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家挂着“处方药低价俱乐部”招牌的超市药店,你掏出会员卡,药剂师咔嚓刷一下,原本120块的药现在只要25块。你满意地走了,但联邦政府的医保系统可能正在为你这份折扣多付钱。

美国司法部本周公布的和解协议,撕开了一个藏在收银台背后的定价报告机制:大型杂货连锁运营商阿霍德·德尔海兹美国公司同意支付4000万美元,就其在处方药定价数据上提交虚高信息的指控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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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运营着Giant、Hannaford、Stop & Shop和Food Lion等超市连锁品牌,其中不少门店都推出了处方药省钱计划——消费者注册会员后,能在药房拿到远低于市场价的药品。问题恰恰出在这部分折扣价怎么向政府报账。

争议核心:什么才是“通常和习惯”价格?

案件的争议点不是你在收银台付了多少钱,而是在幕后,药房向联邦医保系统报告的那个“通常和习惯”价格到底是什么数字。

根据调查,阿霍德·德尔海兹在向联邦医疗保险D部分、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军人医保Tricare提交报销申请时,没有把会员折扣价作为“通常和习惯”费率上报。他们报的是那个原价——也就是在折扣计划推出前,柜台上贴着的更高数字。政府指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医保项目给药房的报销金额被人为提高,联邦政府因此多付了不该付的钱。

司法部民权司助理总检察长布雷特·舒马特在声明中明确表态:“联邦医保项目依赖药房报告准确的定价信息,这直接关系到支付公式的计算基础。”他补充,当药房虚报“通常和习惯”价格时,联邦医保项目最终支付的金额会超过应有水平。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代理调查副监察长斯科特·兰珀特则指出,不准确的定价行为会侵蚀由纳税人资助的医保项目的完整性。这一判断为案件定调:这不仅是金额差错的问题,更触及公共资金如何被合理使用的核心争议。

举报人将获超600万美元

这起案件的曝光并非源于政府审计,而是来自一名药房内部员工的举报。劳伦斯·拉本是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州阿霍德·德尔海兹超市药房工作的药剂师,他发现了定价报告中的操作流程,并依据《虚假申报法》提起了举报诉讼。

根据双方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拉本将因举报行为获得超过600万美元的奖励。这笔数额巨大的举报人分成,本身就反映出案件涉及的潜在不当支付规模。从联邦法律的设计逻辑看,举报人奖励制度的目的是用真金白银鼓励内部人士站出来,揭开那些政府审计难以触及的操作惯例。

和解协议同时明确,相关的指控仅涉及药房向联邦项目的报账行为,与消费者在超市购物的商品定价无关。也就是说,普通消费者在Giant或Food Lion买牛奶、面包、处方药的价格,并不是这次联邦调查的对象。问题出在B2G的环节:企业如何向政府客户报告成本和价格。

处方药定价透明度的结构性矛盾

这起案件实际上把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推到了台前:药房向消费者提供折扣,意味着其真实运营中的“通常价”已经改变;但在向政府报告时,如果不把这个折扣价作为基准,政府医保项目就仍然按虚高的价格基线来支付费用。

处方省钱计划对消费者是好事——它能降低用药负担,吸引更多人到超市药房消费。但平价药房的商业逻辑需要足够大的客流量和配套消费来支撑。当折扣价只作用于C端消费者,而不作用于G端医保项目时,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定价差:一边用低价吸引客流,一边用原价向政府索取报销。

从联邦政府的角度看,这4000万美元的和解金传递的信号很明确:药店促销可以打折,但向医保系统报价时必须基于真实成交价,而不是一个已被实际业务抛弃的“标价”。司法部的执法动作正在从单纯的反欺诈追偿,向规范定价报告标准延伸。

和解金怎么分?

这笔4000万美元的和解金不会全部进入国库。按照《虚假申报法》的机制,资金会被拆分为三部分:联邦医保项目回收多付的款项、举报人的法定奖励分成、以及覆盖调查和诉讼的行政成本。拉本获得的超过600万美元,直接从总和解金额中切割出来,不属于额外奖金。

和解协议不构成对责任的承认,阿霍德·德尔海兹美国公司在公告中也未承认存在不当行为。但选择和解本身意味着,继续诉讼的成本和风险已经超过一次性支付的代价——这是企业在类似案件中常见的策略性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在公布案件时特别强调了一个事实:举报人不是外部监督机构,而是身处药房一线、掌握具体操作细节的药剂师。这类内部举报案件的成功率通常高于外部审计,因为证据链条更加完整,涉及的定价流程能直接从业务系统中调取记录。对联邦执法体系而言,这是一个成本更低的执法路径。

案件折射出的问题不止于一家公司的操作。在处方药定价报告这个技术性极强的领域,什么叫“通常和习惯”费率,不同药房、不同折扣计划之间的定义边界仍然模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已多次在年度报告中指出,药房定价报告的不一致是医保浪费的来源之一。这起和解案可能会成为后续类似调查的参照模板。

对于消费者而言,走进超市药房时看到的折扣价不会因为这起案件而改变。但在税收和公共预算的尺度上,定价报告的一个数字之差,最终会影响数十亿美元的医保资金流向。这正是为什么一个看似枯燥的“通常和习惯价格”定义之争,值得联邦执法机构投入大量资源追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