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的第三年，我才终于敢打开那只樟木箱子。
箱子搁在老屋阁楼的角落里，积满灰尘，锁扣已经生了绿锈。钥匙我是一直有的，就挂在母亲留下的那串铜钱旁边，只是三年里，我的手伸向它无数次，又缩回来无数次。我怕打开之后，父亲最后的一点气息也就散了。
终于在这个梅雨季的午后，趁着天光还算亮堂，我把箱子搬到了窗前。推开窗，院子里那株老桂树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一滴水珠正悬在叶尖上，迟迟不肯落下。我看了看那水珠，又看了看手中的钥匙，忽然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都是在将落未落之际，悬着全部的重量。
锁"咔嗒"一声开了。
箱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遗物。几件旧衣裳叠得方方正正，樟脑丸的气味呛得人鼻子发酸；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封面上父亲用钢笔写着"1973年购于上海"，字迹已经洇开了；再往下，是一只用旧报纸包着的台灯。
报纸已经脆了，稍一碰就碎成蝴蝶片。我小心地揭开，露出的是一盏老式铸铁台灯，墨绿色的漆面斑斑驳驳，灯罩是搪瓷的，边缘有一道裂纹。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先进工作者，1984年。
我认得这盏灯。我七岁那年，父亲每晚就着它备课到深夜。灯光昏黄，拢成一个圆，刚好够照亮他面前的那方桌面。我睡在旁边的钢丝床上，半睁着眼看他在光里写写画画，影子投在墙上，被拉得又高又大。有时他回过头来看我，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脸是暗的，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像两颗星子，嵌在黑暗里，一眨一眨的。我假装睡着，他就轻轻走过来，把踢开的被子重新帮我掖好。
后来我上了中学，父亲把这盏台灯搬到了我的书桌上。他说："灯旧了，但光还是好的。"我不太乐意，嫌它土气，羡慕同桌案头那盏时兴的塑料台灯，能调三种亮度，灯杆还能弯来弯去。父亲不说什么，只是每晚我温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坐着，有时看报，有时打盹，偶尔伸手碰一碰灯罩，调整一下角度。那盏昏黄的灯就这么照着我的课本，照着我划重点的荧光笔痕迹，照着我贴在墙上的高考倒计时。直到我去省城上大学，这盏灯才又回到父亲的书房里去。
此刻，我把这盏尘封多年的台灯搬到桌上，插上电源。旋钮转动的瞬间，我竟有些紧张。灯亮了——还是那片昏黄，还是那个温吞吞的圆，光从搪瓷灯罩里漫出来，不急不躁的，像是等了我很久很久。墙上的水渍在灯光下显露出某种奇异的图案，我盯着看了许久，忽然认出那是一张脸的轮廓，而那张脸，像极了我记忆里父亲转过来的样子。
三年了，我一直以为父亲走了。可这盏灯亮起来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发光。从前他坐在灯下备课，后来他坐在灯下陪我读书，再后来他把这盏灯留在箱子里——他是把光存起来了，存得妥帖，存得耐心，等着我某一天自己来取。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悬在桂树叶尖上的那滴水珠终于落下，在积水中荡开一圈涟漪。台灯的光静静地铺在桌面上，照着我摊开的手掌。掌纹纵横交错，像一张小小的地图，而我忽然觉得，那些被灯光照亮的纹路里，正流淌着某种温热的、持续的东西。
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在每一个需要光的夜里，悄悄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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