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你是第一批。”
郑永健把自愿离职协议拍在我面前，笑得很自然。我看着他，想到二十年前我俩一起进厂时他喊我“哥”的样子。
“桂芳查出胆结石，女儿考研要交三万押金，”我说，“你让我怎么签？”
他收起笑：“我也没办法，孙老板点名要你。”
那晚我蹲在工厂门口抽烟，一直蹲到凌晨两点。彭木生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别在这发愣，你爸的事，你得赶紧查。”
“我爸怎么了？”
“你爸被人送走了，”他压低声音，“就在你签不签这个字的时候。”
01
我叫赵建国，今年整整五十岁。
十五年前从国企下岗，托人进了这家机械厂，从车间主任熬到技术主管。
说是主管，其实就是个干活的，每天跟那些磨床、铣床打交道，手掌上的老茧比脸皮还厚。
妻子刘桂芳在纺织厂上班，去年厂子也垮了，她就去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八。
女儿赵晓彤去年考上的研究生，学费一年两万五，生活费全靠家里贴补。
日子紧巴巴的，但还能过。
直到三个月前，孙阳伯接手了我们厂。
这人四十出头，开着一辆黑色奔驰，说话客客气气，做事雷厉风行。接手第三天就召开全厂大会，说要“盘活资产”
“深化改革”。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盘活资产？厂里那几台老机床都快散架了，拿什么盘活？深化改革？我们一共才六十几个工人，再深化改革能把人深到哪去？
郑永健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老赵，咱哥俩这把年纪，就怕改革改到咱头上。”
郑永健是我发小，从小在一条巷子里长大，一起进厂一起熬。他比我小一岁，脑子活，能说会道，前年提了副厂长。
我当时还信他。
以为他还跟从前一样，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可孙阳伯来了以后，他变了。变得客气了，笑得多，话说得少。以前下班我俩还约着喝两杯，现在他总说有事，匆匆忙忙就走了。
我没多想。
毕竟人家是副厂长，忙是应该的。
直到昨天，他把那份协议拍在我面前。
“老赵，名单里有你，”他说，“我也无能为力，孙老板点名要裁掉一批技术岗的。”
我盯着那份协议，手有点抖。
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路过仓库门口时，亲眼看见他往孙阳伯车里塞了一个牛皮纸袋。
那晚月亮很亮，亮到我能清楚看到他脸上的笑。
那笑跟眼前一模一样。
“永健，”我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三十五年，”他愣了一下，“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了。”
“三十五年，”我笑了笑，“那你告诉我，仓库里那三台磨床去哪了？”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老赵，你这是……”
“我就问问，”我说，“厂里的设备，总得有个去向。”
他没说话，把协议往我面前推了推：“先把这个签了，别的以后再说。”
我拿起笔，没签，揣进口袋就走了。
回到家，刘桂芳正在厨房里择菜。
“签了？”她头也不抬。
“没有。”
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你就作吧，人家都给补偿，你非要扛着。你以为你是谁？厂是你家的？”
我没吭声，坐到沙发上翻手机。
“我跟你说，”她走过来，“我这几天肚子老疼，去医院查了，说是胆结石，得做手术。医生说要三万块钱押金。你又不签协议，咱这钱从哪来？”
“先拖着，”我说，“等我找到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她眼圈红了，“你一个管技术的，还能变出钱来？”
我没再说话。
她转身回了厨房，切菜的声响一下一下，闷得人心里发慌。
晚上十一点，我睡不着，出门去工厂门口蹲着。
那棵老槐树有三十多年了，树皮裂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蹲在树根上，一根接一根抽烟。
“咳，这烟味呛人。”有人在身后说话。
我回头，是彭木生。
他今年六十六，在厂里看了十五年大门。人瘦，眼窝深，看人的时候总眯着眼，像是在琢磨什么。
“老哥，还不睡？”
“睡不着，”他把手电筒关了，坐到旁边石头上，“你那事，我听说了。”
“没什么好说的，”我把烟头掐灭，“该走就走呗。”
“你就不想问问我，你爸的事？”他盯着我，眼睛在路灯下闪着光。
“我爸怎么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爸上个月被人接走了，”他说，“说是体检。可我那天看见来的人开的车，是孙阳伯的。”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烟盒。
“你确定？”
“我虽然老了，但眼睛没花，”他压低声音，“你爸走的时候挺高兴，说医院有人安排了，检查完就回来。可这都一个多月了，你见到他了？”
没有。
我确实没有。
这一个月我给老家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我以为爸去乡下走亲戚了，没在意。
“你爸手里有一样东西，”彭木生声音压得更低了，“你赶紧找。那东西，能救命，也能要命。”
他站起来，往回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一眼：“记住，别信郑永健。”
02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坐了两个小时班车回老家。
老家在县城边上，是一间瓦房。院子里的枣树已经结果了，青涩涩的，还没熟。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我掏出钥匙开门，屋里整整齐齐的，被褥叠得像豆腐块，桌上还有半杯凉茶。爸是个讲究人，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妥妥帖帖。
我转了一圈，没发现异常。
走到隔壁王婶家。
“王婶，我爸呢？”
“你爸上个月被车接走了，”王婶说，“穿得挺体面，笑呵呵的，说是医院安排的体检，还让我帮他喂鸡。”
“一直没回来？”
“没呢。你爸走了半个多月，家里来过人。”
“什么人？”
“不认识，两个男的，说是厂里的，来拿东西。”
我心里一沉。
“他们拿什么了？”
“不知道，我就看见他们搬了一个纸箱子出来，说是你爸要的文件。”
我回到家，在屋里翻了半天，什么都没少。衣服、存折、证件，都在。唯一的箱子被人搬走了。
爸房里有个老柜子，是我爷爷留下的。我拉开抽屉，里面放着爸的户口本、退休证，还有一张泛黄的合照。
照片上有七八个人，站在厂门口，都是当年建厂的工人。爸站在中间，旁边站着彭木生，年轻时的彭木生，头发还是黑的。
我翻了个遍，没找到什么协议或者文件。
那彭木生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下午，我去了一趟镇卫生院，查了爸的体检记录。没有，根本没有体检记录。我又去了县医院、市中医院，都没有。
爸失踪了。
我站在医院门口，打了郑永健的电话。
“喂，永健，我爸去哪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爸？他不就在老家吗？”
“没人，”我声音有点哑，“家里没人，隔壁说被人接走了。”
“那我帮你问问，”他语气很轻快，“你先别着急，兴许是去谁家串门了。”
“永健，你跟我说实话，我爸到底去哪了？”
“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声音变了，“你怀疑我？”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下午三点，我坐车回厂里。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彭木生说他看见了孙阳伯的车，郑永健说不知道。彭木生说爸手里有东西，郑永健让人搬走了文件箱。
车门到底是哪一扇，我根本摸不准。
晚上回到厂里，我没回家，直接去门卫室找彭木生。
他正在吃泡面，见我来，放下筷子：“找到你爸了？”
“没有，”我坐到他对面，“老哥，我爸手里到底有什么？”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最后他放下筷子，从床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生锈了，上面挂着一把小锁。他掏出钥匙，把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张信封。
“你爸当年跟人做过一笔交易，”他说，“你爷爷留下的这块地，厂子占了一半，你爸手里有一份合同。”
“什么合同？”
“土地转让协议，”他把信封推过来，“你爸当年签字的时候，被人骗了。”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用钢笔写着几行字，落款是“赵大山”，签了红指印。
但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协议在强制执行下签署，并非本人真实意愿。
后面还有一个人的签名：彭木生。
“你签的？”
“那天我在场，”他眼睛红了，“你爸被人逼着签的，我给当了证人。”
“谁逼的？”
“郑永健的叔叔，”彭木生说，“他当年是咱们这的干部，一句话就能让厂子关门。你爸为了保住厂子，只好签了。但他让我写了那行小字，说总有一天，要讨回公道。”
他看着我：“这份东西，我替你爸保管了三十年。”
“那郑永健……”
“他知道他叔叔干的事，”彭木生叹了口气，“所以他怕，怕你把这个翻出来，怕你爸还没死。他把你爸送走，就是想让你找不到证据。”
我握着那份泛黄的纸，手指冰凉。
原来这个跟我一起长大的发小，早就不是当初那个郑永健了。
03
那个礼拜，我跟疯了一样到处找我爸。
跑遍了市里所有的医院、疗养院、养老院，都没有。
我甚至去派出所报了案，人家说失踪不到四十八小时不能立案。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桂芳的肚子越来越疼，她咬着牙去超市上班，晚上回来就缩在床上翻来覆去。
女儿赵晓彤打电话来，还乐呵呵地说她拿到了奖学金，一人八千块。
我嘴上说“好，太好了”，心里在滴血。
八千块，够干什么？不够交三个月房租。
第三天的中午，我正在车间修机器，郑永健来找我了。
“老赵，吃饭去，我请客。”他站在车间门口，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我跟他说我吃过了，推脱了半天。
最后他急了：“你就那么不给我面子？”
我没再拒绝。
我俩去了厂门口那家拉面馆，他点了两碗牛肉面，加了一盘凉菜。
“老赵，”他往面里倒醋，“你爸的事，我帮你查了。”
“查到了？”
“人没事，”他压低声音，“在城北的疗养院里，环境挺好的，孙老板出钱给安排的。”
“为什么送那去？”
“体检查出点小毛病，让住院观察，”他笑着，“你看，你误会我了吧？我哪能对你爸做那种事？”
我看着他，心里翻江倒海。
他笑得很自然，好像真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协议的事……”
“协议你签了吧，”他说，“我给你争取了半年工龄补偿，比别人的都多。你拿着钱，给嫂子看看病，把女儿供出来，不比在这厂里耗着强？”
“我不签，”我说，“我在这干了十五年，凭什么让我走？”
“老赵，”他放下筷子，“你这是何必？你在这厂里，能干到退休？你觉得孙老板会养你到六十五？”
“那你们也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
“谁逼你了？”他声音提高了，“我这是为你好！”
我没再说什么，吃完了那碗面。
走的时候他说：“你再想想，后天是最后期限。”
我点了点头。
晚上十点，我让彭木生帮我把风，偷偷进了档案室。
档案室在三楼，平时锁着门。彭木生帮我找了个旧钥匙，试了三次，才把锁打开。
屋里积了一层灰，文件柜生锈了，发黄的档案袋堆得像小山。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翻遍了所有的柜子。
终于在角落的底层抽屉里，发现了一本黑色封面的工作笔记。
封面上没写字，翻开第一页，是我爸的字迹：“一九九二年八月，车间扩建，与郑某某、李某某洽谈土地转让事宜。”
我爸的字规规矩矩的，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我继续往下翻，第五页上写着：“八月十五日，郑某某带人来厂，说要在厂区西边建宿舍，需占用咱家那块地。我说那地是祖上传下的，不能动。郑某某说，服从大局。我没同意，他就拍了桌子。”
第八页：“九月三日，郑某某带合同来，说领导已经批了。我说没收到文件，他冷笑说，老赵，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厂子不是你家的。”
后面还有几页，爸写了很长。
写他怎样被逼着签字，怎样流着泪按了手印。
写彭木生怎样在角落里写下那行小字。
写他怎样发誓，总有一天要还自己一个公道。
笔记最后几页被撕掉了。
空白的地方，只写了三个字：“对不起。”
我合上笔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爸这辈子，老实巴交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争过什么。
可有人连他最后这点公道都不给他留。
“找到了？”彭木生在门外小声问。
“找到了，”我把笔记藏进衣服里，“还有别的吗？”
“你爸说，协议在老家屋梁上，第三根。”
第二天天没亮，我又回了一趟老家。
我搬了梯子，爬到屋子顶棚上，在第三根梁上摸了摸。
摸到一块松动的木板。
我掀开木板，里面放着一个木盒子，刷了红漆，已经褪色了。
打开盒子，里面装着那份协议。
黄得发脆的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盖着公章，还有我爸的签名和指印。
下面一行小字：“本协议在强制执行下签署，并非本人真实意愿。”
旁边是彭木生的签名。
我拿起协议，小心翼翼地折好，装进塑料袋里，放进口袋。
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不是怕高，是心里发慌。
这份协议，不是一张纸，是我爸这辈子受的委屈。
04
拿到协议后，我没急着回厂里。
我先去了趟县城，找了个复印店，复印了五份。
原件装在透明文件袋里，用胶带封在塑料雨衣的夹层里，绑在腰上。
五份复印件，一份存进了银行保险柜，一份交给彭木生保管，一份寄给了我一个在省城当律师的老同学，还有两份放在家里抽屉和车座底下。
做完这些，我才回厂里。
郑永健见我回来了，神情明显轻松了。
“老赵，想通了？”
“想通了，”我笑着说，“你那份协议呢？拿给我签。”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
“你等会，我去拿。”
他去办公室拿协议，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机器还在转动，工人们还在干活，一切照旧。
可我心里清楚，这厂子，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厂子了。
郑永健拿着协议过来：“老赵，给你。”
我接过协议，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赵建国，自愿离职，补偿半年工龄工资，共计两万四千元。
“就这些？”
“还有，”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孙老板个人给你的，算是对你的补偿。”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现金，大概一万块。
“这算什么意思？”
“意思意思，”他笑着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我把信封收好，在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他把协议收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老赵，还是你懂事儿。”
我看着他，也笑了：“永健，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你说。”
“你叔叔当年，是怎么让我爸签字的那份协议？”
他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老赵，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好奇，”我说，“我爸这辈子没得罪过谁，为什么要被那样欺负？”
他的脸沉了下来：“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我爸什么都没说，”我盯着他，“但有人跟我说了。”
“谁？”
“你甭管谁，”我说，“我只问你，你叔叔做那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
他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老赵，”他终于开口，“那个年代的事，谁说得清呢？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就让我爸忍着？”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他声音提高，“你爸都多大年纪了？你还想翻什么旧账？”
“我不想翻旧账，”我说，“我只想知道，你把我爸弄哪去了？”
“我没弄你爸！”
“那你为什么让人去我爸家搬东西？”
“那是……”他噎住了，脸涨得通红，“那是厂里的文件，你爸退休的时候没交回来。”
“什么文件值当你专门派人去找？”
他没说话，眼神躲闪。
“永健，”我看着他，“咱们认识三十五年了，你骗不了我。”
“老赵……”
“协议我签了，”我说，“但你别碰我爸。他要是有什么事，我跟你没完。”
我转身走了。
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他还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攥着那份协议，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一只苍蝇。
那天晚上，我把协议原件、我爸的笔记、那行小字的复印件，所有东西都摊在桌上，一份一份整理。
刘桂芳看着这些东西，脸色发白。
“建国，你这是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说，“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你疯了？”她声音发抖，“协议你都签了，你还想跟人家斗？”
“我没想跟谁斗，”我看着她，“我就是想知道，我爸去哪了。”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坐到床边：“我嫁给你二十多年，你什么都好，就是太犟。”
“不是犟，”我说，“是欠我爸一个公道。”
05
转折发生在一个星期二。
那天上午，孙阳伯突然召开全厂大会，说有重要事情宣布。
我想着协议都签了，跟我没关系，就没去。
一个小时后，彭木生跑到车间找我，脸色铁青：“老赵，出大事了！”
“怎么了？”
“孙阳伯说要强拆车间！下个月十五号，全部设备拆走，地卖给房地产公司！”
我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
“怎么可能？工人呢？工人的安置呢？”
“安置个屁，”彭木生啐了一口，“我刚才听郑永健跟孙阳伯在办公室里嘀咕，说只要协议签了，人走了，就没人闹事了。”
“那没签的工人呢？”
“还有十二个，”彭木生说，“要么签，要么被开除，一分钱都没有。”
我脑袋嗡的一声。
签协议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可没想到他们做得这么绝。
“老赵，你不能就这么算了，”彭木生拉住我的手，“你爸那协议，现在该用了。”
我犹豫了。
那份协议，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连刘桂芳都不知道我拿了什么。
可现在，不用不行了。
我回家拿了那份原件，下午直接去了孙阳伯的办公室。
孙阳伯正在喝茶，见我来，笑着招呼：“老赵啊，稀客稀客。”
我没理他的热情，直接把协议拍在桌上。
“孙老板，你看看这个。”
他拿起协议，扫了一眼，脸色变了。
“你这是从哪弄的？”
“你不用管从哪弄的，”我说，“你只要知道，这块地有一半是我爸的，你们不能随便拆。”
他沉默了，盯着我看了半天。
“老赵，这协议是三十年前签的，早就过期了。”
“没过期，”我说，“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着‘非本人真实意愿’。”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行字，嘴角抽了抽。
“你要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第一，把工人都安置好，按国家规定补偿。第二，把我爸接回来。第三，这块地如果真要卖，按市场价补偿我们。”
他笑了，笑得很假：“老赵，你这胃口不小啊。”
“我没多要，”我说，“只想公平。”
他放下协议，靠在椅背上：“老赵，你这事要是捅出去，你觉得对谁有好处？”
“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我说，“包括你。”
他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老赵，你给我三天时间，我考虑一下。”
“好。”
我拿着协议走了出去。
刚出门，手机就响了。
是郑永健打来的。
“老赵，孙老板说你有份协议？”
“对。”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想毁了咱们？”
“我没想毁谁，”我说，“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电话那头沉默了。
然后我听见郑永健的声音比哭还难听：“老赵，你爸在我这。你要见他不？”
我握着手机的手抖了一下。
“他在哪？”
“城北疗养院，306病房。”
“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直接往城北赶。
路上我一直在想，郑永健为什么突然主动告诉我爸在哪儿？
到了疗养院，我找到306病房，推开门。
爸躺在床上，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床头挂着吊瓶。
看见我进来，他愣了一下，眼眶就红了。
“建国……”
“爸，”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你没事吧？”
“没事，”他笑了，“医生说就是血压有点高，让住院观察观察。”
“那怎么不告诉我？”
他沉默了，没说话。
“爸，你跟我说实话。”
他叹了口气：“是郑永健把我送来的，说是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寻思着也不花钱，就来呗。结果一来，就不让我走了。”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厂里要拆，让我先住着，等消停了你再来接我。”
我攥紧了拳头。
“爸，你放心，我接你回家。”
“协议你拿了？”他看着我。
“拿了。”
“那就好，”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该用的，就得用。别像我似的，窝囊一辈子。”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爸，你好好休息，我明天来接你。”
出了病房，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喂，哥，是我，建国。你帮我拟一份律师函。”
电话那头是我在省城当律师的老同学。他听完事情经过，沉默了一会儿：“老赵，这事有点棘手。协议是三十年前签的，时间太久，可能不好打。”
“那也得打，”我说，“我不能让我爸白受这个罪。”
“行，我给你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天。
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了。
社会就是个大池塘，有的人看见鱼，有的人看见虾，有的人只盯着水有多深。
可我看见了，池底的淤泥。
那些藏在深处的真相。
06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去接我爸，郑永健就找上门来了。
他开着车停在门口，下车时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
“老赵，咱俩谈谈。”
“有啥好谈的？”
“就谈谈你那份协议，”他压低声音，“别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那你把我爸放了。”
“我已经跟疗养院说好了，今天就能办出院，”他说，“但这之前，咱俩谈谈。”
我看着他，想了想：“行，就在院子里说。”
他坐下来，点了一根烟：“老赵，你真要捅出去？”
“那得看你们怎么对我爸和工人。”
他狠狠吸了一口烟：“孙阳伯说了，要么你把协议交出来，给你五万块钱，这事就算了。要么，咱就法庭上见。”
“五万？”我笑了，“我的地就值五万？”
“你别狮子大开口，”他把烟头弹飞，“你爸那份协议，说白了就是一张废纸。”
“那你怕什么？”
他被我噎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行，十万。你拿钱走人，协议撕了。”
“不够。”
“那你想要多少？”
“我不要钱，”我说，“我要你们按国家标准安置工人，把土地补偿款给我爸。还有，把拆厂的事停了。”
他盯着我，像是在看一个傻子：“你疯了？你知道那地值多少钱吗？”
“值多少是值，”我说，“但该是我的，一分不能少。”
他站了起来，脸色难看得要命：“老赵，你太不为我考虑了。”
“我凭什么为你考虑？”我说，“你把我爸关了一个多月，你觉得我会为你考虑？”
他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
可下午三点，一个电话让我慌了。
“赵先生吗？我是城北疗养院，您的父亲突然出现呼吸困难，我们已经安排转院了。”
我一把抓起外套，往医院跑。
到了医院，爸已经被送进了急救室。
我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手脚冰凉，心里像有只猫在挠。
医生出来的时候，我差点站不起来。
“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突然升高，加上有点脱水，已经稳定了。”
“脱水？”
“他跟你说了什么？”医生看着我，“病人有糖尿病，每天需要按时服药，但是记录显示他这半个月都没有按时用药。”
我的心猛地一沉。
郑永健把我爸关在疗养院，连药都不给按时吃？
我咬着牙，推开病房门。
爸醒着，见我进来，笑了：“没事，就是年纪大了。”
“爸，你跟我说实话，你在这边过得怎么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着呢，护士挺好的。”
“那你的药呢？”
他愣了愣，没说话。
“爸！”
“药……一个星期才给一回。”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去找他们。”
“建国，”他拉住我，“算了，别闹大了。”
“不行，”我说，“这次我必须闹大。”
我出了病房，直接打了我哥的电话：“哥，律师函什么时候能到？”
“后天。”
“我等不及了，”我说，“明天我就去劳动局举报。”
“你稳住了，别冲动。”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说，“他们这是要我爸的命。”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浑身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
就像一个被压了三十年的大坝，终于要决堤了。
07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医院。
我直接去了劳动局。
在门口，我碰到了彭木生。他穿着一件旧棉袄，瘦瘦小小的，眼神亮得吓人。
“老赵，我陪你去。”
我俩一起进了劳动局，把材料交了上去。
办事的人姓刘，四十多岁，戴眼镜，看了半天材料，问我：“你这个事，你确定你手上有协议原件？”
“确定。”
“好，我们马上调查。”
从劳动局出来，我长出了一口气。
“老哥，谢谢你。”
“谢什么，”彭木生笑了，“你爸的事，我心里一直有愧。当年我就该拦着他的，可我……”
“别说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怪你。”
下午三点，劳动局的人到了厂里。
我正跟孙阳伯、郑永健在办公室里对峙。
“赵建国，你这个协议是假的！”郑永健拍着桌子，“你伪造文件！”
“你可以去鉴定，”我说，“我在银行存了原件。”
孙阳伯的脸色很平静，他看了我一眼：“老赵，你这事做得太绝了。”
“是你们先绝的，”我说，“你们把我爸关起来，不给他吃药。你们要拆厂，连安置费都不给工人。到底谁绝？”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厂里的老会计宋磊冲了进来，脸上都是汗，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
“孙老板，郑厂长，你们不能拆厂！”
郑永健脸色一变：“宋磊，你说什么呢？”
宋磊不理他，把档案袋摔在桌上：“你们看看，这些年来，你们往外卖了多少设备？假账做了多少？工人的工资扣了多少？全在这里头！”
我愣住了。
宋磊是厂里最胆小的人，平时走路都不敢抬头，今天这是怎么了？
“宋磊，你疯了？”郑永健声音都变了调。
“我没疯，”宋磊说，“我女儿的医疗费，是你们出的。可你们做的这些事，天理不容。我要说出来，不然我死后都没脸见她。”
他转头看着我：“老赵，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假账。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工人。今天，我把这些账目都交给你，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间。
孙阳伯拿起那个档案袋，翻了翻，脸色铁青。
郑永健站在旁边，脸上跟抹了灰似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赵建国，”孙阳伯看着我，“你有什么条件？”
“三件事，”我说，“第一，按国家标准补偿所有工人。第二，把我爸接回家，你们承担医药费。第三，这块地如果真要卖，按市价补偿。”
孙阳伯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
“还有，”我说，“郑永健，得走。”
郑永健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恨意。
“老赵，你就这么对我？”
“是你先这么对我的，”我说，“咱们三十五年兄弟情分，是你亲手断的。”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08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一边是劳动局和律师在谈补偿方案，一边是医院里我爸的身体。
孙阳伯倒是说话算话，当天就让财务把欠工人的工资全部补发了。
第二天，补偿方案出来了：按工龄，每人每年补偿一个月工资。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连加班费、奖金算上，拿到了十六万。
刘桂芳接到汇款通知的时候，愣了好半天。
“建国，咱们有钱了？”
“有钱了，”我说，“你去做手术。”
她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手机上：“那你的工作呢？”
“没了，”我笑了笑，“但步丢人。”
这台跟了我十五年的机床，也该说再见了。
第三天，郑永健被厂里开除了。
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他收拾东西往外走。他看见我，停住脚步，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看着他走远，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这样散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槐树下，跟彭木生喝酒。
“老赵，你有种，”彭木生举起酒杯，“我敬你。”
“跟种不种没关系，”我说，“是忍够了。”
“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
“他高兴不高兴不重要，”我说，“我就想让他过几天舒心日子。”
彭木生喝了一口酒：“说起来，你爸那份协议，其实还有一层意思。”
“什么意思？”
“那块地，你爸当初说是要留给你的，”他说，“他这辈子没能保住厂子，但想给你留个后路。”
我握着酒杯的手停了。
“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那种人，哪会跟你说，”彭木生摇摇头，“他就是个闷葫芦，什么事都自己扛。”
我喝了一口酒，酒有点辣，辣得我眼睛发热。
“老哥，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错什么？”
“把厂子弄没了，让那么多工人都失业了。”
彭木生拍拍我的肩：“你没错。厂子本来就是要没的，你只是把它多留了一个月而已。有本事的人，去哪都能找到饭。没能耐的人，厂子早晚也会倒。”
我看着他，没说话。
夜风吹过来，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有人在叹气。
第四天下午，我去接我爸出院。
他瘦了不少，拄着拐杖慢慢走。我搀着他，一步一步走出医院大门。
“爸，回家了。”
“好，”他笑了，“回家。”
一路上他很沉默，看窗外的风景，看了好久。
“建国，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我经常带你去厂里玩。”
“记得。”
“那时候厂里多热闹啊，”他说，“夏天在院子里吹牛，冬天围着炉子烤火。大家都是一条心，日子再苦也不怕。”
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算了，”他说，“过去的事，不提了。”
09
半个月后，厂子正式关了。
所有的设备都被拆走，车间空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那棵老槐树还在，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像个看门的老头。
工人们都拿到了补偿，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去工地，有的回了老家。
我拿着十六万块钱，带刘桂芳做了手术。手术很顺利，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女儿赵晓彤打电话来，说她的奖学金涨了，让我不要给她寄钱了。
我嘴上说“好”，心里却落了块石头。
一天下午，我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把维修铺开起来。
彭木生来了，提着一瓶酒和一盘花生米。
“老赵，喝两杯？”
“行。”
我俩坐在院子里，边喝边聊。
“厂子拆了，你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开个维修铺，”我说，“好歹手上有技术，饿不死。”
“也挺好，”他点点头，“你爸咋样？”
“好多了，血压稳定了，血糖也控制住了。”
“那就好，”他端起酒杯，“来，走一个。”
我俩碰了杯，喝了一大口。
“老赵，”他突然问，“你还记得不，那天我跟你说过，这个社会就是个大池塘？”
“你现在看见什么了？”
我抬头看着天：“看见鱼，也看见虾，还看见水有多深。”
“明白了就好，”他说，“这辈子不吃点亏，哪能看清这世道。”
我想起那天孙阳伯让人开来的奔驰，郑永健最后看我的眼神，医院病床上我爸瘦削的脸。
是啊，不吃亏，怎么能看清呢？
我端起酒杯，一口闷了。
这时，手机响了。
我看了一眼，是郑永健打来的。
我没接。
他又打了一次，我还是没接。
过了大概十分钟，短信提示音响了。
我点开，是他发来的。
“老赵，我明天回来，能见面谈谈吗？”
我看了半天，回了一句：“没什么好谈的。”
发完这条消息，我把手机扔在桌上。
“老赵，后悔吗？”彭木生问。
“后悔什么？”
“后悔把郑永健搞走。”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后悔。路是他自己走的。”
彭木生没再说什么，端起酒杯跟我碰了碰。
10
三个月后，我的维修铺开张了。
店面不大，就在老厂那条街上，铺子里堆满了各种零件和工具。
第一天开张，没有鞭炮，没有花篮，就我自己在门口贴了张红纸，写上“赵记维修”四个字。
彭木生骑着自行车来了，拎了一挂鞭炮。
“我说兄弟，开张也得有点场面。”
他点着了炮，噼里啪啦响了一阵，引来路边的行人看了几眼。
“行了，”他说，“就算开张了。”
我笑了笑，让他进屋坐。
屋里摆着几张旧的铁皮椅子，一个用来修机器的台子，墙角堆着电机、轴承、皮带。墙上挂着几张修理图纸，还有我爸当年那张照片。
“你爸来看过了？”
“来过了，”我说，“昨天就来了，坐了整整一下午。”
“他说啥了？”
“没说什么，就帮我擦了擦机器，”我说，“临走说了句，像那么回事。”
彭木生笑了：“你爸那个人，嘴硬心软。”
确实。
我爸来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他那张照片，我站在旁边修一个电动机。
“这是你修的？”
“嗯。”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修了整整两个钟头。
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
走的时候，他才开口：“好好干。”
三个字，够我暖一个冬天了。
“老赵，”彭木生说，“你以后有啥打算？”
“没什么打算，”我拧着螺丝，“干一天算一天，有钱赚就好。”
“那不行，”他说，“你这么年轻，还有几十年要活呢。”
“五十一了，还年轻什么？”
“五十一算什么，”他拍了我一下，“你看看我，六十六了，还在给人家看大门。”
我被他说笑了：“你那门卫，还干着？”
“厂都没了，我上哪干去？我现在看的是小区门卫，一个月一千八。”
“那也不错。”
“混口饭吃呗，”他喝了口茶，“你那个律师函，后来怎么样了？”
“劳动局调解了，孙阳伯给了补偿，”我说，“对了，还有一块地，我爸说先留着，以后再说。”
“留着就留着，反正也跑不了。”
“嗯，”我捻着手里的螺丝，“人这一辈子啊，有些东西能丢，有些东西不能丢。”
“啥不能丢？”
“良心，”我说，“还有骨气。”
他没说话，看着我，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我关了铺子，去了一趟老厂。
厂子已经彻底变了样，大门紧锁，院墙被推倒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杂草。
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黄了，在风里摇。
我站在树下，点了根烟。
想起十五年前我第一天进厂的场景，想起我爸当年在车间里教我修机器的样子，想起郑永健笑着喊我“哥”的声音。
现在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泛黄的协议，看了一遍，然后点着了它。
纸在火里卷了起来，变成灰，被风吹走。
“爸，你那份协议，我用上了，”我对着灰烬说，“你那份公道，我也讨回来了。剩下的，就让它散了吧。”
我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老槐树还在，斜阳照在上面，树影子拖得长长的。
我突然想起彭木生第一次跟我说的话。
这个社会就是个大池塘。
有人只盯着水有多深，吓得一辈子不敢动。
有人看见鱼就抓，以为自己有多厉害。
可我看见的，是池塘底下那些被淤泥埋着的、不被人看见的根。
那些根，还活着。
只要有根，就死不了。
我笑了笑，大步往家走去。
身后，老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唱一首很久以前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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