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顿被安置到收养家庭时只有9个月大，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岁2个月。在有数百名收养申请者渴望收养婴儿的情况下，杰米·瓦利和约翰·麦高恩-法泽克利无疑获得了极其难得的机会，而他们的回报却是残暴。
无论收养前的审查多么严格，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防止这种邪恶。整个流程本就十分严密，包括对家庭每一名成员进行加强版无犯罪记录审查、访谈过往伴侣和近亲、深入的心理评估、准备课程，以及最后的正式评审小组审议。
这些绝不是走过场的调查。但狡猾的人，尤其是懂得如何用体制语言与系统打交道的中产专业人士，有时仍可能蒙混过关。就普雷斯顿一案来看，真正的失误似乎不在安置前的审查，而在安置之后的沉默。
收养安置通常从一个为期10天的密集交接期开始。一般先在寄养照护者家中进行5天，第一天由收养人和孩子相处一两个小时，随后逐步延长到整天相处。之后，交接转到收养人家中进行，寄养照护者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退出。
这是一段情绪极其复杂的时期。对像普雷斯顿这样尚不会说话的婴儿来说，最后的交接尤为令人困惑：他们要努力理解，为什么自己深爱的照护者会突然消失。收养人通常会被鼓励保留孩子的出生姓名，除非出于安全保护原因不能这样做；至少也应选择一个发音相近的名字。普雷斯顿的收养人把他的名字改成“以利亚”，这很可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困惑。
收养人会被提醒，孩子可能会为亲生家庭和寄养照护者而悲伤。有关方面会建议他们让孩子随身带着一件过渡物品，比如带有寄养照护者气味的毯子或T恤，以帮助缓解过渡期的不安。看到瓦利拍摄的那些令人不安的视频——普雷斯顿睡着后，他又对着孩子的脸大喊把他吵醒——很难想象他会给予孩子哪怕这样一点点善意。
警示信号其实早已出现。普雷斯顿的寄养照护者桑德拉·库珀曾向社工报告，担心这名婴儿被刻意对她隐瞒。孩子身上出现淤青，却被轻描淡写地解释过去。其间甚至还多次前往医院急诊。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危险信号都被忽视了？是因为个案负担过重、预算捉襟见肘，还是专业人员的迟疑也起了作用？这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但这种模式并不陌生。维多利亚·克林比和萨拉·沙里夫案件中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一旦涉及受保护特征，一些人就不愿进行严格审查，甚至因为害怕被贴上偏见标签而陷入瘫痪。
但她还是提出了一个温和、基于依恋关系的担忧：伊丽莎白和她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的依附关系。如果她的新家庭里没有母亲角色，切断原有联系会不会更难适应？社工的语气立刻变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她低声说，“但你在里面别这么说，他们不会接受的。”
她认识很多非常优秀的同性收养人，而她当时提出的，也只是针对一个孩子过渡期的具体担忧。事实证明，她的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伊丽莎白后来和她的父母相处得很好，身边还有疼爱她的祖母和姨妈。但那次经历一直留在她心里。如果一名受信任的寄养照护者连表达一点温和担忧都会被压下去，那么当更严重的怀疑出现时，又还有多少发声的空间？
孩子一旦被安置到收养家庭，很快就几乎从国家系统的视野中消失了。那些迫切需要支持的收养人，往往也只能独自应对。安置后的这段时期恰恰是风险最高的时候——孩子最痛苦，新父母也最不堪重负，更容易出现收养后的抑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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