运行，而不能使阴阳之不愆伏。然阴至而焦金，其阴为常；阳至而觱发，其阳为常。常苟不知，而徒见其标之形似，未有不枉人夭横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身体犹如天地一样，天地运行，不能让阴阳失调。阴与阳，如果只看到表面上的形似，那常常会让人白白地意外夭亡。黄俅牢记郭氏的这些话，回去后广泛而深入地研读《素问》《难经》各书，前后历时十年。后来，他在为别人治病时，“竞竞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也就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十分注意阴、阳之间的辩证关系，唯恐有所闪失。他在随身的药囊上写有“毫厘有差，千里之谬；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在黄俅看来，自己观察阴阳，辨别虚实，不敢掉以轻心，这些都是在继承父亲的遗志。

该叙文末题“万历壬子仲秋新安谷如黄俅题”，“万历壬子”即万历四十年（1612），而黄俅应字谷如。从序文可见，黄俅出身医学之家，其人原为儒生，后则以儒通医。从《生生录》中所列各医案来看，他与歙县西乡（今属黄山市徽州区）的一些著名人物皆有交往。另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方氏信札七百通中，有一封尺牍曾提及：“眷侍教生黄俅顿首拜谢，辱厚惠，愧感！愧感！敬颂。”对此，陈智超教授引述《亘史》记载：“七十以上百十二人……保御黄公俅，戊戌生，年七十四。”据此，他认为：“黄俅，歙县岩镇人，生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年已七十四，仍健在。”今按黄俅所撰《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序文作于万历四十七年，其末署“时年八十有二”。而《生生录》卷首序文虽作于万历四十年，但书中另有万历四十八年之医案，可见黄俅至少活到83岁高龄。

陈智超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二、《生生录》产生的地域背景

在明代中后期，徽州歙县的医学中心有两个：一是歙县县城，一是岩镇。前者也是徽州府城所在，而岩镇则是富甲徽州的繁华市镇。

关于前者，明万历时人方承训著有《张国医状》，讲述了当时的歙县东门，为徽州一府六县名医麇集鳞聚之处，“东门医，天下医莫能出其右。何以故？弱可使强，羸可使壮也”。状主张国医是歙县东源人，为医学世家，其父特别精通艾灸，“起死人多矣，著声邑郡”。张国医承家道秘传，精于《本草》《素问》，也在东门坐医。他的医术，在东门一带的医师中最为精湛，据说达到了“夭可使寿，死可使生”的水平，故而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旦暮安车结辙，良马软舆盈门”。为此，人们常常称赞张国医为“秦越人（扁鹊）复生”。当时，徽州六县的缙绅大夫以及府县之守令监司，都服食张国医的药剂，因其效果便捷，又没有副作用，故而歙县人认为，只有张国医才操持着生死寿夭之权。于是，歙县的遐迩乡落，处处都留下了张国医的足迹。其人每到之处，治疗无不立马见效，他也乐此不疲。此外，徽州其他五县之人听闻张国医的声名，也都趋之若鹜。特别是每年五月五日，四方前来接受针灸的人千百成群。张国医“剂艾所获，半以供子孙馆谷，裕如也。起家数千金，不计锱铢苛细”，这是说他因行医所得而积累的家产多达数千两白银，家资颇为宽裕。后来，他的长子也子承父业。

除了东门之外，歙县境内的另一个医学中心是在岩镇。岩镇位于歙县西乡，根据《岩镇志草》的描述：“歙在万山之中，西乡特开平阳，周环百里，直接休宁，名乡巨室，棋布星罗，岩镇适其中。”由此可见，岩镇地处皖南低山丘陵间的开阔盆地，平原沃野，是徽州开发较早的地方。及至明代，岩镇及其周遭一带是活跃在江、浙各地的盐、典巨商之桑梓故里。明代中叶以后，高居中国财富排行榜顶端的一些富商，有不少也就居住于歙县西乡一带。在此背景下，岩镇汇聚了徽州极佳的医疗资源，显然并不令人诧异。据嘉靖、万历时人汪道昆的《世医吴洋吴桥传》记载：“嘉靖中，吴洋以医著歙。洋居歙岩镇，其先世世受方，为目痺医，贾不取赢，踵门者屦相及也。”

佘华瑞纂《岩镇志草》

吴洋故居在九龙池上，所以在歙县，人们称之为“池上公”。其子吴桥字伯高，继承父业。“初，池上公道既道，岁入饶益。桥敏给自负……久之，声名出池上公上，即部使者、郡邑大夫若旁郡邑，皆以上客客之。蚤起，部署里中，巡问病者。日高舂则肩舆出，远近历十余曹。其行以先后缓急为差，甚者待之旬日，不能辩至。或不得请，则舆疾僦居以就桥。桥出入挟四丁夫，疾如鸟举……旦日启门安车，綦履满矣”。根据这段描述：起初，池上公吴洋行医济世，每年收入丰厚。其子吴桥聪慧机敏，颇为自负，久而久之，名声甚至超过了父亲，被许多人奉为上宾。吴桥每天清晨起床后，先在乡里巡视，挨家探问病人。等到日上三竿，便乘轿出门，一天辗转十几个地方。他看病的顺序依病情轻重缓急而定，有些重症患者甚至要等上十几天。若有人请不到他，便干脆租住在吴桥家附近，以便就医。由此可见，吴洋、吴桥二世在岩镇周边诊治病人极为忙碌，可谓供不应求。对此，汪道昆在其传末赞曰：

古者医不世不良，是以君子论其世也。吴门之医世矣，至长公始大行。伯高亢宗，益济其美……伯高有子文仲，骎骎以传业名，盖三世称良矣。

汪氏指出，医术若非世代传承，便难以精良，因此君子在评价医者时，必然要考察其人的家世渊源。当时苏州出现了一些医学世家，而徽州在这方面则急起直追，也涌现出一些世代相承的医家。其中，吴洋、吴桥和吴文仲三世行医，就反映了新安医家之传承。

另外，《世医吴洋吴桥传》中还不时提及治病场合中时常出现的“众医”，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岩镇一带诸多医家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亦是不少医案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在《世医吴洋吴桥传》一文中，汪道昆为我们展示了当年诸医“打擂台”的场景：

余从叔母吴病，小腹急痛，而恶寒。叔父榕迎二医路、万先至。

叔曰：何病？

曰：姙妇转胞。

（吴）洋曰：不然，此阴症也。

叔曰：诺！病得之内，诚如公言。

汪道昆像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汪道昆的堂叔母生病，其堂叔先后请来了路姓、万姓医师以及吴洋。听罢上述的对话，“万拂衣行”，厉声曰：“吴生杀而相矣。”吴洋“即为炙气海一所，进理中汤，顷之疾平，路语塞”。“气海”为人体经穴之名，属任脉，在下腹部，而理中汤之功效则是温中除寒、补气益脾。此段描述是说病家接受了吴洋的治疗方案，万姓医生十分不满，拂袖而去。而最后的治疗效果，则让另一位路姓医生无言以对。从汪道昆的相关描述来看，路、万二医皆为岩镇一带的名医。

在该篇传记中，汪道昆又讲述了另外的一个例子：汪氏的一位堂嫂生病，在“众医”百般治疗无效之后，才请来吴洋，后者说其实很简单，只要拿冷水给她喝就好了。此一治疗方案顿时引起周围人的质疑，他们说“病者三日不食，奈何予水？”吴洋则说：“伤寒阳明热甚，恃药将不遑，即投所宜，勿药可也。”于是，他让人打来一桶冷水放在病榻前，先舀一杯喂给病人喝，后者感到很舒服，才喝了一半，病就好了不少。于是，再端来人参白虎汤，喝下之后病就彻底好了。类似于此举重若轻、在“众医”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以简单方法治好病的例子还有：

闵节用为洋里人，病归自浙，四肢厥冷，六脉若亡，尸寝旬余，水浆不入，众医以为死矣。公后至，曰：“此热厥也。”乃就浴室贮盘水，水皆汲新，筑版傅之，卧病者其上，则以青巾冪四体，挹水沃之，即以水蘸病者唇，欲得水甚，遂尽其量饮之，乃瘥。

岩镇人闵节用从浙江抱病回乡时，四肢冰冷，脉搏微弱，直挺挺地昏睡了十多天，滴水不进，医生都以为他没救了。后来吴洋赶到，诊断说是热厥，于是让人在浴室内准备一大盆清水，四周用木板围住，让病人躺在上面，再用青布巾覆盖全身，舀水慢慢淋洒。同时又用水蘸湿病人嘴唇，后者因极度口渴而主动求饮，病人最终得以痊愈。这些，同样是以“众医”之束手，来衬托传主的高明。其中，通常是以出人意料的独特治法，藉以反衬吴洋之医术。以“众医”与传主的鲜明对照，凸显传主之鹤立鸡群，特别渲染了吴洋的起死回生。此一手法，在后来的黄俅医案中也时常可见。

汪道昆撰《太函集》

从内容上看，《世医吴洋吴桥传》一文实际上就是一部医案。事实上，医案书写的技巧乃至套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岩镇一带乃至徽州各地医师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明代，“岩镇繁华地，深藏数万家”，当地的商业竞争异常激烈，著名墨商程君房、方于鲁之间因彼此竞争反目成仇，甚至在墨谱中相互诋毁，便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相较于你死我活的交相攻讦，在医案中，医家往往是以“众医”之无能，来衬托案主之高明，这显然只是较为温和的一种宣传策略。这一点，在《生生录》记录的医案中，多有生动的体现。

程君房撰《程氏墨苑》

方于鲁撰《方氏墨谱》

三、从《生生录》看十七世纪徽州医案的书写

目前所见的《生生录》抄本共计3卷，除了卷1为《伤寒集要论》之外，其后两卷皆为医案。全书经整理、标点共约58 000字，计收录了82个医案。

图1 《生生录》所见黄俅在歙县、休宁和旌德的行医轨迹

从《生生录》的记录来看，经黄俅诊治的患者中，一些人具有较高的地位。如“停食腹痛夹阴，治验”条提及：万历十四年腊月，“大中丞江公念所，先初任行人，归得腹痛症”，即延请黄俅诊治。江念所也就是歙县人江东之（字长信，别号念所），万历丁丑（1577）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九百级”。复以派遣指挥杨国柱讨伐杨应龙，因惨遭败绩而被黜为民，一时愤恨不平，抵家后就很快死去。万历三十年，黄俅曾为歙县桂林人“宪台洪含初”从侄洪述先治病。揆诸史实，“宪台”始置于汉朝，是御史大夫官署，及至明代，从三品的巡抚亦称为“大宪台”，故洪述先当为官宦子弟。另外，黄俅诊治的患者虽然集中在歙县、休宁等地，但也涉及邻近其他府县之人（图1）。例如“伤食腹痛夹阴，治验”条，就提及万历四十一年旌德贡元周文溥之子周廷杏，因病屡治不效，遂托人到岩镇，延请黄俅前往旌德医治。

从抄本内容来看，《生生录》中记录了不少起死回生的医案。例如，万历三十年，前述的歙县桂林人洪述先，时年26岁，患了伤寒。虽延医饮药，不料却入喉气绝，家人为其准备了棺木，并已将床上的帐幔撤去，只是因其人之心坎尚微有温意，故而等着咽气后收殓。据《生生录》记载，病人为宪台洪含初之从侄，洪含初于八月初二夜二更时由同安丁忧归来，听说从侄病状后，急忙出具名片，星夜召来黄俅诊视。对此，洪含初之二弟颇不以为然，其人闻听之下情绪激昂，厉声扬言说：“既然人都已经死了，即使是请来扁鹊，又能做什么呢？”黄俅进门后，看见病人赤身裸体，如尸首一样僵仆在那里，便问道：“像这个样子已几个时辰了？”得到的回答是已经一昼夜了。经过诊视，黄俅发现病者“六脉全无，惟左尺隐隐约约，来如游丝似有似无之状”。所谓六脉，是指手足三阴之脉，在传统时代，中医通过六脉判断全身状态。当时，病人只有左尺脉（对应肾、膀胱、下焦）呈现微弱、难以清晰触及的状态，来如游丝似有似无，则为真阳将脱、命门火衰之危候。此外，病人还“神昏不语，定睛斜视，口鼻无气，浑身冰冷，指甲黧黑”。不过，细心的黄俅发现，洪述先虽然面如土色、唇色煤黑，但其人的肾囊并未缩小，眼睛尚无凹陷，嘴巴也未张开。看毕，黄俅拉过夹被给病人盖上，接着便问起初病的原因。病家回答说：“病人是因感冒风寒引起头疼发热，两三天内就变得相当严重，烦躁不安。医生前来投药，药刚一入咽，就昏死过去了。”听罢病家的描述，黄俅先让人试灌滚水进口，但没有成功。于是，又令人炒热盐三袋，用这些盐来不停地热熨病人的脐、胸和背部。两个时辰之后，再灌以滚水，结果发现病人好像有微微吞咽之感。接着，又开出“火剂附子理中汤”。所谓火剂，也就是峻补脾肾阳气、回阳救逆的重剂，其中“重用人参、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每味重五钱”。关于此药，黄俅连开了四服，“初剂进一分，出三分”，后来灌药，渐渐觉得汤水似乎已进入喉咙，又用盐加以热熨，并掐其眉心、人中，但病人仍然浑不知觉。灌了一夜的药，一直灌到天亮。等到初九日上午，病人手足似乎微有温意，但按其六脉，仍然毫无所动，其人还是像先前那样僵硬地躺在床上。看到这种情形，黄俅又重投附子理中汤，按照前一天那样连续喝了三服，又再用盐热熨。及至初十日五更，病人终于苏醒了。对此，洪含初非常高兴，笑着对黄俅说：“您能起死回生，但我的侄子家境贫寒，无以为谢。”黄俅听罢笑着回答：“天地间如果没有神明就罢了，倘若真有神明，那必然要为我登箓（名登天曹），哪还需要什么感谢呢？”这一医案是说病家本已放弃希望，但经黄俅长时间的耐心治疗，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黄俅撰《素问节文注释》

类似于此的医案，在《生生录》中都写得相当生动。另一个例子是书中的“内伤外感，又兼寒实结胸，治验”条。该条说的是万历四十六年秋，黄俅为歙县小溪文人项之彦妻治病的过程。此条首先详细描述了得病经过及其相关症状：病人平常就气血羸弱，又因生不出儿子而颇感忧郁。九月初二日，她用不太热的鸡汤泡饭吃下，因而“停积不快，胸鬲一团，饱闷横于心前”，感觉自己身子胀痛欲裂，并伴随着腰痛、腹痛，而腹大如鼓，以致躺平、起身乃至转侧都相当困难。从此以后，饮食减少，每天都只能喝些稀粥汤，虽然不过一碗左右，但仍会感到急胀不能下咽，昼夜难以伏枕，必须有所倚靠，躺在他人身上。大便稀少且不成形，一天拉一次或两次，但想拉却又拉不出来。此外，还伴随着昏沉恍惚，有时还不辨亲疏。根据分析，这是因为其人长期忧郁，又因偶发因素触动而发作，遂发展到如此地步。一直捱到初八、初九，项妻又感冒风寒，头痛发热。及至初十日，发烧严重，整个人昏昏沉沉，浑身作痛，号叫不息。米饭没有办法入口，如果勉强喂一匙粥，就会恶心呕吐不止，大小便也相当艰涩……对于此一症状，项家先是请了一位医生前来救治，但后者束手无策，认为病人是必死无疑。后来再找来黄俅诊治，他的判断是项妻“内伤外感，兼夹阴寒之症，脉病相应，犹可调治”，于是投以平胃柴胡姜桂大黄汤，又用生姜吴茱萸汤，并吞神兵塌气丸。翌日早晨五更时分，病人腹中隐隐作痛，旁人将其扶起大便，解好大便之后疼痛就停止了，不过，她仍然感觉胸背腰胁胀痛，痰喘气急，不停地呻吟号叫。见此情形，黄俅又投以人参三白附子理中汤。当夜，病人稍微喝了一些粥汤，略微安静地鼾睡半时。大便自五更至晚上，一共拉了九次。及至十五日凌晨至上午，大便又拉了两次，病人显得平静，由人扶倚着卧于身上，不能伏枕而睡，其胸背浑身胀痛的状况并未稍减。见此情状，黄俅判断这是“寒气实结于肠胃”，于是又投以人参三白平胃温中甘遂汤，再用生姜吴茱萸汤，让她吞服神兵塌气丸。此后，黄俅细致描述了服药后的效果：

药一入咽，冲动凝结，满腹走滚，轰轰雷鸣，源源水响，胸鬲坚硬，一块如石，翻转直下肛门，接联泄气，豁豁然宽泰矣。再以参苓、白术散，调治数时而痊。

当时医师撰写的医案，有时如同编写广告文案，这些文字必须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有的医案不仅文笔生动，而且还时常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例如，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39岁的休宁汊口人程浚，从前一年秋天开始伤风，未服解散药，却急着服用人参，以致风邪入肺，积于肺窍，时常咳嗽。当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人招饮，程浚冒着风雪过桥，遂感染风寒。喝完酒后回来，“发热恶风，出汗昏沉，烦躁不宁，胸膈不宽，呕恶不已，恶闻食气”。请来各位医师调治，都没有效果。二月初九日午睡不久，忽然惊醒，对家里人说：“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位白衣女人？”家里人认为他是病中神志不清时的胡言乱语，只能顺着他说：“已经看见了。”程浚接着说：“刚才有位白衣女人揭开帐幔对我说：‘你赶紧到岩镇去请黄谷如先生！’我不知道黄谷如先生究竟是何许人？”“谷如”是黄俅的字。家人于是就向知情人打听，并备下名片延请黄俅前去诊视。程浚治好病后，旁人告诉黄俅曾有白衣女人托梦之事，黄俅认为那一定是观音大士，并感慨道：“何感于大士而有此梦乎？今一药而愈，莫道无神却有神也！”在明代的徽州，观音信仰在民间极为盛行，“百般苦难寻声救，一切慈悲见景生”，此一医案，通过病人梦见白衣女人（观音大士）的故事，衬托出黄俅医术之高明，显然颇有神道设教的意味。

类似的医案还有一些。例如，万历二十一年，岩镇洪桥文人郑和卿，年四十。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冒体热，服用疏解之药。至二十五日，头疼发烧，浑身疼痛、口渴，连日召请方姓医生前来调治。大概是没有什么效果，及至十二月初二夜二更时分，延请黄俅前来诊视。黄俅走到卧榻之前，但见病人神气昏昏，睁着一双眼睛看着，口齿不清地说着：“满房人都在说：让你！让你！”黄俅遂问他的弟弟郑一凤：“病人在说什么？”郑一凤回答说：“这两三天我哥整天说这样的鬼话，真是不知所云！”待到黄俅将病人治好后问起此事：“我刚见到你时，你说：‘让你！让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呀？”郑和卿回答说：“病重时，两三天内，整个房间内都有男女老幼大小人等，时时前来缠扰，但一听说先生您来到堂前，各位都纷纷说：‘黄先生是天医，我们只能奔走让位！’于是有的人跑了，没有跑的，一听到先生的脚步声到了卧房门，大家都惊恐万分，东奔西走，似有无处躲藏的样子，后来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跑到哪去了。这不是梦，也不是呓语，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青天白日之下，莫道无鬼神，便是有鬼神，也怕先生这样的天医啊！”显然，这是黄俅借着病人之口，标榜自己是连邪神病魔也都惧怕的“天医”。

王鹏主编《新安医籍提要》

《生生录》中还有“阳毒伤寒，一月发热，昏沉谵语，治验”条，其中记载：万历三十五年，歙县二十四都罗下田方体仁之妻，年纪35岁，秋间感冒风寒，已经一个月了，整个人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烦躁不安，浑身发出红紫碎斑，饮食不进，夜不安眠，整日号叫呻吟。请来多位医生诊脉，看过之后都说已不可救药了，病家也等着她去世。不久，黄俅经过其门，病家顺便将其拉进去看一下。据说，他一登上楼梯进入卧房，病人就慌慌张张地说：满屋子人看见先生到来，都表现得十分惊恐，有的逃入床壁，有的伏于床下，全都赶紧逃避，不像先前那样在此喧闹了。黄俅说这一场景是他的“面见所闻”，亦即完全是真实可靠的。此一医案与前述的一样，也都是将自己塑造成鬼神皆惧的“天医”形象。另外，“大柴胡汤，治验”一案，谈及万历八年黄俅用大柴胡汤一服，治好了岩镇方大深之妻的病。病人一觉醒来，睁开眼睛说：“真是神医也！我何缘得遇此重生父母。我很长一段时间人都糊里糊涂，不分昼夜，不辨亲疏，到现在才觉得清宁，不像以前那样无知无觉。黄俅先生真是再生父母啊！”在此一医案中，黄俅也是通过病人之口，称自己为“神医”和“重生父母”。

除了通过病人之口外，《生生录》中还详列黄俅与其他医生、病家以及病人的辩论，通过周遭人相关见识的陪衬，藉以凸显黄俅医术之高明。

（一）医师之间的擂台赛

以前面提及的医案为例，对于程浚的病况，前来诊视的黄俅认为是伤风症，“当以加减桂枝汤主之”。桂枝汤是传统中医的基础方剂，而加减桂枝汤则是在原方基础上，根据具体病症加以药物调整的变通用法，以应对更为复杂的临床情况，其成分是桂枝、麻黄、杏仁、半夏、生姜和甘草，主治外感风寒痰壅、身热发昏、喘急不宁和语言不便等。对此，在座的另一位医生提出异议：“既然说是伤风，那病人为什么不头疼？他只要一有动作，一吃饭喝水，汗水就会渗出，风由汗解，怎么又说是伤风？只是此时发热未退，胸腹还不舒服，还没能吃饭、喝水饮食，恶心呕吐和喘嗽都还没有停止，应当调治罢了。况且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不必再说伤风了啊！”对此，黄俅却认为：“伤风使用加减桂枝汤，与病症持续的天数无关。”他还引《伤寒论》的记载加以分析，论证必用加减桂枝汤的理由。等到他发药时，那位医生又议论起药味是否合适。后来，病家从卧房内传话，说任由黄俅如何开药，请那位医生不要再吭声了。于是，黄俅开出药剂，煎服后马上让病人喝下。药一入咽，当晚就汗敛热退，喘嗽安定，胸腹宽舒，能够正常喝水、吃饭，身体遂得以恢复。

《伤寒论》

在治疗过程中，碰到在场其他医生的异议，是常见现象。万历十二年，江村江大中丞的母亲，年纪68岁。九月初八日，江太夫人感冒，发热恶寒，头痛，骨节痛，接连延请医生“服药解散”，结果虽然治愈了头痛发热，但只要喝水、吃饭或活动，就会“浸浸汗出，手足冷，背恶寒，头重不能举，眼倦不能开，心恶不已，饮食少进”。十八日，病家延请黄俅前来诊视，他发现患者“六脉缓弱，不任寻按”。当日，有位医生在座，投以发汗解表之药。对此，黄俅颇不以为然，《生生录》记录了双方的争论：

黄曰：此阳虚症也，再投发表药，误矣！

医曰：背恶寒，头重眼倦，伤寒未尽散，何不可用之有？

黄曰：因脉验症，脉是阳微之脉，症是阳虚之症，理当扶阳，何敢又用发表之药乎？以前发汗太过，致汗多亡阳，是以阳虚等症见矣，再用发表药，岂不误之又误乎？

黄俅通过脉象验证症状，认为患者的脉是阳气虚弱的微脉，症状也是阳虚的表现，按理应该温补阳气，怎么还敢用发汗解表药呢？之前因为发汗过度，导致出汗太多而伤了阳气，所以才出现阳虚的症状。他反问道：如果现在再用发汗药，岂不是错上加错？这段话强调了辩证论治的重要性，提醒医生不可见“表证”就盲目发汗，必须结合脉象和体质谨慎用药，否则会“误之又误”，加重病情。听罢上述的见解，那位医生便沉默不言了。

在治病的场域，医生之间的舌战有时颇为激烈，其场景犹如医学知识高下交锋的擂台。例如，万历十四年腊月，鹤庆通府、歙县长龄桥人郑颖峰，初任浙江参军，适逢母亲去世，当月二十一日夜回家，用冷水洗脚，又光着脚穿着单衣，到三更时就枕，出现“发热恶寒，体热头痛”等症状。医生投以参苓温补，又服了羌活、柴胡，病情更加严重。三十日，黄俅远出方归，就被急忙召去诊视。他诊脉后问了病人哪里疼痛，郑颖峰回答说自己“浑身拘急作痛，反侧不安”，也不知是哪里疼痛。黄俅接着又问每日饮食如何，侍者回答说从发病到当时，每天只喝米汤数杯。问完话之后，黄俅就走出病房正想开药，早先经手治疗的方姓医生前来，双方相对一揖，就和主家一起入内诊视。接着，便是两位医生过招：

黄俅问病人安否，方医云：“感寒兼痰火，今日较前少减，逊吾用药。”

黄俅曰：“既云少减，原托经手，安得推逊？”

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

“推逊”是谦让、谦逊之意。黄俅看到方姓医生似乎颇有信心，就让他继续开药。于是，方医投以消痰降火之药，内有黄芩。病家之长子郑希文，竟然急忙前去取药来煎。对此，黄俅暗想此方有误，但他“隐忍不敢言者，恐有碍于同道也”。除夕那天傍晚要分别时，郑希文出来询问：自己父亲昨天晚上因两脚放在被子外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很痛，很怕冷，用火烘才好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黄俅遂问：“黄芩之药服过几剂？”郑希文说已服过五剂了。又问：“刚才黄芩这药服过没有？”郑希文说：“已经匆忙煎好喝下了。”对此，黄俅想到，自己说出真话无疑会难为同道，但如果不说，则病人命如悬丝。更为重要的一点，自己又与病家交深年久，怎能忍心无动于衷呢？当时，方姓医师在座，黄俅说道：“不用黄芩也可以。”郑希文问道：“为什么不用？”黄俅说：“病似热而实寒，非附子、干姜不能救疗。所喜者元气禀厚，伤寒夹阴，故不即殒。若是弱质纯阴，已收阴箓矣。”在他看来，这个病看似热证，但本质上是真寒假热，必须用附子、干姜这样的热药才能救命。幸好患者先天体质较强，虽然是寒邪直中三阴，但还没到立刻死亡的地步。如果换成体质虚弱、阳气衰微的人，恐怕早就性命不保了。对此，郑希文极为吃惊：“怎么会这样？既然如此，那么以前所开的药并不对路，吃了一天，病情反而一天比一天更重了！”于是，便急忙强求黄俅来开药。黄俅说：“鄙见如斯，更与方医酌量可也。”方姓医师不置可否，只是笑而不答。由于郑希文拉他发药，黄俅迫不得已，遂投附子理中三拗汤。对此，郑氏全家半信半疑，将药喝了一大半，用被子覆盖，顷刻大汗如雨，诸症尽减，不再有昏沉喘嗽呻吟之态了。

黄俅虽然让病人病情有所缓解，但病家似乎对其医术并不完全信服。翌年正月初二日，病家先后又延请吴姓医师、方姓医师和黄俅三人，分别安置在不同地方，彼此不相闻见。三人的治法也各有不同，吴医用黄连，方医仍用黄芩，黄俅则认为“诊脉浮滑，按之沉细而虚，犹是阴寒之脉”。他见郑颖峰经过一番梳洗，“雍雍作礼，往来步走如常”，颇为吃惊：“此病感之重，除夜服药，虽见少瘳，非静心调养月余不能全愈，何汲汲奔走于家庭之间乎？”长子郑希文说：“昨日是元旦，清晨梳洗之后，拜天地、祖宗，素性不以病为重也。”黄俅为他开了补脾养血少加附子扶阳之药，交给病家后，他们无法判定，说郑颖峰当时面赤口干，实际上是火症。三位医师所开之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两位医师开了清凉之药，一位以温煖之药医治，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便连续让病人服用寒凉之药。黄俅告别病家之后，又前往其他地方看病。到初九日下午才回来，郑家又请他诊视，这才发现病情加重了，“正当阳气将脱，命在须臾之时”。当时，原先有一医师在座，正投生脉散，黄俅认为：“缓不济急，当此阴盛阳微之时，非汲汲大温中之药，不能救其万一，如少缓，纵神丹，何能为哉？”遂投大剂人参附子理中黄芪建中汤，每味五钱，连进二服。此后，经过诸多调理，才将病人逐渐治愈。

通过与其他医师治病手法的比较，极大地凸显了黄俅医术之高明。关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见于“感寒夹阴，治验”条：万历三十六年丛睦文人汪维翰，年纪19岁，长期在外处馆。晚上回家喝粥时，因汗出解开衣裳，不久便卧床入睡，及至二更时分，“头疼眼胀，发热恶寒，烦躁口渴，卧不成寐，呻吟达旦”。病家延请医生，开了疏解之药，一连吃了两服，上身汗水流出，而病情却更加严重。一更时延请黄俅诊视，他投以平胃疏解干姜附子汤，很快治好了他的病。第二天早上，先前开药的那位医师到来，病家告以黄俅所开药方，这位医师笑着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家二世行医，从来没听说过阴症而有头痛发热者，“此必明天麻似附子，用之不伤人，掩人耳目，炫耀为奇耳。若是真附子，安可用于此症乎？”这让黄俅极为感慨，他认为这位医师完全不明医理。类似的情况，亦见“阴症似阳，舌黑发斑，谵语，平胃理中桂枝汤，治验”条：万历三十六年，草市太学生孙文范之孙媳，年纪21岁。前一年腊月二十七日洗澡感冒后，并没有注意，至元旦五鼓时分，全身换了衣裳，“又是清斋饮水”。到午后便头疼发热，“恶风，手足麻冷，胸鬲胀闷，腹痛，痛之急，不任摩按，水米入口不过咽，呕恶尽吐，浸浸冷汗”。连着几天延医调治，“或发表，或清热”，病情愈加严重。到了初九日，又请了一位医师，开了知母、芩连、柴胡等药，服药后腹痛难忍，号叫不停，一连两次水泻，自己料想只能等死了，全家亦徬徨无措，认为是救不活了。后来请黄俅前往诊视，投以平胃理中桂枝汤，很快治好了该女的病。与上个例子相似，《生生录》中也安排了同样的场景：先前开药的那位医师前来，病家告以黄俅所开药方，这位医师看罢，厉声说道：“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说是用附子，竟是用豆腐片来骗人吧？从来没听说过‘发狂谵语，纯热症而反用热药’。如果是这样用的话，我家祖传三代的医书全都要烧掉！”主人说：“我虽然年至耄耋，但眼力还清楚，当面看着他是这么用的，哪有什么欺骗？”这位医师听罢还是直摇头，仍然不相信这一点。上述的两个例子，都是以黄俅治好了病，而先前为病人开药的医师却不相信黄俅所开药方，以此来衬托后者医术水平之高超，为一般医师所不及。

余瀛鳌、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珍本提要》

上揭几个例子，与前述《太函集》所述路、万二姓医师与名医吴洋打擂台的情形颇相类似。

除此之外，《生生录》中还记录了一些病人死亡的例子。而这些案例，无一例外皆是病家不听从黄俅意见所致。如“伤食腹痛夹阴，不遵服药，案验”条提到：万历十四年十月，汪姓妇人年纪49岁，吃了一颗冷粽，后来全都吐出来，腹部满胀而痛，吃喝不下东西，日夜不安，想拉屎又拉不出来，“四肢厥冷，汗出恶气，头痛眼倦，口鼻气冷”。三天之后，延请黄俅前来诊视，他发现此人“六脉微细”，便认为这是因吃冷东西而致伤，建议应当服用干姜、附子这类温热药物，让脾胃得到温暖，等阳气恢复了，疾病自然就会痊愈。汪妇之弟听到后却不以为然：“姜、附大热，性如狼虎，医非神圣，安敢轻用？不如补脾、消食、行气，平和调治，以俟渐愈之为妙也。”周围的其他人也都认为应当是这样。这让黄俅想到《伤寒论》中的记载，他认为其人死期已近了。病家后来换了一两位医生，调治数日，汪妇便一命呜呼了。

（二）医师与病家的论辩

除了同行医生间的辩论、较量之外，黄俅还时常需要面对病家的质疑，甚至还要与后者激烈争辩。例如，万历七年，歙县横山人方良范，正月元旦冒着风雪前往县城候考，感受风寒，连日服药。初五日勉强入场应试，午刻完卷，坐轿子回家，便开始发热，心情烦躁，整个人恍恍惚惚，呻吟不息。当时，延请到的多位医生都认为是“阴虚火动”，但开药诊治后病症反而愈益严重。到了初十日，病家延请黄俅前来诊视。他指出：根据脉象判断病症，这是受了寒邪，应当用加减麻黄汤治疗。加减麻黄汤的主要成分是麻黄、杏仁、半夏、陈皮、辣桂和甘草，主治肺感寒邪、咳嗽等症。病家兄弟在旁边，乍看此一处方都颇感吃惊，他们提出异议：“既然说是受寒，但从生病起到现在，并没有头疼腰痛的症状。麻黄是发汗用的，病人身体原来就虚弱，如何消受得起？十天之内，吃的和喝的都很少，又如何有气血抵挡此一麻黄？”为此，黄俅引证《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相关记载加以辩驳，认为方良范是因寒邪而受伤，必须使用麻黄汤加以治疗。听了这番话，病家兄弟有所觉悟，恳请黄俅用药，果然药到病除。

《黄帝内经》

上述这个例子，是名医黄俅与病家就治病方案的辩论。类似的案例，亦见“大柴胡汤，治验”一案。此医案提及：万历八年五月，岩镇方大深之妻感冒。黄俅于黄昏时途经岩镇，正好遇到朋友方柏庵，说他的婶婶是鲍中素先生的姐姐，现在患病严重，多位医生都不开药了，已准备好了棺材，遂拉着黄俅前去诊视。进门后，黄俅看到鲍中素也在座，他通过搭脉，发现方妻病情虽然沉重，但“阳病得阳脉”，也就是“脉从”（脉与证相一致），故而尚有生机，于是就询问起了她的病因。病家回答说：病情发展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天。刚开始时是头疼眼涨，恶寒发热，心情烦躁。医生用九味羗活紫苏汤，连续吃了两服，但都不见效。因她小便量少而色黄赤，医生就开了柴苓汤，喝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又换了一位医生，后者见病人“口渴思冷，体热如燔”，就开出白虎竹叶石膏汤，一天一夜吃了四服，更不见效果。到最近一两天，病人胡言乱语，号叫如狂，浑身发斑，痰喘气急，食眠俱废，呻吟不息。见此情形，大家都开始商议如何办理后事了，医生也认为已无可奈何。黄俅听罢，遂问病人多长时间未曾大便，病家回答说已经十三天了。黄俅认为这是“邪入阳明经”，所以应当用大柴胡汤将病治愈。因大柴胡汤内有大黄，病人家属方大深摇头蹙眉，吃惊地问道：“病了十三天，只吃过很少的东西，体气虚弱，还敢使用大黄入药？”黄俅遂引《伤寒论》等加以解释。对此，方柏庵也说：你们既然已准备后事了，就听凭黄俅医生用药吧，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当时，病家内心虽有疑虑，但也觉得柏庵言之有理。方大深见状只好说：“当此危急之时，死活听之！”黄俅遂投以大柴胡汤，药汤一入咽喉，病人就显得烦忧躁乱，“扬手掷足，反覆不安，号呼必死，声闻远近”。见此情状，病人全家都非常惶恐，纷纷对方柏庵说：“这药是加快让她死啊！”而方柏庵也相当惊讶地说道：“今后再不敢推荐医生了！”在这一份医案中，黄俅后来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如果自己内心毫无主见，听到这些话恐怕会赶紧逃走。不过，他当时坦然毫无恐惧，又为病人诊脉，发现其人的脉搏跳得比前稍缓，遂告诫其家人安心。黄俅让人将病人强行扶起，让她卧于凉地之上，汲来寒泉清洗舌头。病人见水，双手捧起碗将之全部喝完，又讨了两碗冷水喝下。对此，方大深捶胸顿足，厉声说道：“病人很久都没有米粒吃下肚了，怎么能消受这几碗冷水？”黄俅又再投大柴胡汤一服，很快就让病人醒来。当晚二更时分，三次泄下稠粘大便，各种症状随即减轻，于是就开口索讨稀粥喝下。到了第二天，六脉和缓，“惟健脾养血，调治全安”。

前文提及，万历十二年，黄俅为江村江大中丞的母亲治病，他反对在座的一位医生“投以发汗解表之药”，开出桂枝附子理中汤。不料，病人之次子又提出异议：“家母年纪大了，平常便易动火，现在又怎敢轻易使用桂附？”对此，黄俅解释说：“我是凭脉用药。现在阳微阴盛，非桂附不能助阳。当此之时，且救高年性命，不论平日用辛辣与否。附子性走而不守，药力运行，得效甚速，请试用一杯左右的量吞咽。”结果刚喝了一杯，背部怕冷症状即行消失，脚也不再冰冷了。太夫人高兴地说：“药果见效。”于是，将药全部喝完，随后头便觉得轻了，眼也顿开，汗则尽敛。不过一时，病即痊愈。

类似于此的辩论，在《生生录》中还有一些。例如，万历十三年，介塘文人程天任时年36岁，当年八月前往南京应试，十五日科考结束，十六日按照惯例参谒宗师。当时，有亲友具酌邀饮，因等候的时间较久，杯寒炙冷，感觉比较饥饿，遂恣意大食，结果拉起了肚子，整夜不安，一直闹到天亮。等到乡试揭晓，又得知自己落第的消息，心情颇为落寞，而拉肚子仍然还没有好。九月初十日回到家中，暮夜徒行七八里，通身汗出，进门以后脱去帽子，开始觉得寒意。十一日早又出门应酬，发觉自己“发热恶食”，口渴脚软，于是延请医生调治，结果都没有切中要害，病情反而变得愈益严重。二十二日傍晚，遂延请黄俅前来诊视。医案记录了黄俅诊脉后的发现，接着又谈及各人的质疑以及黄俅之回复：

父、兄问曰：“此何病也？”

黄曰：“此病由积累而来，六七月奔走，伤热；八月场后劳顿，伤食；以前无感冒之症，及归家之时，又伤风寒。虽泄泻月余，胃中结有燥粪，是以不辨亲疏，不知人事，命在须臾矣。有一药可救，诚恐见之，未必肯用也。”

父兄曰：“相迎救命，何不用之有？”问：“用何药？”

黄曰：“小承气汤。”

父兄曰：“用何药味？”

黄曰：“内有大黄。”

中国大黄图绘

病人的父亲一听此话，“缩颈张口吐舌”，非常吃惊，而其兄也颇感为难。他们认为——病人已日夜水泻十余次，到此时已三十六天，当日也拉了六次，终日米粒不入口，身体极为虚弱，他们担心程天任之病躯难以消受大黄，于是另请一位“知医者”前来商议。后者见黄俅要用大黄，便笑道：“病人奄奄一息，你这么用药是让他快点死？还不如不用药，尚能活得久一点！”对此，病家父、兄点头表示赞同。黄俅则认为该老者并不知医，建议再请一位通晓医术之人前来讨论一下。于是，又有一老者到场，他问道：“先生您如此开药的思路是什么？”黄俅回答说：“救急扶危，实遵先贤矩度，非敢轻试妄投，以枉人性命也。如遇病重有一线生路，若药弗瞑眩，何能起死回生？”所谓药弗瞑眩，典出《尚书·说命》“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是指用药后的头晕目眩等不适反应，总体意思是若药物不能引发机体积极反应，疾病就难以痊愈。接着，他引证《伤寒论》的记载，阐释自己开药的逻辑。老者听罢说道：“先生见理之言，用药有所凭据。”接着便回头对病家父、兄说：“今天朱姓医师前来，午间见病势危急，悄悄地徒步溜走了。今夜有黄先生担当，还怕什么？宁可服药尽其努力，不可不服药，消极地看着病人死去。应当照此煎药，让病人服用。”黄俅认为，这位老者发此议论，其实并非理解了自己开药的道理，而是到此关头，不得已说出这些话而已。至此，父、兄听从了他的建议，遂将药煎好，让病人喝下。病者药一入咽，就酣睡到三更，等到醒来，上了三次厕所，拉出燥粪数十粒。及至鸡鸣时分，又请黄俅前去诊视，当时，六脉平静，病者自述连日昏沉，此际清爽，并赞叹用药之神效。从此，病人不再拉肚子。黄俅又以补脾养血之药调理，两个月之后便痊愈了。据说，刚刚煎药时，父亲害怕病人喝完药就会死去，自己不忍心亲眼见到，于是紧闭卧房，让侍儿在外探听消息。第二天早晨看见儿子平安无事，便向黄俅顿首叩谢，称赞他是“真神医”。

黄俅撰《生生录》抄本

（三）医生与病人的直接交流

在徽州，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医学知识，故而有的病人本身也会与医生讨论病情及用药。例如，万历四十二年正月，53岁的岩镇太学生赵邦传，因“饮食过伤”，打饱嗝时呼出的气味像是臭鸡蛋，有时腹部胀闷，要吐尽酸水、酸痰后，腹中才稍微好些。吐的时候，水米不能入口；但不吐的日子，又腹胀不已。一直拖到二月初，腹中酸水、酸痰直满到喉咙，终日喝不了水，也没有办法吃东西，想躺倒下来，但却胸腹胀满；而要想起来坐着，又腰背胀痛。早晚都在床上，起来时又想躺下，躺下时又想起来，反覆不宁，不能吃不能睡，长达六天六夜了。因其“大便秘结，医作火症治之”，开出山栀、石膏等药，但治疗的结果却让病情更加严重了。二月初八日，他延请黄俅诊视，后者因其“六脉浮大，按之弦涩不鼓”，遂提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不过，赵邦传似乎并不以为然。关于这一点，黄俅与病人有如下的对话：

黄俅曰：此胃中伤食停寒也。亟亟温中，庶几可愈。

赵邦传问：用何药？

黄俅曰：脾胃过冷，六昼夜水米不入口。人七日不食则死，今病急矣，非参术姜附理中汤，何以救乎？是以用之，不可缓也！

赵邦传曰：白术有十余年不敢用，人参敢用乎？平素火旺，与寒凉药味相宜，姜附大热，又敢用乎？

黄俅曰：何故不敢用白术？

赵邦传曰：一用白术，蒸蒸发热。一医曰：尔藏府与人不同，切不可轻用白术，一服之，便受害矣。是以常用黄连，而白术至今不敢用也。

黄俅笑曰：有是病，当服是药，何畏之有？凡人五十岁以前，命门火旺，犹可以消受此寒凉。及至五十以后，命门火衰之时，脾胃渐弱，安能消受此寒凉乎？病急当凭脉论药，不必记昔日庸庸之言也。

经过上述的对话与辩论，最终说服了赵邦传，于是让他连续喝了两服，经此温脾暖胃，从此，赵邦传打嗝不再呼出酸气，腹背也不胀不痛，能喝水、吃饭，夜卧安眠，渐渐得以病愈。

关于医家与病人的辩论，《生生录》中还记有另一医案：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年已七十一岁的岩镇文人汪文澜，饮食后呕吐，不久后又入席与客人饮酒，回家时，自觉昏沉恍惚，不愿与其他人交往，言谈难以自知。二十三日时还能吃喝，等到二十五日申刻吃了个油粿，及至二十六日便发现痰多，“胸鬲胀闷，饮食不思，口渴，小便黄涩，大便不解，夜寐不宁”。他自以为是上火了，医生也以治上火的办法来治疗。二十七日，汪文澜时时呕吐、恶心，水米全不入口，吃了两只水浸雪梨后，整夜烦躁不安。二十八日，他请来黄俅诊视。后者发现患者六个部位的脉都像琴弦一样绷直，而且脉形宽大，但按下去却感觉中空无力，像按葱管一样，手指感觉不到明显的搏动压力。据此，《生生录》中详细描述了黄俅与病人汪文澜之间的对话：

黄俅曰：据脉验症，必因食冷受伤，而得此脾胃病也。

汪文澜曰：平生不食冷物，则冷物从何而来？一生谨慎不多食，则安有受伤之理？每日有事关心，常怀郁怒，是以动火，而痰因火动也，非雪梨之寒，药味之安，能消此痰、降此火乎？若论食冷、食伤，思之必无此也。

黄俅曰：据脉，必因食而得。

汪文澜曰：某日赴席饮酒，某日申刻食油粿，从此水米入口做吐，胸鬲饱闷，便不思食矣。

黄俅曰：食油粿冷乎？热乎？

汪曰：冷。

黄曰：然。此食冷油粿之过也。是以胃中停寒油粿，便不消化矣，此停寒也，非食多伤食也。

白术图绘

听了上述的剖析，汪文澜才默不作声。黄俅遂投以平胃理中汤，连喝二服，呕吐终于停止，也有了食欲，从此得以痊愈。

除了与其他医生、病家甚至病人本身的交流与论辩之外，在《生生录》中，黄俅还不忘标榜自己在治法上敢于创新。譬如，“阳毒发狂，治验”条就记载：万历十八年三月，岩镇文人汪藻前往南京备考，住在承恩寺内，五月发热，整个人恍恍惚惚，像是被妖魔所缠扰。甚至与后者彼此咏诗唱和，昼夜不寐，饮食也顿时减少。有一天晚上，亲友们围在病榻之前，想通过众人的力量加以制止。过了不久，看见“有形如火，满地流转”，侍者挥起扇子驱赶，却忽然被飞石击穿扇子。六月初三日，汪藻悄悄地坐轿回家，刚刚走出寺门，心神便稍微舒畅，不再闻见此前的那些场景。只是感觉很热，口渴，沿路时常惊疑，难以睡觉和饮食。初十日抵达家中，时时烦躁，长夜不眠。十三日中午，“忽闻妖魔又至，走出卧房，入大堂前，反复惊悸，发狂大呼，两手乱舞，不省人事”。全家人都认为汪藻是必死无疑，但还是请来黄俅诊视。经黄俅诊断，认为是阳毒症，遂以蚯蚓、寒泉调六一散进之，又投以五黄二石汤，和蚯蚓水同煎，热服，终于将病人治好。当时，对于此一治法，有人也提出过质疑。

对于诘难者，黄俅抱有同情的理解：“此公见行此治法，心惊胆怯，恐不应手，何以抵挡众人之唾骂乎？谆谆为吾，乃实心实意也。”而对于自己的治疗方案，他解释说：“余目击危急，出吾一念之明，必如此施治，可以回生。正当仓惶急遽之中，何暇逡巡畏缩、有所顾忌乎？是以不惧人言也。”接着，《生生录》又提到一个人的诘难：“此症原被妖眯，何投大寒凉之药，作阳毒伤寒治乎？”黄俅则引证《难经》《内经》《病源》等的记载加以解释。而听罢黄俅的一番阐述，那位诘难者笑曰：“如此治法，使扁鹊复生，吾知其无逾此矣！”在这里，黄俅实际上是透过诘问驳难者人之口，委婉称赞自己是“扁鹊复生”。事实上，黄俅在《生生录》中，也殚精竭虑地将自己塑造为“扁鹊再世”的形象。例如，在“女人高年，中风痰，治愈”条中，黄俅就借柳希点之口称赞自己：“学祖岐黄，术精仓扁，望闻问切兼优，君臣佐使，悉当江左名医，畿南国手。”换言之，自己传承了医学精髓，医术较古代名医扁鹊和仓公（淳于意）还要精湛，望、闻、问、切四诊样样高超，开方精准得当，是江南一带的国手级名医。

扁鹊像

四、明代徽州的“固本培元派”与黄俅之特立独行

根据此前中医学界的研究，“新安医学”内部有多个分支流派，其中，特色鲜明的“固本培元派”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阵容强大。早在16世纪，名医汪机就“以参芪和营卫、温补脾胃阳气，到其再传弟子孙一奎以温补下元为重，或合干姜、附子‘以行参芪之功’，固先后天之本、培脾肾元气并举并治，以汪机众多的弟子门生们为主体的新安培元治法学派蔚然形成”。据统计，汪机在《石山医案》中，“参芪”培元的临床验案极多，全部119案中用参、芪之剂者就有82案，占比69%。另据《名医类案》所收集的汪机验案196案，其中用人参、黄芪者有125案，占比64%。若归纳其用药规律，人参、白术、当归、黄芪用药频次最高，且剂量所占百分比较高。汪机及其门人、弟子、后学共同构成早期新安固本培元学派的主体。

王键主编《新安医学流派研究》

汪机之“固本培元派”在徽州一府六县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例如，在歙县岩镇，吴洋曾受业汪机，其临证重用人参、黄芪。汪道昆在《太函集》中称：“郡人服习参蓍，则自洋始。”而黄俅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在歙县西乡，这一带正是徽州最为富庶的地区，所以人参之使用，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在黄俅之前，温补大剂主要就是指使用人参。例如汪道昆曾指出：

长原太学生程本中，余弟子也。其室年近三十，产后病三月而垂危，家人彻帐去枕以待终，丧具毕具。适桥入里，其兄当车邀视之，瞑目无声，肉削且尽，四肢厥冷，独心坎微温，诊之，则六脉沉微，即将绝，稍有神气。急投温补大剂，一服气转而能言。桥曰：“幸哉，可无死矣！”治之，数月而愈。

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人参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汪道昆还提到：“兄子一龙，幼而患痘。方七日，痘多而不起，四肢皆凉，痘色如浮萍，干红枯紫。渴甚，啜茶水，日数十升，水泻不禁。诸医以为寒也，递以木香异功散、独参汤温补之。”在这里，因出痘病危，也是以参汤加以温补。

与当时的通常偏好不同，黄俅在治病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时常对人参之滥用提出不同意见。例如，万历三十年池州府兵台柳希点之母，年纪八旬，身体历来肥厚，当年四月间，“病风痰，精神恍惚，言语蹇涩，惟手足不偏废”。请来的医生见她年事高，就多让她吃人参，但越吃越见昏沉。后来歙县寻找名医治疗，当地人方承郁就推荐黄俅前往诊治，黄俅决定用安神清痰乌药天麻汤。对此，柳希点提出异议：“何不用人参？”黄俅认为：“高年血虚多痰，若用人参，言语反难出声矣。”后来用药四剂，得以痊愈。由此一例子可见，当时遇到病患使用人参，成为皖南一些人油然而生的想法。

人参图绘

在《生生录》中，类似的例子计有13例。例如，“伤寒食后大柴胡汤，治验”条，说的是一位50岁的妇人，在当年秋天八月时“感寒发热”，头疼已经十日，服药之后各种症状减轻，她便自以为是体虚，骤然服用人参，以至于病情转而加剧。延请黄俅诊视，后者认为这是“外感兼内伤”，病症未除而服用人参，显然有误。于是，他投以平胃防风羗活葛根汤。是夜微微出汗，诸症顿减，病人自以为病退，早起食鸡煮酒，午后先寒后热，病情再度反复，又请黄俅诊视，后者不顾异议，坚持投以大柴胡汤，药服之后，“溏泄止，寒热退，脉和缓”。主家惊惶，即欲用补法，必加人参。黄俅则认为，若用人参滋补，“恐反助邪为害”。又如，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休宁隆阜吴守诲之妻，年纪33岁，身体一向虚弱，常服六味地黄丸，忽然有一夜梦中偶然大惊，又因感冒风寒，手足搐搦，三天三夜不能伏枕安眠，虽然延请医师诊治，但都查不出生病的原因。当时，对于生病的性质，各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火论者，则用黄连；以汗多论者，则用黄芪；以发寒论者，则用附子；以虚论者，则用人参。”不过，病人吃了人参，病情却并无好转，以致诸医束手无策。及至二十七日，延请黄俅前来诊视。黄俅认为，“若用温补，则风火壅塞而不散，必逐渐调理而愈”。经他开药诊治，病情大为好转。不料，待至黄俅辞归，五月十二日，休宁的医生劝进人参，而病家也喜用人参，“止服三分，十三日，手足面目又掣”。十六日，又召黄俅诊视，他根据脉象指出：“人参服之不相宜。”但病家听信医言，必加人参煎服，喝下之后，病情加重，这才开始认识到人参的危害。黄俅照前方，加竹沥一杯、姜汁三匙。但主人与本地医家商议认为不妥，有的医生说：“竹沥性寒，久服之损脾，不服人参，不能收功。”后因病情加重，病家才听从黄俅意见，得以治愈诸症。关于此一医案，黄俅总结说：

医家强用人参，主家亦喜用人参，人参用之而善，多服，病魔退舍，精神强健，气血充溢，精珍美玉，何以加之？设用之不善，少用之，动火助痰，反致加病，与丹毒、砒霜等耳，何世人暗昧而莫之知也！今之医流，无本领，布流言……又谓不服人参，不能收功。今病愈之后，又举一子，于人参何功之有？观此医布散流言，惑人听闻，比比皆是，不独一处一人为然也。

在明代中后期，汪机、孙一奎等人的医学主张在徽州占绝对优势，他们在“临床上注重温补下元，形成擅用‘人参、黄芪合附子、干姜、肉桂’的固本培元新风格”。而黄俅则反对动辄服用人参，他主张应不拘于成说，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关于这一点，在《生生录》中还有不少例子。万历二十一年，桂林宪台洪含初的夫人，年纪36岁，怀孕四月而胎堕，血倾如注，数日后出现发热头痛等诸多症状，“每服十全大补汤，重加参芪”，病情更加昏沉，呻吟不绝。请来黄俅前往诊视，他发现夫人“六脉浮缓而大”，便判断这是产后伤风之症，在这种情况下，服用参、芪并非所宜。对此，洪含初则认为，夫人是大虚之症，已用人参八钱、附子三钱煎好了，只等着黄俅前来商议。倘若可以服用，就给她喝。洪含初还引古医方，说：产后当大补气血，何况是有唇舌麻冷恶风？对此，黄俅不以为然，他认为：“产后当补，此朱丹溪寻常产后调理而言……若伤风而补，则风何由而散？伤食而补，则食何由而消？世医不悟，泥于朱丹溪之一言，吾见冤抑死者多矣。详此已服过参芪，误矣！若以重剂人参、附子用之，岂不误之又误乎？参、附之药当沷之，无留于药注也。”在这里，黄俅批评了当时医生机械照搬朱丹溪“产后当补”的观点，强调必须辩证论治。对于产后兼有“伤风”（外感）或“伤食”（积食）等“实邪”的情况，盲目进补会“闭门留寇”，将病邪关在体内无法排出，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经他调治月余，病人得以逐渐康复。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洪坑文人洪武卿之妻，在临产期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产后第七天起床时受了风寒，出现头痛、眼睛发胀、身体高热、怕风怕冷、胸口胀闷等症状，恶心不止，水和食物皆无法下咽。初九日，延请黄俅诊视。主家洪武卿引用朱丹溪的说法：“产后当大补气血，虽有杂症，以末治之。”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原本身子就单薄，再加上产后身体极度虚弱，所以当天服过药一剂，其中使用人参一钱，想在后面再逐渐加大剂量，以期保全生命。对此，黄俅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据脉投药，因病制方”，如果贸然使用人参，可能适得其反，只会“固其邪气”。于是，他投以和解药二服，再三叮嘱要让病家煎熬并让病人喝下。但病家并未遵命，仍然急着熬煎独参汤给病人喝。数日之内，常常使用人参五钱或七、八钱，前后统共服过八两人参，希望让病人“正气胜、邪气自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固执地遵照朱丹溪医书的宗旨，结果却使得病人不治身亡。对此，黄俅感叹说：

嗟乎！余思朱丹溪立言之时，必有活法，未必不善，后人遵之，执泥不通之不善也。且如妇人生产，有感寒者，有伤暑者，有恼怒气滞者，有劳力倦怠者，有血虚者，有停食者，种种病生，皆令人发热。临症者诊脉，审问清切，随病投药，病见减，可再议温补，人参何不可用之有？今人不察寒热虚实，一见后之病，骤用人参，不明医之奥理、病之浅深，恣意施补，病邪何以蠲除？元气何以发生？未有不伤生殒命者，此吾之所以长叹息也！此皆执泥朱丹溪之一言，不察脉理，而无变通之法也。余不揣浅陋，表而出之，使人遵朱丹溪之言，全要活法，毋徒执泥，不知变更，以枉人也。

《中国历代名医画像·朱丹溪》

在黄俅看来，当年朱丹溪提出他的理论时，必定有其灵活运用的方法，未必不好，只是后人遵从他的理论时，过于死板不知变通才造成问题。医生临证时要仔细诊脉，详细询问病情，根据病症用药，等病情好转后，再考虑用温补的药物。现在的人不辨寒热虚实，一见产后病就急着用人参，不明白医理之奥妙和病情的深浅，随意进补，病邪怎么能消除？元气怎么能恢复？没有不因此伤身丧命的，这是让人深感痛心的地方。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丛睦文人汪成龙之妻，年纪24岁，生下一个男孩，连日遍身疼痛，头晕目眩。至初七夜，喝了一盂稀粥。到初八日以后，出现胸膈不舒等诸多症状。请来的一位医生，连日投人参、酸枣仁、麦冬等药，都没有效果。此后，逐渐觉得四肢困倦，精神恍惚，痰壅气塞，想吐又吐不出。见此情状，医生判断是极虚，认为产后不补，恐气、血两虚。若长此以往，便无药可治。于是在药内加大人参的剂量，煎人参汤给她喝下。当晚，情况便更为严重。到十三日上午，热度还没有退，为人烦扰躁乱。于是，又换了一位医生。医生判断说是火症，便以芩连知母汤为主。十四日又吃了同样的药，结果病人精神倦怠，昏沉半睡，虽然不再发寒热，但身体却仍然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滚烫，睡至半夜，胸鬲填胀，鼻窍壅塞，比先前更加困倦。十五日早起，耳聋气粗，精神恍惚。医生还照此前的办法，投以芩连知母汤，没有什么效果。又投以人参等药，也没有效力。到了中午，遂延请黄俅前来诊视。黄俅搭脉后作出判断，投以芎归平胃活血柴胡汤，后经调治而安。对于此一医案，黄俅指出：

朱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虽有杂症，以末治之。”忆昔丹溪立言之时，未为不善，人往往遵之，枉人多矣，何也？有病不去病，而骤用补药，吾见族医执泥，不明虚实，一概投补，误人更不知其几矣，此吾之所以长叹息也。此症明是产后外感内伤，必宜疏解消食，可以保全而无害也。

上述的三个医案都提及朱丹溪之学说。朱丹溪即朱震亨（1281—1358），元朝义乌人，字彦修。精于医，治症多奇效，医家称丹溪先生，后人称养阴派（或滋阴派），名重江浙，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著作。其门人又集其绪论，为《丹溪心法》《丹溪医要》和《丹溪治法心要》等书。他的医学理论，对于明代医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黄俅一直主张，不能拘泥陈法，要分清前人所述见解的具体语境，并清楚地了解当前病症的实际原因，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治好各类疾病。

《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

五、余论

在当代，“新安医学”颇为著名。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新安医学，是指徽州一府六县（歙、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和婺源）自宋代至清末出现的、颇具影响的医家群体。不过，近二十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认为“新安医学”的说法可以进一步斟酌。

王乐匋主编《新安医籍考》

中国台湾学者张哲嘉曾经指出：“（徽州）风气重医如重儒，而且当地出身的医者有意识地融合医、儒两道，能为世所重。再加上徽人远游外地谋生者多，更使得徽医的表现容易为人所知。”不过，“尽管‘新安医学’有这么多傲人的纪录与成就，但是若要问起‘新安医学’是什么，则无法扼要地说出个所以然来……几种关于‘新安医学’的定义性描述，都似乎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名医以及名著的加总而已。个别医家之间并非以师承或思想而相关，而主要是以徽州这块土地的乡土情谊被相提并论”。他还认为：徽州人虽有同乡人善医的自我认识，但“新安医学”主要是以籍贯为取舍标准，“新安医学”的观念是在徽州乡亲纽带的强化在近代才真正成立巩固，并逐渐扩大其谱系。换言之，“新安医学”这个名词之所以成立，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是个后世缅怀前世、追寻自我根源时所塑造的集团概念”。对此，熊秉真也指出：应从科技发展史之基本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检讨了“新安医学”的问题。她认为：“一般所谓的‘新安医学’是否因其在医理上之主张，临床上之实践，因奠基于或构建成一套特殊学理典范，因而成支成派，是一个学界迄未深究，也非仓促可决的问题。遽以后人所辑新安医籍之作者，或一般民间流传的新安名医立论，则侧身其间者多半是近世成名于外，显赫有声，然仅贯籍新安，却绝少执业新安一府六邑之医书名流。其各自之医学成就与新安地方人口之健康安恙间之关联，遂成了更难建立起任何直接联想的一个学术公案。”

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上述二文，最早发表于2005年前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实际上构成了对“新安医学”这一脍炙人口称呼的挑战。稍后，唐力行、苏卫平二人对“新安医学”之形成作了新的探讨，他们认为：明清来徽州地区的宗族保障日趋完善，族医制度与宗族的“显亲宁亲，儒医等耳”之价值观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成就了“新安医学”的辉煌。该文显然没有正面回应先前的一些质疑，但仍将“新安医学”看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流派。

揆情度理，关于“新安医学”，当然是后来人的追溯与建构，不过，能否完全以现代科技史的基本问题意识去理解传统文化，其实也是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课题。另外，由于此前所利用的医学著作，甚少与徽州当地社会结合在一起，有鉴于此，一些具体而微的医案，便成了进一步探索“新安医学”的重要史料。就本文关注的问题来看，黄俅为歙县岩镇人，他的《生生录》也是以岩镇为中心展开叙述和分析，这就为我们研究徽州当地的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涂丰恩著《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

黄俅撰著的另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素问节文注释》，此前已被收录于《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4册，书中有张涛的序文。其序曰：“医家尊《内经·素问》为经，所由远矣，如歙之名医黄氏俅者，因采仲景以下，引经辨证，以补滑氏之未备，名之曰《节文注释》。余入歙，甚快是书……闻之邑乘，黄山旧名黟山，因黄帝所尝游，以改今称，黄氏俅歙产也，而仍黄帝姓，意黄帝之苗裔欤？且以耆德宾于乡，有于而才，优游澹漠，或者循歧伯法，以进于浮丘容成服炼之事。而就其医案，固能日新《素问》者，余喜而并识端简。”撇开文中牵强附会的说法，张涛最后一句是说——由于黄俅有着类似于医案中的诸多临床经验，故而能对中医经典《素问》提出不少新的认识，从而撰著成文。

张涛亦即歙县县令，他曾于万历三十七年作有《草创歙志序》，对万历《歙志》之编纂缘起，作了细致的说明。万历《歙志》的作者为谢陛，其人字少连（一字少廉），歙县人，父亲曾经过商。本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万历四十三年，早年为邑诸生，乡试屡试屡挫。在万历《歙志》中，他曾这样论述其时的徽歙医学：

吾乡之医甲于海内，远则罗鄂州志张扩，近则汪司马传世医，详哉其言也！……以科而论，则妇人科医博黄孝友至黄天爵，盖数十世矣，另为江子振、应龙、应凤，亦再世矣。小儿科先有刘氏、丁氏，后则夏氏，转而杨氏，近有程氏，卓卓乎专门矣。陈正道又所崛起者矣。郑应娄、刘尚文，又痘疹之所独精者矣。外科则洪廷镇、洪钦铭、洪文衢，则非特专精，而且独擅者矣。刘锡著《活幼便览》，吴伦著《养生类要》，程弘宾著《伤寒翼》，黄俅著《医案》，吴昆考《医方》，是不独有医术，而且有医学，非一世之功，而有百世之功矣。

谢陛撰万历《歙志》

文中的“罗鄂州志张扩”，是指南宋罗愿《新安志》对张扩的记录，这也是将歙县之医学上溯至宋代；而“汪司马传世医”，则是指汪道昆《太函集》卷三一的《世医吴洋吴桥传》。据《世医吴洋吴桥传》记载：“是时，众医棋布，各用所长，小儿医丁氏、妇人医黄氏以按方，里人汪济川以著论，路、万以辩给，吴玄以纵横，汪椿用纤，巴深用罔。及洋后出，乃得擅场。”这段文字虽然指的是嘉靖年间的事情，但与上揭的万历《歙志》之记载仍可比照而观。上述的“众医”，著名者皆是“世医”，这些“世医”，也就是具有三代以上传承的医学世家。

在明代，徽州商业的兴盛，使得一些席丰履厚的徽商更加重视养生之道。与此同时，侨寓各地之徽商开设的诸多药局，也对医学人才产生了一定的需求。再加上海外贸易中药品需求量的不断加大，更刺激了徽州医学的发展以及医家队伍之扩大。上揭谢陛所论，提及徽州的妇科、儿科、外科，有的子孙世业长达“数十世”。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徽歙不独有“医术”，而且有“医学”，单凭这一点，恐怕就不能说“新安医学”完全是凭空而来。如果不是拘泥于现代学科的定义去苛刻界定，那么，“新安医学”这一术语，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未必不能用以揭示徽州一地名医辈出以及其中纷繁复杂的专业流派。据粗略统计，“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卓然成医家者819人，其中420人撰集汇编医籍约729种”。在上述那段文字中，谢陛骄傲地声称：“吾乡之医甲于海内。”这从后来盛清时代《医宗金鉴》由御医、徽州歙县人吴谦领衔主编，似乎仍可看出其中的传承与地位。当然，本文并不纠结于是否存在“新安医学”之类的争论，但也认为“新安医家”辈出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地域现象。

张玉才著《新安医学》

《黄俅医案》又作《生生录》，明代孙一奎号生生子，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将《黄俅医案》与孙一奎（字文垣）的医案稍作对照。从中可见，黄俅医案与《孙文垣医案》的叙事结构颇相类似，只是较孙氏医案内容更为丰富。事实上，明清以来遗存的众多医案中，大部分医案都颇为简单，其内容重点在于症状和处方，其中有些记有病人姓氏及地名，但有的则完全没有。当然，也有少数医案较为独特。本文聚焦的《黄俅医案》，其中的每个医案皆是一则完整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有情节、有内容，相当生动。晚清“江南大儒”汪宗沂在《名医李声远先生别传》中指出：“予家世业商，足衣食者百有余年。先大夫独嗜医术，储书孔多，予年八九岁时侍亲侧，常以医案当小说读之，以是得知医。”揆诸实际，汪氏之所以将医案当小说阅读，显然是因为一些医案之撰写往往相当生动。

值得注意的是，从谢陛前揭的描述中，我们还看到了他所提及的“黄俅《医案》”。前文述及，《生生录》一书中有万历四十八年的医案。而《歙志》既然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其中又已提到黄俅《医案》，则《生生录》之成稿显然早已存在，只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以后的十数年间仍在增补、完善。

《生生录》抄本卷首有“原自叙”，既曰“原”，可见抄本应经过整理，为后出之作。另外，从笔者手头的这册抄本之纸张来看，此书似非明代原抄本或稿本，当为后代所传抄。而从《生生录》的内容来看，此书应经过系统的整理，条理颇为清晰。不过，该书仅有黄俅的自序，却未见其他人为此书所作的序跋。从晚明刻书的风气来看，一般说来，刊刻某部书籍时，作者一定会延请当代的诸多名人为之作序。黄俅为歙县岩镇人，活跃的地区也是围绕着岩镇附近，而岩镇号称“万金之聚”，这里不仅集中了大批的医师、手工匠人等，而且还有诸多文人学士。以黄俅与周遭人的密切交往来看，若决定刊刻，应有其他诸多名人为其作序。由此推测，此一医案未曾刊刻，而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存在，后世所知者亦不多，这也就是迄今为止中医学界从未有人见过该书的原因所在。而之所以没有刊刻，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医案中谈及的不少人，都是岩镇附近著名的人物，这些医案有的涉及其人的隐私，描述过于细致，于黄俅在世时难以公开。例如，万历四年黄俅曾为岩镇方于鲁治病，写有“酷暑绵衣、咳嗽、吐血、梦遗”的医案。方于鲁也就是著名的制墨大师，类似于梦遗等症，病家未必希望被公诸于世。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黄俅写完自序后不久很快就去世了，而他的后人中，没有人继承他的衣钵，再加上黄门亦未有传人弟子，所以没有将此医案刊刻面世，而只是在民间以抄本的形式，并在有限的范围内流传。第三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固本培元派”在晚明、清代成为“新安医学”的主流，而《黄俅医案》反映的诸多主张与之并不合拍。

本文作者撰《万历〈歙志〉所见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见《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5辑

根据此前学人的研究，盛清时代江南各地对人参的大量需求，与江南温补风气之形成密切相关。当时，医书中出现了相当多使用人参的医论。不过，此种讨论，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异。在一些地方，关于温补文化之形成，应当还可上溯至晚明。例如在富商辈出的徽州，早在17世纪前期服用人参治病的现象就极为普遍。《生生录》中的“大承气汤，治验”条记载：

万历三十年壬寅，岩镇文学方君胤朔，年三十七。十一月赴县候考，出场，是夜梦遗，次早感冒头疼，浑身拘急，蒸蒸发热，口干。归家，医以梦泄伤寒治之，不效。越三日薄暮，延余诊视……曰：“据脉验症，正当危急之时，不急下，不可为矣！投大承气汤加甘遂疏解之药，庶可救治。”父曰：“因梦泄感病，诸医正拟用参术温补，而大黄、芒硝、甘遂敢用之乎？”曰：“《伤寒论》云：伤寒病发热二三日，下利纯清水，心下急，郁郁微烦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硝黄何不用之有？若用温补，泄气汹汹，喉中闭塞，安有性命复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