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国后再没联系我，65岁去取养老金时竟发现一笔31年存款|乐队|养老金|翻译|骨灰

我叫陈国昌，今年六十五岁，退休前是青山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可临到老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妻子走得早，四十二岁那年查出了胃癌，从发现到走人，前后不到半年。那半年里我几乎白了半边头发，白天上课，晚上守在医院，儿子陈志远那时候正读高二，我把他托付给邻居照看，自己两头跑。后来妻子还是没留住，走的那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嘱咐我，一定要把儿子供出去，让他有出息。我含着泪点头，说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志远念完大学。

妻子走后，我和儿子相依为命。志远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就是性格闷，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他妈妈去世以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跟我说一句话。我以为他是沉浸在丧母的悲痛里，也没太在意，想着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可我没想到，这道裂痕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愈合，反而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来越深。

高三那年，志远突然跟我说想学音乐。我当时就愣住了，学音乐？在我们那个年代，学音乐能有什么出息？我跟他说，你成绩这么好，应该考个好大学，学个正经专业，将来找个稳定的工作，爸爸这辈子就指望你了。志远低着头没说话，嘴唇抿得死紧，过了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不懂。

我以为他只是青春期叛逆，过段时间就会想明白，也没太往心里去。后来他果然没再提学音乐的事，按部就班地参加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全县第三名，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觉得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对得起他妈妈了。可是填志愿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又吵了一架。他想报省外的一所重点大学，说那边的专业更好，我不让，我说报省城的师范大学就挺好，离家近，学费也便宜，将来毕业了回县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他红着眼睛冲我吼，说他不想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地方，他不想像我一样窝囊。

窝囊。这两个字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扎进我的心窝里。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那是我第一次打他。他捂着脸看了我几秒钟，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冷得像腊月的冰碴子。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反锁了。

后来他还是妥协了，报了省城那所师范大学。我想他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恨我的。

大学四年，他很少回家，寒暑假都说要勤工俭学，偶尔回来一次也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吃完就又进去了。我问他学校的事，他总是三言两语就敷衍过去，从不肯多说。大学毕业后，他留在省城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老师，我心想这也不错，好歹是份正经工作，离家里也不算太远，逢年过节的还能回来看看。

可没过两年，他突然跟我说要出国。我当时就急了，问他出国干什么，他说有一个机会，他大学同学在澳大利亚开了一家公司，想拉他过去一起干。我说你疯了吧，你在国内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他冷冷地看着我，说你从来就没相信过我，从小到大，我想做的事你从来没有支持过。我想解释，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父子之间的那堵墙，已经砌得太高了。

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省城的机场。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车里安静得让人窒息。到了出发大厅，他拎着行李箱往里走，我叫了他一声，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说，到了给爸打个电话。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进去，没有拥抱，没有告别，就那么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人群里。

那是2000年的秋天，他二十五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

头几个月我还能通过他同学辗转打听到一点消息，知道他到了悉尼，安顿下来了，在同学的公司里做事。后来他同学也联系不上了，手机号码变成了空号，我问遍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就这么把他弄丢了。

那些年我一个人过得很苦，倒不是物质上的苦，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一个人吃喝也够用了。苦的是心里头，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像是胸口被人挖走了一块，风一吹就透心凉。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买菜做饭几乎不出门，邻居们起初还来串串门，后来看我不爱说话，也渐渐不来了。我有时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一整天，电视开着也不知道在放什么，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志远小时候的样子。他三岁那年发高烧，我背着他跑了三里地去医院，他在我背上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一直喊爸爸。他上小学第一天，我送他去学校，他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我说志远乖，放学爸爸来接你，他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进去。这些事情像是刻在我骨头里一样，怎么都抹不掉。

我也想过他是不是出事了，可我不敢往下想。我宁愿相信他只是不想联系我，宁愿他恨我，只要他还好好活着，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那就够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从五十多岁熬到了六十多岁。退休以后时间过得更慢了，慢得像凝固了一样。我养成了每天去公园散步的习惯，也不跟人说话，就是一个人绕着人工湖走，走累了就坐在长椅上发呆。公园里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老人，有的带着孙子玩，有的三五成群地下棋打牌，还有的结伴跳舞唱歌。我看着他们，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拦着志远学音乐，如果我没有逼他报师范，如果我能多理解他一点，是不是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今年开春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登记退休人员信息，说现在系统升级了，要重新核实一下养老金发放的情况。我把身份证和退休证都找出来给她登记，小姑娘挺热情的，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社区帮忙的。我说没有，都挺好的。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栋楼里谁不知道我陈国昌是个孤老头子，儿子出国了，二十多年没回来过。背后指指点点的闲话我也听到过不少，一开始还在意，后来就麻木了。

三月中旬的时候，我去银行取养老金。每个月十五号养老金到账，我一般都是十六号去取，取完了去菜市场买点菜，一个月的开销就有了。那天银行人不多，排了十来分钟就轮到我了。我把存折递进去，跟柜员说取两千块。小姑娘接过存折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表情有点奇怪。

“陈先生，您这张存折里不止有养老金的账户，还有一笔定期存款，您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啊，我从来没在这张存折上存过定期。小姑娘又低头看了一会儿电脑，说这笔钱存了很久了，是从1992年开始存的，每个月存两百块钱，一直存到2000年，后来就没再存了，但是本金和利息一直放在那里没动过。

1992年。我心里猛地一颤。

小姑娘继续说，算上这些年的利息，现在这笔钱总共有将近十三万块，问我要不要取出来。我站在那里，手里的存折都在发抖，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地撞击着我的记忆。

1992年，那是志远上初二的时候。我记得那年他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学校奖励了两百块钱，他把钱拿回来给我的时候，脸上难得地带了点笑。我当时说这钱爸爸帮你存着，将来给你上大学用。他说好，然后就再也没问过这件事。后来每个月发工资，我都会往存折里存两百块钱，有时候手头紧就存一百五，下个月再补上。这件事我做了整整八年，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连志远都不知道。那是我给他攒的大学学费，是我对他的承诺。

可是后来志远上大学的时候，学费是我另外借的钱交的，这笔钱我竟然把它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柜员看我半天不说话，又问我一遍要不要取出来。我回过神来，声音有些发颤，问她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张存折最早是谁开的户。柜员说系统里查不到那么早的记录了，只能看到存款记录。我站在那里愣了好久，最后还是说，不取了，先放着吧。

从银行出来，外面的阳光有些晃眼。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两条腿软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三十一年了，这笔钱在这个存折里躺了整整三十一年，而我在今天之前，竟然完全没有想起来。

回到家里，我把存折翻出来仔细看。这些年我从来没认真看过存折上的数字，每次取钱都是直接把存折递给柜员，取完了往兜里一揣就走。存折的页面已经泛黄了，边角都磨出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一条条交易记录。我戴上老花镜一条一条地看，养老金的发放记录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可是在那之前，在存折的前几页，确实有几行不一样的字迹。

我看着那些数字，1992年3月，存入200元。1992年4月，存入200元。1992年5月，存入150元。1992年6月，存入250元……一笔一笔，清清楚楚。那些年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三百多块，每个月挤出两百块钱来存着，日子过得有多紧巴，只有我自己知道。妻子生病的时候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还债又要供他读书，那几年我连件新衣服都没舍得给自己买过。

可是这些苦，我从来没跟志远说过。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想让他因为家里穷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省吃俭用地供他读书，盼着他能考个好大学，将来有个好前程，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窝在这个小镇上，过着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

可到头来，我盼来的是什么呢。

我合上存折，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这只钟还是志远上小学的时候买的，用了快四十年了，走得还挺准。我突然想起来，当年存这笔钱的时候，我专门去银行开了一个新存折，跟我的工资存折是分开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两张存折合并到一起了，大概是银行系统升级的时候统一整合的，我也没在意，就把这茬儿忘了个一干二净。

这笔钱，本来是给志远的。

我起身走到志远的房间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进去了。这个房间我已经很久没进来过了，上一次大概是两三年前，进来打扫了一下又出去了。房间里的摆设还是他走时候的样子，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他高中时写的毛笔字，已经褪色得快看不清了。书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妻子抱着三岁的志远照的相片，那是我们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我坐在他的床边，伸手摸了摸枕头，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我突然特别想他，想得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疼。我想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成家，有没有人照顾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恨我，恨到连个电话都不愿意打。我想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可是我不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我全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事。我想起他小时候喜欢吃我做的糖醋排骨，每次做了都能多吃一碗饭。我想起他初中时偷偷在作业本上写歌词，被我发现了还不好意思地藏起来。我想起他高三那年跟我吵架时说的那句话——我不想像你一样窝囊。我当时只觉得生气，现在想想，也许在他眼里，我真的是个窝囊的父亲。一辈子教书，挣不了几个钱，连他妈妈都救不回来，连他想学音乐的梦想都负担不起。

可是志远，爸爸不是不想支持你，爸爸是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啊。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社区居委会，找到上次来登记的那个小姑娘。她姓赵，叫赵敏，二十出头的样子，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我跟她说，我想找一个人，是我儿子，出国二十多年了，一直没联系上。小赵听了很惊讶，问我有没有他的护照号码或者国外的地址，我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小赵皱了皱眉，说这样很难找，不过可以帮我试着联系一下出入境管理部门，看看能不能查到他的出境记录。

我把志远的身份证号码写给了她，那串数字我背得比自己的还熟。小赵接过去看了看，忽然说了一句，陈老师，您儿子是2000年出去的？我说是。她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这事她记下了，有消息就通知我。

从居委会出来，我又去了银行。这次我不是去取钱的，我想让柜员帮我查一查，能不能找到当年开这张存折的原始记录。柜员是个年轻小伙子，态度很好，但查了半天也说系统里最早的记录只到2005年，再往前的数据都已经归档了，需要向上级申请调阅，时间会比较长。我说没关系，我等得了。

小伙子看了看我，大概是从我的表情里看出了什么，他压低声音说，大爷，要不我帮您把这个申请提交上去试试？我说好，麻烦你了。他噼里啪啦地敲了一阵键盘，然后让我留了个电话号码，说有了结果会通知我。

走出银行的时候，天阴了下来，风也大了，吹得路边的梧桐叶哗哗作响。我把衣领竖起来，慢慢地往家走。路过菜市场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拐了进去，走到卖肉的摊子前，看着案板上摆着的排骨，忽然想起来志远小时候最爱吃这个。我跟老板说来两根排骨，老板麻利地称好装袋递给我，我接过来走了两步，才想起来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买排骨做什么呢。

可我还是提着那袋排骨回了家。

烧水，焯排骨，切葱姜蒜，倒油，下锅。我的手艺还在，做出来的糖醋排骨色泽红亮，酸甜可口，跟当年一模一样。我盛了一碗米饭，把排骨摆在桌上，又拿了一副碗筷放在对面。坐下来吃了一口，味道没错，可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硬邦邦地梗在那里。

我把筷子放下，坐在那里看着对面的空碗，眼泪就掉下来了。

二十五年了，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过年，一个人过生日。过年的时候别人家热热闹闹的，我就把电视声音开得大大的，假装屋子里很热闹。除夕夜的饺子我一个人包一个人吃，吃不完的冻起来，能吃好几天。有一年元宵节，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带着孙子回来探亲，在楼道里放烟花，整个楼道都是孩子的笑声和鞭炮的火药味。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老张喊我进去一起吃饭，我摆摆手说吃过了，然后关上门，对着满屋子的冷清坐了整整一宿。

我不是没想过再找个人搭伴过日子，可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我呢。再说了，我总觉得自己欠着志远的，欠他一个妈，欠他一个完整的家，欠他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未来。这些债我没还清之前，我不敢让自己过得太好。

那袋排骨我吃了三天，每次都是热一热，摆两副碗筷，好像这样就有人陪我吃饭一样。吃到最后一顿的时候，排骨已经有点变味了，我还是没舍得倒掉，硬着头皮吃完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居委会的小赵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托人查到了志远当年的出境记录。2000年10月15日，陈志远，持因私普通护照，从省城国际机场出境，目的地是澳大利亚悉尼。就只有这一条记录，之后的就没有了。小赵说她已经通过一些渠道在试着联系澳大利亚那边的华人社团，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消息，但希望不大，毕竟二十多年了，那边的华人来来走走的，很难找到一个人。

我谢过她，挂了电话，心里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至少确认了他当年确实平安到达了悉尼，难过的是除了这个，我依然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志远的房间。我打开他的书桌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他的旧课本和作业本，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我以前也翻到过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他高中时写的那些东西，有歌词，有小诗，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我当时觉得这些东西不务正业，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就再也没在我面前写过。可我没想到他把这些都留下来了，藏在这个抽屉的最深处。

我把信封拿出来，抽出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看。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涂改了很多遍，看得出来写得很用心。有一张纸上写着一首歌词，题目叫《远方》，歌词的大意是一个少年想要去远方，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

“别问我归期，我还没找到答案。别为我担心，我会记得回家的方向。”

我盯着这两句话看了很久，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来。志远，你找到答案了吗？你还记得回家的方向吗？

我把那首歌词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悉尼找他。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但我没有丝毫犹豫。我都六十五岁了，还能活几年？如果这辈子见不到他，我死都闭不上眼。我不管他还恨不恨我，我不管他愿不愿意见我，我就是要找到他，亲口跟他说一句对不起，跟他说那笔存款的事，跟他说他爹这些年一直在等他回家。

下定决心之后，我开始着手准备出国的事。先是办护照，我这辈子头一回办这个，什么流程都不懂，还是小赵帮的忙。她听说我要去澳大利亚找儿子，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很认真地帮我查了办护照需要的材料，陪我去照相馆拍了证件照，又带我去出入境大厅填表排队。大厅里人很多，都是些年轻人，我一个老头子站在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小赵一直陪在我旁边，帮我跟工作人员沟通，前前后后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是把护照申请递上去了。

等护照的那段时间，我也没闲着。我把存折里那笔三十一年的存款取了出来，加上这些年攒的一点退休金，凑了大概十五万块钱。我不知道去一趟澳大利亚要花多少钱，但我把所有的积蓄都带上了，想着万一找到他，他要是过得不好，这些钱多少能帮上点忙。

银行的那个小伙子后来也给我打了电话，说原始记录调出来了，1992年3月17日，开户人是我本人，存折的备注栏里写着三个字——“志远学费”。小伙子在电话里说，大爷，您这笔钱存了这么久，看得出来您是个好父亲。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只说了句谢谢，就匆匆挂了。

四月下旬，护照下来了。我拿着那个深红色的小本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上面贴着我的照片，盖着出入境管理局的章，像模像样的。我把它揣在怀里，觉得沉甸甸的，像是揣着一个沉睡了二十多年的希望。

接下来是办签证。澳大利亚的签证比护照麻烦多了，要填一大堆英文表格，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小赵帮我找了个翻译公司，花了两百块钱让人家帮忙填的。递签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生怕被拒签。工作人员翻着我的材料，问我去澳大利亚干什么，我说去找我儿子。她又问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我说没有。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在电脑上查了半天，最后说让我回去等通知。

等的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睡觉，每天都在想签证能不能过。我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签证下不来，我就去找旅行社，看能不能报个旅游团先过去再说。好在一个星期后，签证批下来了。

拿到签证那天，我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是过年时社区慰问送的，一直没舍得喝。我端着酒杯站在妻子的遗像前，对着照片里那个温柔的女人说，秀芬，我要去把儿子找回来了，你在天上保佑我。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小赵帮我在网上订了机票，省城飞悉尼，中间在广州转一次机，全程要十几个小时。她怕我一个人搞不定，专门给我写了一张详细的行程单，从怎么去机场、怎么办登机、怎么转机、到了悉尼怎么出关，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字迹工工整整的，像是备课笔记一样。我看着她写的那些字，心里头热乎乎的，这个跟我非亲非故的小姑娘，帮了我这么多忙，我这辈子欠的人情债又多了一笔。

出发那天是五月初，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我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护照、机票、行程单，还有那张志远写的歌词。小赵专门请了假来送我，一直把我送到安检口。我站在安检通道的入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冲我挥了挥手，大声说陈老师，找到了给我们报个平安。我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整个人被压在座椅上，心里又慌又激动。我从舷窗往下看，地面的房子和马路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块块模糊的色块。我想，志远当年坐飞机走的时候，是不是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他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终于逃出了这个困住他的小地方的解脱，还是对未知远方的忐忑和期待？

我不知道。关于他的心思，我这个当父亲的，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弄懂过。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窗外的天蓝得发亮，云朵白得像棉花糖。旁边座位上是一个年轻人，戴着耳机在玩手机，时不时地笑出声来。他大概跟我儿子差不多大，不，应该说跟我儿子当年走的时候差不多大。我想起志远走的那天，在机场头也不回的背影，心里又是一阵酸涩。

到了广州，我在机场里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机的登机口。机场太大了，人来人往的，我一个人拖着书包在人群里穿梭，好几次差点走错了方向。好不容易找到了登机口，离起飞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在候机厅的椅子上坐下来，从书包里摸出两个馒头，就着一瓶矿泉水啃了起来。

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看样子也是去悉尼的，听他们聊天好像是去看孙子。老太太看见我一个人啃馒头，主动递过来一盒饼干，说大哥你也去悉尼啊。我接过来道了谢，说去找儿子。老太太笑着说到时候可以让儿子带你到处转转，悉尼可漂亮了。我笑了笑没接话，心里想着我连儿子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上了第二程飞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机舱里关了灯，大部分人都放下座椅靠背开始睡觉。我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着一件事——万一到了悉尼找不到他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想过，但每次想到一半就不敢往下想了。我只能告诉自己，尽人事，听天命。我这把老骨头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实在找不到，那我也尽力了，到了那边我好歹也算走过他走过的路，看过他看过的天空，也不算白来这一趟。

飞机飞了九个多小时，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天光大亮了。我拉开舷窗的遮光板，看到下面是一片蔚蓝的海岸线，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的，美得像一幅画。飞机开始下降了，广播里响起了空姐中英文交替的播报声，机舱里渐渐骚动起来，所有人都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机。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快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轮胎触地的震动传遍整个机舱，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二十五年了，我终于踏上了跟他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路。

入境排队花了一个多小时，澳大利亚的海关检查很严格，每个人都得填入境卡。我那张卡是小赵提前帮我填好的，我照着抄都抄错了好几处，好在工作人员看了我的护照和签证，没多问什么就放行了。走出到达大厅的那一刻，一股陌生而又温暖的风扑面而来，空气里有淡淡的咸味，那是海的味道。

我站在机场外的广场上，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各种肤色的人来来往往，耳边充斥着英语和各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像是一粒沙子被丢进了大海里，连个声响都没有。

可是我不能退缩，我也没有退路了。

我拿出小赵给我写的攻略，上面写着从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方式。我选择了最便宜的一种，坐火车。火车站的售票机全是英文的，我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最后是一个好心的华裔小伙子帮我买了票。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唐人街。小赵说那边的华人多，打听消息方便，而且住宿也相对便宜。

火车开了半个多小时，窗外的景色从郊区的低矮房屋渐渐变成了市区的高楼大厦。悉尼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街道干净整洁，绿化也很好，可我没有心思欣赏这些，我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窗外，好像下一个街角就会突然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一样。

到了唐人街，我找到了小赵帮我预订的那家小旅馆。老板是个广东人，姓黄，五十多岁，说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但普通话也能沟通。他看了我的护照，给我安排了一间最小的房间，一晚上六十澳元，折合人民币将近三百块，贵得我直咂舌。但没办法，这是在国外，什么都贵。

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老旧的衣柜，但收拾得还算干净。我把书包放下，坐在床边喘了口气，然后拿出了那张歌词，看着上面志远写的字，在心里默默地说，儿子，爸来了。

休息了一会儿，我就出门了。我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就顺着唐人街的主街一家店一家店地问。我手里拿着一张志远当年的照片，是2000年他走之前照的，穿着白衬衫，站在学校的操场上，脸上的表情淡淡的，看不出喜怒。照片上的他二十五岁，瘦高个，浓眉大眼，像他妈妈多一些。

我走进一家中餐馆，老板是个东北大姐，我给她看照片，问她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她接过照片看了看，摇摇头说没见过，又问这人是我什么人。我说是我儿子，二十多年前来的澳大利亚，一直没联系上。东北大姐叹了口气，说大爷您别急，慢慢找，唐人街这边华人多，说不定有人认识。她还让我把照片留了一份在店里，说万一有人认出来了就通知我。

我又去了隔壁的杂货铺、对面的中药店、街角的理发店，一家一家地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有些人态度挺好的，跟我说几句话安慰我几句，有些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连照片都懒得看一眼。我不怪他们，人家做生意的，哪有闲工夫搭理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子。

那天我一直问到天黑，走了至少十几家店，问了不下五十个人，没有任何收获。脚底磨出了水泡，两条腿酸得抬不起来，回到旅馆的时候整个人都快散架了。黄老板看我那个样子，给我倒了杯热水，说老哥你别急，找人这种事急不来的，慢慢来。我点点头，道了谢，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全身的骨头都在疼，可脑子却异常清醒。我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想着二十五年了，志远从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五十岁的中年人，他的样子肯定变了很多，就算他站在我面前，我都不一定能认出来。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阵恐慌，我忽然意识到，我记忆里的那个儿子，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出门了。这次我扩大了范围，不在唐人街里打转了，而是去了附近的几个华人超市和社区。小赵在国内也没闲着，她帮我在几个澳大利亚的华人论坛上发了寻人帖，帖子里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志远当年的照片。黄老板帮我买了一张本地电话卡，插在我那个老旧的手机上，好歹能接电话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在悉尼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我去了华人聚集的赫斯特维尔区，去了悉尼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区，去了唐人街附近的每一个菜市场和公交车站。我把照片拿给每一个愿意停下来看我一眼的人看，得到的回应几乎都是一样的——摇头。

也有几个人说照片上的人有点面熟，但再仔细看又说想不起来了，时间太久了。每一次有人这么说，我的心都会猛地提起来，然后又重重地摔下去。那种感觉像是坐过山车，一次次地爬升，又一次次地坠落，折腾得我心力交瘁。

第五天的时候，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转机。

那天下午，我在乔治街上一家老字号的烧腊店门口坐着休息，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华侨，姓司徒，在这边开了四十多年的店了。他看我一个老人家在门口坐了半天，就出来递给我一瓶水，跟我聊了起来。我照例把照片拿给他看，他接过去看了好一会儿，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他慢慢地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司徒老板说，大概十几年前，唐人街这边有过一个华人乐队，经常在一些餐厅和酒吧里演出，乐队里有个吉他手，长得跟照片上这个人有点像。不过那个吉他手不叫陈志远，他用的好像是个英文名字，叫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那个乐队后来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

司徒老板摇了摇头，说那个乐队大概在七八年前就散了，那个吉他手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好像是跟着什么人去了墨尔本，但也只是听说，不确定。

我心里刚刚燃起的火苗又被浇了一盆冷水，但好歹算是有一点线索了。我又问司徒老板还记不记得那个乐队的名字，或者乐队里其他人的联系方式。司徒老板想了很久，说乐队的名字好像叫“南十字星”，里面有个人他认识，姓周，好像住在帕拉马塔那边，但具体地址他也不知道，只是偶尔还会在唐人街看到他。

“你要是想找的话，可以在下个星期天来试试，那天是农历十五，唐人街这边的关帝庙有活动，很多老华人都会来拜拜，说不定能碰上那个姓周的。”

我连声道谢，又仔细问了关帝庙的位置，在心里默记了好几遍才放心。

回到旅馆，我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小赵。小赵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好事，至少有点眉目了。她又叮嘱我自己注意身体，别太累了。我说好，心里却想着，只要能找到儿子，就是把这条老命搭上也值了。

等待的那个星期格外漫长。我每天都去司徒老板的店里坐一会儿，帮他择择菜、扫扫地，他也不要我的钱，反而经常留我吃饭。司徒老板在这边待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悲欢离合，他说唐人街这个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有的人一辈子颠沛流离再也回不了家，还有的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音信全无。他说，老哥，你要有心理准备，二十五年太长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不甘心。

终于等到了农历十五那天，我一早就起来了，仔仔细细地刮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照片揣在怀里，早早地去了关帝庙。关帝庙不大，藏在唐人街的一条小巷子里，红墙绿瓦，香火缭绕，跟国内的小庙没什么两样。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华人，也有几个年轻人，大家手里拿着香，虔诚地跪拜叩头。

我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找谁。后来想起司徒老板说的，那个姓周的也是搞音乐的，应该有搞音乐的人的气质。于是我专门留意那些看起来比较有文艺气息的中年人，看到一个觉得像的就过去搭话。问了好几个人都不是，有的人甚至以为我是来传教的，躲得远远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庙里的人渐渐少了，我心里也越来越沉。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从外面走进来，他穿着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头发有些长，扎了个马尾，背着一把吉他盒，看起来确实像搞音乐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请问，您认识一个姓周的人吗？以前在‘南十字星’乐队待过的。”

那个人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

“你是谁？”他的声音沙哑，像是长期抽烟喝酒造成的。

“我姓陈，从国内来的，想找一个人。”我把照片递过去，“这个人，是我儿子，二十多年前来的澳大利亚。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可能跟南十字星乐队有过接触。”

他接过照片看了一眼，表情微微变了一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

“你认识他？”我的声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照片还给我，说：“对不起，我不认识。”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几乎是哀求的语气：“求求你了，你要是知道什么，一定要告诉我。我今年六十五了，从中国飞了几千公里过来，就是为了找他。二十五年了，我二十五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我。庙里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我这才看清楚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

“你是他什么人？”他又问了一遍。

“我是他爸。”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心里直发毛。然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挣开了我的手。

“我叫周明远，南十字星乐队的贝斯手。”他说，“你找的这个人是叫陈志远对吗？”

我拼命点头，激动得差点站不稳。

“他当年确实跟我们乐队合作过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左右吧，在2002年还是2003年，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周明远靠在庙门外的墙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他是吉他手，技术很好，我们当时在唐人街一带还挺有名的。”

“那他现在在哪里？”我急切地问。

周明远吐出一口烟雾，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最后他把烟头摁灭在墙上，转头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

“他八年前就不在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棍。周围的香火味和嘈杂的人声忽然变得很远很远，远到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不……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我的嘴唇在发抖，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不太清楚。

周明远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声音低沉而沉重：“2018年的冬天，他在墨尔本出了车祸，没救过来。我当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墓碑就在墨尔本的春谷墓园。”

我的腿一软，整个人顺着墙滑坐到了地上。地上的青石板冰凉冰凉的，那股凉意从尾椎骨一直窜到头顶，冻得我浑身都在发抖。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眼泪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在眼眶后面，憋得胸口生疼。

二十五年。我熬了二十五年，盼了二十五年，等来的却是这么一个消息。

周明远蹲下来扶住我的肩膀，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只看到他嘴巴一张一合的，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我忽然觉得特别可笑，笑我这二十五年来的念念不忘，笑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找一个早就没了的人，笑我还在想着找到他以后要怎么跟他道歉、怎么把那笔钱给他、怎么告诉他他爹其实一直都很后悔。

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在庙门口坐了不知道多久，久到周明远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后来是司徒老板过来找到了我，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扶回了他的店里。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我端着茶杯的手一直在抖，茶水洒了一桌子。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旅馆的房间里，把那首写着《远方》的歌词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在桌上，看了整整一夜。窗外的悉尼灯火通明，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再也不会有一个叫陈志远的人了。他曾经走在这条街上，曾经在这座城市里追逐过他的音乐梦想，曾经在某个夜晚抬头看过同一片星空。可是他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墨尔本，去他的墓前看看他。

周明远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打过去，跟他说了这个想法。他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可以陪我一起去，墨尔本他熟。我本想拒绝，不想再麻烦别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一个人找到那个墓园。

从悉尼到墨尔本有将近一千公里，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周明远买了两个人的票，说是他请我的。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澳大利亚荒原，枯黄的草地上偶尔能看到几棵孤零零的桉树，天空蓝得不像话，云朵大朵大朵地飘着，像棉花糖一样。

一路上，周明远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一些志远的事。

他说志远是2001年初加入南十字星乐队的，当时乐队在唐人街的一个小酒吧里演出，志远一个人在台下喝酒，听到他们的歌以后主动上前搭话，说他是弹吉他的，问能不能一起玩。周明远让他试了一段，他的吉他弹得非常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乐队的其他人都很喜欢他，就这么留了下来。

那半年里，他们一起在悉尼的各个酒吧和餐厅里演出，白天排练，晚上赶场子，虽然挣不了什么钱，但过得很快乐。志远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首叫《归途》，歌词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有一条路，但我找不到回去的勇气。”

周明远说他有一次问志远，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志远喝了很多酒，红着眼睛说，他没脸回去。他说他走的时候跟父亲大吵了一架，说了很多伤人的话，后来越想越觉得愧疚，可越愧疚就越不敢面对，时间拖得越久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说他想着等自己混出点名堂了再回去，让父亲看看他没有选错路。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他始终没能混出什么名堂来，乐队也一直不温不火的，他觉得自己没脸见父亲。

我听着这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志远，你傻不傻啊，不管你混成什么样子，你都是爸的儿子啊。爸从来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出人头地，爸只是盼着你平平安安的，过得幸福就好。

周明远说，2002年底，乐队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大家各奔东西。志远去了墨尔本，说那边有一个唱片公司的小工作室在招人，他想去试试。之后他们偶尔还会电话联系一下，但联系得越来越少。2015年以后就彻底断了联系，直到2018年底，他接到一个电话，是墨尔本一个医院的社工打来的，说陈志远出了车祸，人没了。他们是在他的手机里找到了周明远的号码，因为那是他通讯录里为数不多的联系人之一。

周明远说，他去墨尔本料理后事的时候，在志远的出租屋里发现了一些东西。除了一把吉他、一些乐谱和几件旧衣服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过得很清贫，住的地方是一个地下室的单间，又潮又暗，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用红色记号笔圈着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中国。

在志远的枕头底下，周明远还发现了一张照片，是一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一个年轻的男人抱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旁边站着一个温柔的女人。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来——“爸，妈，1990年春节。”

周明远把那张照片从钱包里拿出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大颗大颗地砸在照片上。

那是我抱着三岁的志远，秀芬站在我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在1990年春节照的全家福。我不知道志远什么时候把这张照片带走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走的时候还带了这张照片。原来在他心里，一直都是有这个家的。

火车在荒原上穿行，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从枯黄的草原到低矮的丘陵，再到成片的桉树林。我看着那些陌生的风景，想着志远当年在这条路上奔波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也坐在火车的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想着远方的家乡和那个让他又恨又念的父亲。

到了墨尔本已经是傍晚了，天空被夕阳染成了一片瑰丽的橙红色。周明远带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说第二天一早带我去墓园。

那天晚上，我又是一夜没睡。坐在床边，把那张全家福看了又看，把志远写的那些歌词读了又读。最后我拿出那本存折，翻到1992年3月17日那一页，看着上面“志远学费”三个字，心里像是被人用手狠狠地攥住了。

第二天是个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是随时要下雨。春谷墓园在墨尔本的东郊，很大一片，建在一片缓坡上，远处能看到连绵的山脉。周明远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后面，手里捧着一束从花店买的白菊花。

志远的墓在墓园偏西的位置，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陈志远，1975-2018。只有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墓志铭，没有照片，简单得像他这一生一样。

我在墓碑前蹲下来，把那束白菊花放在碑前。然后我伸出手，摸了摸那块冰冷的花岗岩石碑，手指划过上面刻着的名字，一笔一画，像是要把它刻进自己的心里。

“志远，爸来了。”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像是沙砾摩擦，“爸来晚了。”

周明远站在不远处，背对着我，低着头不说话。他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

我跪在墓碑前，从怀里掏出那本存折，翻到那一页，放在菊花旁边。

“这是爸当年给你存的学费，从1992年开始存的，每个月两百块，存了八年。”我的声音在发抖，“爸一直记得答应过你的事，爸没有忘。只是爸太糊涂了，忘了放在哪个存折里，一忘就是三十一年。上个月取养老金的时候才发现的。”

墓碑沉默着，风吹过墓园的草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你骂爸窝囊，爸不怪你。爸确实窝囊，一辈子没挣下什么钱，没能给你好的生活，没能支持你学音乐，没能理解你想要的东西。爸对不起你。”眼泪顺着我脸颊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干燥的泥土上，“可是儿子，不管爸做错了什么，你是爸唯一的儿子啊。你走了二十五年，爸就想了你二十五年。你哪怕给爸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让爸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这心里也好受一点啊。”

我哭得说不下去了，整个身子趴在墓碑上，像是要抱住那个冰冷的石头。六十多岁的人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声音嘶哑而凄厉，在空旷的墓园里回荡。那一刻，我把这二十五年攒下的眼泪全都倒了出来，把积压在心底的悔恨和思念一股脑地倾泻在儿子的墓碑前。

周明远走过来，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的两条腿已经跪麻了，站都站不稳。他把我搀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递给我一瓶水。我接过来，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发呆。

“陈叔，”周明远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志远走之前留在出租屋里的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该交给谁。现在您来了，我想它应该物归原主了。”

我接过信封，打开来。里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致父亲”三个字，字迹是志远的，我认得。信没有封口，显然他写了，但一直没有寄出去。

我展开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有些地方被水渍洇花了，但还能看得清楚。

“爸：

我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寄出去，也许永远不会寄出去。但我还是想写下来，把我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这些年我一直想给您打电话，每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不是不想打，是不知道打通了以后该说什么。说对不起吗？这三个字太轻了，轻得抵不上我这十几年对您的不孝。说我想您吗？一个二十多年不跟家里联系的儿子，有什么资格说想家。

我来澳大利亚以后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闯出一片天地。现实比理想残酷得多，我做过餐厅洗碗工、搬家工人、快递员，就是没能靠音乐吃上一口饱饭。南十字星乐队解散以后，我在墨尔本的一个小工作室里做音乐制作助理，其实就是给人家端茶倒水打杂，偶尔能摸一下设备就开心得不行。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听了您的话，安安稳稳地当个老师，是不是就不会过得这么辛苦了。可是爸，我不后悔。哪怕这一生一事无成，至少我试过了，至少我没有在老了以后后悔自己当年连试都不敢试。

只是我对不起您。我走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是刀子，这些年一直扎在我自己心里。我说您窝囊，其实我才是那个最窝囊的人。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吃供我穿供我读书，而我呢？我什么都没为您做过。我连您过得好不好都不知道。

我枕头底下压着咱们家的全家福，是1990年春节照的那张。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拿出来看，一看就是一整夜。我想起小时候您背着我跑三里地去看病，想起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想起您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暑假去工地上搬砖。这些事情我以前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是什么分量。

爸，我不知道您现在还愿不愿意认我这个儿子。如果您还愿意，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回去看您。如果您不愿意，我也不怪您，是我自己不孝。

对了，您当年说帮我存的那笔学费，我一直记着呢。虽然没上成您想让我上的大学，但我知道那是您的心意。那笔钱您留着吧，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再省着了。

爸，对不起。还有，谢谢您。

儿子志远

2010年8月于墨尔本”

信的最后，有几行字被水渍洇得特别厉害，几乎看不清楚了。我凑近了仔细辨认，隐约能看到的是——“我一直都想回家”和“我怕来不及”。

2010年。这封信写于2010年，而他在2018年离开人世，中间隔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里，他还是没有寄出这封信，还是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还是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勇气还是不够，也许是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也许他只是想把“混出个样子”的目标再往后拖一拖，拖着拖着，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捧着那封信，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信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密密麻麻地扎进我的心里。我的儿子，我的志远，原来你一直都想回家，原来你一直都在后悔，原来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这个家。

可是这些话，我等了二十五年才听到。

我把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滑落。墓园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鸟叫声。天空中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一缕阳光透下来，正好照在志远的墓碑上，把那个名字映得发亮。

我在墨尔本待了三天，每天都去墓园看志远。我把那笔三十一年的存款取出来，给他换了一块更好的墓碑，在上面刻了一句话——“他曾远行，终归故里”。这几个字是我斟酌了很久才定下来的，我想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这里睡着的人，他的根不在这里，他的根在中国，在一个叫青山镇的小地方。

周明远帮我联系了当地的相关部门，询问有没有可能把志远的骨灰迁回国内。工作人员说手续比较复杂，需要时间，但也不是不可以。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先让他留在这里吧，等我把国内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再来接他回家。

临走的前一天傍晚，我一个人坐在墓园的长椅上，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到远山后面去。天空被烧成了一片火红，然后渐渐暗淡下去，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南半球的星空跟北半球不一样，星座都是倒着的，看着有些陌生。我想志远在这里看了十六年的星空，大概早就习惯了吧。

“志远，”我对着那块墓碑说，声音很轻，“爸要回国了。爸答应你，每年都会来看你。等爸把手续办好，就带你回家，带你回青山镇，把你葬在你妈旁边。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风吹过来，带着桉树的清苦气息。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块墓碑，然后转身往墓园外面走。走了几步，我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你放心，爸不怪你，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回到悉尼的那天，我去唐人街跟司徒老板告别。他听说我找到了儿子但人已经不在了，唏嘘了好久，非要留我吃顿饭。饭桌上他跟我说，老哥，人生就是这样，有聚就有散，有生就有死。你好歹找到了他的下落，也算了一个心愿。总比一辈子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强。

我说是啊，至少我知道了。

司徒老板又问我，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想把志远的那把吉他和他的手稿带回国内，在家里给他布置一个角落，就当是他回家了。还有他留下的那首《归途》，我打算找个人帮他谱好曲录出来，算是替他完成一个心愿。

司徒老板点点头，说这样好。

回国那天，周明远送我到机场。这些天的相处，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说不清的默契，大概是都认识志远的缘故吧。临走的时候，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张光盘。

“这是志远当年在南十字星的时候录的一段吉他独奏，一直存在我那里，我最近翻旧东西才找到的。”他说，“里面还有他随口哼的一段旋律，是《归途》的雏形。您带回去吧。”

我接过光盘，郑重地放进了书包里，跟那封信和全家福放在一起。

飞机从悉尼起飞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城市。这片陌生的大陆，我曾经对它一无所知，如今却因为我的儿子长眠在这里，而跟我产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我想也许以后每次想起澳大利亚，心里都会又疼又暖，疼的是儿子不在了，暖的是我总算找到了他。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我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焦虑不安。心里虽然还是沉重的，但那种沉不再是悬在半空的沉，而是落了地的沉。就像是一块在心里悬了二十五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砸得很疼，但至少踏实了。

到了省城机场，小赵来接我。她看到我从到达口走出来，先是笑了一下，然后大概是注意到了我胳膊上戴着的黑纱，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她张了张嘴，什么都没问，眼眶却红了。

我把在澳大利亚的经历简单跟她说了说，她一边听一边抹眼泪。说完以后，我们坐在机场的长椅上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来小赵站起来，跟我说，陈老师，走吧，我送您回家。

回到青山镇已经是傍晚了。小赵把我送到楼底下，我让她回去，她不肯，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才走。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屋子里还是我走时候的样子，冷冷清清的，空气里有一股久不住人的霉味。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外面的风吹进来。

然后我走到妻子的遗像前，把那张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全家福放在旁边。照片上年轻的秀芬抱着三岁的志远，笑得很温柔。我看着她的眼睛，轻轻地说，秀芬，我把儿子找回来了。

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了一下，就消散了。

那天晚上，我把周明远给我的光盘放进那个老旧的DVD机里。电视屏幕上先是闪了几下雪花，然后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画面。画面里是一个昏暗的小酒吧，志远坐在舞台的角落里，抱着一把吉他，低着头拨着琴弦。画质很差，人脸看不太清楚，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他的手指在琴弦上跳动，没有唱歌，只是一段纯吉他的旋律，像是某种古老的诉说。

那段旋律跟他小时候在作业本上写的歌词，竟然有几分神似。

我坐在电视机前，把那段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直到光盘的最后一段，画面里的志远忽然停了下来，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被周围的噪音盖住了大半，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把耳朵贴到音箱上，才勉强听清楚了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爸，这是写给你的。”

我关掉电视，坐在黑暗里，感受着自己的心跳。窗外有虫鸣声传进来，远处偶尔经过一辆车，车灯在天花板上扫过一道光又消失了。我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借着窗外的路灯光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把信叠好，跟那首《远方》的歌词一起，放在了床头的抽屉里。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把那笔存款剩下的钱重新存了起来。然后在银行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相框，把志远在澳大利亚的照片放了进去——那是周明远给我的，志远在南十字星乐队演出时拍的，穿着黑色的T恤，抱着吉他，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看起来专注而安静。

回到家，我把相框摆在了客厅的电视柜上，跟妻子的遗像挨在一起。然后我拿起扫帚和抹布，把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又去菜市场买了菜，做了两菜一汤。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性地多摆了一副碗筷，不过这一次，我觉得那个空着的位置上，好像真的坐着一个人。

下午，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有书法课，是退休的老教师们自发组织的，我以前从来不参加这些活动，觉得没意思。但今天我突然想去看看。到了活动中心，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都是些熟面孔，以前在镇上的各个学校教书的同行。他们看到我来，先是惊讶，然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有人给我递毛笔，有人帮我铺宣纸。

我拿起毛笔，蘸了墨，想了想，在纸上写了四个字——“念念不忘”。

旁边一个教数学的老李头看了看，说老陈你这字有进步啊，比以前写得好。我说以前没用心写。他又问我写的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写。

老李头也没追问，笑呵呵地写他自己的去了。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跟人待在一起，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日子就这么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但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日子是死水一潭，现在的日子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虽然还是安静，但至少是在流动的。我开始参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各种活动，书法班每周二四，棋牌组每周一三五，还有老年合唱团，我被拉进去唱了几次，发现自己唱歌跑调跑得厉害，但大家也不嫌弃，图个热闹。

我把志远留下的那首《归途》的歌词和那段吉他旋律，拿给合唱团的团长看了。团长以前是县文工团的，搞了大半辈子音乐，他看了以后很认真地说，这首歌写得不错，问我能不能让大家试着排一排。我说好。

后来这首歌被排了出来，在社区的文艺汇演上唱了一次。舞台很简陋，就是在小区的广场上搭了个棚子，观众都是附近的居民。合唱团的老头老太太们站成一排，我在台下坐在角落里听着。当那段吉他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知道有一条路，但我找不到回去的勇气。

我在南十字星下徘徊，看着北极星的方向哭泣。

父亲的背影在梦里，母亲的笑容在天际。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我坐在台下，没有哭。眼泪已经在澳大利亚流干了。我只是安静地听着，像在听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是司徒老板代笔写的。信里说墨尔本那边的相关机构已经批准了骨灰迁出的申请，让我方便的时候过去办理。我把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把它跟志远的那封信放在了一起。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志远的房间里，把他的东西又整理了一遍。他的旧课本、作业本、那张写了《远方》的歌词纸，还有那把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吉他——这把吉他是周明远后来寄给我的，说是志远当年用的，虽然有些旧了，但音色还是很好。我把吉他靠在书桌旁边，打算以后学一学，哪怕学不会，放在那里看着也好。

整理到最后，我在他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盒磁带，上面用圆珠笔写着“1999年3月”。1999年，那是他走的前一年。我把磁带找出来，放进家里那台老式录音机里，按下播放键。

磁带沙沙地转了一会儿，然后传出了一个年轻的声音。

“今天是1999年3月15号，我是陈志远。”声音顿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录这个，可能是有些话不敢当面说，只能对着录音机说吧。爸，我今天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弹了一首我自己写的曲子，掌声很热烈，大家都说好听。我特别想告诉您，可是我知道您不会想听的。您总说学音乐没出息，可我就是喜欢啊，爸。我不是故意要跟您对着干，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次抱起吉他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没有了。”

录音机里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响起了吉他声，轻轻柔柔的，像是月光洒在水面上。

“爸，您知道吗，今天汇演结束以后，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爸妈都来看他表演了，还给他送了花。我当时就想，要是您和我妈也能来看我表演就好了。妈不在了，我知道您一个人很辛苦，我不该跟您吵架，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的想法。每次话到嘴边，看到您的表情，我就又咽回去了。”

吉他声停了，磁带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

“算了，不说了。这首曲子叫《归途》，是我写给您的。您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但没关系，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磁带沙沙地转到了尽头，自动弹了回来。

我坐在那里，盯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磁带倒回去，又听了一遍。

第二遍听完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客厅的阳台上。夜已经深了，整个青山镇都睡了，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远处的山在黑夜里只是一团更黑的影子，天上有星星在闪。我抬起头，在南方的夜空里找了很久，想找到传说中的南十字星座。

当然找不到。这里是北半球。

可是我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南方，在墨尔本郊外的那片墓园里，有一个小小的石碑，石碑上面刻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属于一个曾经想当音乐家的男孩，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十八年，最后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但他留下了一首歌，一首写给父亲的歌。

第二天一早，我背上行囊又一次出发了。这一次，我要去把他接回家。楼下老张在晨练，看到我背着包出来，问我又要出远门啊。我说是啊，去接儿子。老张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早去早回。

我坐在开往省城的班车上，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一幕幕地倒退。忽然想起三十一年前，1992年的那个春天，我第一次往存折里存两百块钱的那个下午。那天阳光很好，我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心里满满当当的，想着这笔钱攒下来，儿子的大学学费就有了着落。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还长着呢，未来有无限可能。

谁能想到，这笔钱一等就是三十一年。

可不管怎么说，它终究还是被取出来了，用在了它该用的地方。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转了个弯，前方的视野豁然开朗。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把整条公路照得金灿灿的，像是一条通往远方的金色大道。我靠在车窗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恍惚间，我好像看见了年轻的志远，背着吉他，站在路的尽头冲我挥手。阳光打在他的身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好像笑了一下，然后转身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步伐轻快而坚定。

我睁开眼睛，路还是那条路，阳光还是那片阳光，但路的尽头已经没有人了。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前方等我。

班车继续向前开着，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初夏的青草香。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背面志远写的那行字已经被我的手指摩挲得有些模糊了。

但我记得每一个字的模样。

“爸，妈，1990年春节。”

那是我们一家人最后的团圆。从那天之后，秀芬走了，志远走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不过没关系，很快我们就能团聚了。

我把墨尔本的手续办好以后，会把志远的骨灰带回来，葬在他妈妈旁边。到时候我就在他们娘俩的旁边给自己也留一块地方，等时候到了，就去陪他们。

班车进了省城，窗外的高楼渐渐多了起来。我背好书包，准备下车。书包最里面那个夹层里，除了护照和存折，还有一封我昨天晚上写的信，是打算到墨尔本以后放在志远墓碑前的。

信的内容很短，只有几句话——

“志远吾儿：

那笔存了三十一年的学费，爸替你取出来了。

你不欠爸什么，是爸欠你一个梦想。

下辈子，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爸都支持你。

父亲陈国昌”

班车在省城长途客运站停稳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背着书包下了车，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霓虹灯把夜色染得五颜六色。这座省城我来了无数次，可每次来都觉得陌生，高楼一年比一年多，街道一年比一年宽，我这个在镇上待了大半辈子的老头子，早就跟不上它的变化了。

我在车站旁边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三十块钱一晚，屋子逼仄得转不开身，墙皮受潮起了泡，被单上有一股淡淡的霉味。但我无所谓，比这更差的地方我也住过。把书包往床头一放，我坐在床沿上盘算着接下来的行程。明天一早先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骨灰迁回的事情，之前司徒老板信里说墨尔本那边已经批了，但国内这边还需要办一些手续，具体怎么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路边摊买了个煎饼果子就着豆浆吃了，然后坐公交车去了省民政厅。门口的门卫看我一个老头子背着书包在门口转悠，主动问我找谁。我说我想咨询一下海外骨灰迁回的事情，他想了想，给我指了二楼的社会事务处。

上了二楼，走廊里排着不少人，有的是来办低保的，有的是来咨询殡葬事宜的。我排在队伍末尾，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我。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态度很温和。我把司徒老板的信拿出来给她看，又把志远的死亡证明复印件和墓园的相关文件递了过去。

她仔细看了一遍，在一张纸上写了几条。需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志远的死亡证明需要经过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认证，还需要提供亲属关系证明，迁回后的安葬地也需要提前确定并出具相关证明。她每说一条我就在心里默记一遍，好在这些东西大部分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周明远已经帮我准备好了，就差国内这几个证明。

从民政厅出来，我直接坐车回了青山镇。到家的时候天色还早，我先去了一趟派出所，说明了情况，户籍科的民警帮我查了系统，调出了志远的户口信息。虽然他人已经不在了，但户口还没有注销，系统里赫然写着“陈志远，男，1975年生，因私出国”。

民警问我要办什么，我说要开一份亲属关系证明，用于海外骨灰迁回。他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儿，又让我提供了身份证和户口本，核对无误后打印了一份证明，盖了派出所的公章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了纸张的边角，那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父子关系”四个字。

我把证明对折好放进书包里，出了派出所，拐去了镇上的公墓管理所。青山镇的公墓在镇子西边的山坡上，分南北两个区，南区是老公墓，北区是新开发的。秀芬的墓在南区，当年她走的时候我花了两千块钱买了块墓地，那时候两千块钱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借了不少债才凑齐。

管理所的人查了记录，说陈秀芬的墓旁边确实还有一块空地，问我是不是要预订。我说是，我要留给我儿子。他问我是土葬还是骨灰安放，我说是骨灰安放，从海外迁回来的。他点了点头，在登记簿上记了下来，让我签了字，缴了墓地费和管理费，又给我开了一份安葬地证明。

办完这些事，我去了秀芬的墓地。这些年我每隔一两个月就来看看她，除除草，擦擦墓碑，跟她说说话。她的墓碑是当年我亲自挑的，灰白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旁边留了一块空白，我当时跟刻碑的师傅说，这块空白留着，将来我的名字要刻在旁边。

我在墓前蹲下来，拔掉周围长出来的几株野草，用袖子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然后我把今天办的证明从书包里拿出来，摊在墓碑前面给她看。

“秀芬，手续快办完了，过些天我就去把儿子接回来。”我坐在地上，背靠着旁边的一棵柏树，“他在那边待了二十多年，够了。我把他带回来，葬在你旁边，以后咱们一家人就不分开了。”

风吹过山坡，柏树的枝条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她在回应我。

从公墓回来以后，我在家里待了两天，把该准备的证明材料整理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了什么。这期间小赵来了一趟，给我带了一些水果，说是她妈听说我的事后特意让我送来的。我留她吃了顿饭，炒了三个菜，她一个劲地夸我手艺好。吃完饭她把碗洗了，又帮我把去澳大利亚要准备的东西列了个清单，叮嘱我到了那边要注意安全。

小赵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柜上志远的照片发呆。那张黑白照片是我从周明远给我的资料里翻拍的，照片上的志远穿着黑色的T恤，抱着吉他，侧脸被舞台灯光照亮，眼神专注而温柔。这张照片跟我记忆里的他不太一样，记忆里的他总是闷闷的，脸上很少有什么表情，而照片上的他看起来是快乐的，至少在做音乐的那一刻是快乐的。

我想起妻子临终前的嘱托，她让我一定要把儿子供出来，让他有出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结果算不算有出息，他终究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可是他成为了他自己。他在南十字星下弹过吉他，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唱过自己写的歌，活得虽然清贫却真实。如果秀芬还在，她会怎么看呢？我想她大概会比我做得好，她一向比我更懂孩子的心。

出发去澳大利亚的前一天，我去了趟县城，找到了当年教过的几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刘建国，现在在县文化馆工作。我跟他说了志远留下的那首《归途》的事，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把完整的曲子编出来录好。刘建国听了很重视，说文化馆那边有个录音棚，虽然设备不算太好，但录个小样没问题。他说他认识县里搞音乐制作的，等我把志远的骨灰带回来，他就帮忙联系人把这首歌做出来，算是给志远一个交代。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声谢谢。这个当年在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小子，如今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鬓角都白了。

从县城回来，我开始收拾行李。这次去澳大利亚跟上次不一样，上次是去找人，心里又急又慌，这次是去接人，心里虽然还是沉重，但多了一份笃定。我把该带的证件和文件一份份检查好放进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又把换洗衣服叠整齐塞进书包。书包还是上次那个旧书包，拉链有点不好使了，但还能用。

收拾到最后，我拿起了那把周明远寄来的吉他。这把吉他是志远用过的，琴身上有不少磕碰的痕迹，琴弦也旧了。我不会弹，但我偶尔会把它从琴盒里拿出来，摸摸琴弦，想象志远的手指曾经在这些弦上跳动过的样子。我把吉他重新放回琴盒里，没有带它，等把志远接回来以后，这把吉他要放在他的房间里，跟他那些旧课本和歌词本放在一起。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后半夜，索性起来了，披了件外套走到阳台上。初秋的夜晚已经有了凉意，天空很干净，星星一颗颗地亮着，银河淡淡的，像是谁在天上洒了一把碎银子。我在南方的夜空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星座群，虽然认不出哪个是南十字星，但我知道它就在那个方向。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到屋里翻出了那盒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又听了一遍。志远年轻的声音从满是杂音的磁带里传出来，带着一点紧张和迟疑，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的重量。当他说到“爸，您知道吗，今天汇演结束以后”的时候，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心里话。

我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着。录音机里的吉他声轻轻柔柔的，那首叫《归途》的曲子还没有歌词，只是一段旋律，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敲在我心口上。

听完最后一遍，我把磁带倒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这盒磁带我要带着，带到墨尔本去，放在志远的墓碑前让他再听一遍。让他知道，他写的歌，他爸听到了。

第二天清早，我背着书包出了门。天刚蒙蒙亮，空气里带着露水的清凉。楼下老张又在晨练，看见我背着包出来，远远地喊了一声，老陈，这回是去接儿子了吧。我说是。他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大声说，好样的，早点回来。

班车在晨光里缓缓驶出青山镇，窗外的田野和山峦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这条路我已经走了无数遍了，从年轻的时候去省城开会，到后来送儿子上大学，再到前几个月第一次出国去找他。每一次走这条路的心情都不一样，而这一次，我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

到了省城机场，时间还早。我在候机厅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年轻的小两口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在椅子上爬上爬下的，咯咯地笑个不停。年轻的父亲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小男孩兴奋地尖叫，母亲在一旁笑着说小心点别摔了。

我看着他们，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我想起志远三四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皮得跟个猴儿似的，天天缠着我跟他玩。那时候秀芬还在，我们一家三口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谁能想到，三十多年以后，会是这样一番光景呢。

广播里响起登机通知，我背起书包往登机口走去。这一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紧张和不安，每一步都走得很稳。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了一眼，省城的楼房和街道在机翼下迅速缩小，然后被云层遮住了。

漫长的飞行中，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断断续续地做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梦。梦里有秀芬年轻时的样子，她穿着碎花裙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朝我挥手。梦里还有小时候的志远，他背着书包站在学校门口，手里举着一张奖状，脸上是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后来场景忽然跳到了墨尔本的春谷墓园，我站在志远的墓碑前，墓碑上他的名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醒来的时候眼眶是湿的。

飞机降落悉尼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这回不用像上次那样手足无措了，我熟门熟路地过了海关，坐火车到了唐人街，又住进了黄老板的旅馆。黄老板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哥你来了。他的声音里有同情，也有欣慰。

我在悉尼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跟周明远碰了头。他还是那副模样，黑T恤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背着一把贝斯。他看到我胳膊上的黑纱已经摘了，冲我点了点头，说陈叔，走吧。我们坐火车去了墨尔本，一路上他跟我聊了一些近况，说南十字星乐队的老伙计们听说了志远的事，都很感慨，说要是当年大家能多帮衬他一点就好了。我说你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至少在他最孤独的那段日子里，还有你们陪着他。

到了墨尔本，我们直接去了春谷墓园。跟上次来的时候一样，天空灰蒙蒙的，像是随时要下雨。志远的墓碑静静地立在那片缓坡上，碑前上一次我放的白菊花早就枯了，只剩下几根干枯的花茎。我把新的白菊花放在碑前，又从书包里拿出那盒磁带和一台老式的小录音机。

周明远帮我把录音机放在墓碑前，按下播放键。磁带沙沙地转动，志远年轻的声音在空旷的墓园里响起来，被风吹得有些飘忽。

“今天是1999年3月15号，我是陈志远……”

录音里的吉他声响起来，那首没有歌词的《归途》在墨尔本的天空下流淌。风吹过墓园的草地，远处有一群白色的鸟飞过，像是被音乐惊动了。

“这首曲子叫《归途》，是我写给您的。您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但没关系，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录音放完的时候，磁带自动弹了回来。我蹲在墓碑前，把那盒磁带放在菊花旁边。

“爸听到了。”我说。

下午，我们去了墨尔本的相关机构办理骨灰迁出手续。工作人员是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态度很友善，核对了文件以后，让我签了几份表格。她每解释一项内容，周明远就在旁边帮我翻译。手续比我想象中顺利得多，大概因为之前司徒老板已经帮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最后，工作人员让我在休息区等候。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她端着一个深棕色的木质骨灰盒走了出来。骨灰盒不大，上面刻着简单的纹饰。她把骨灰盒放在柜台上，微微欠了欠身，说了一句英语，周明远翻译给我听，她说的是——“请带他回家。”

我伸出双手，把骨灰盒抱进怀里。木头是温的，也许是室内暖气的温度，可我觉得那温热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跳动。我的手指抚过盒盖上的纹路，喉头发紧，但我忍住了没哭。

“志远，跟爸回家。”

从墨尔本回悉尼的火车上，我一直把骨灰盒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护着，生怕磕了碰了。周明远坐在对面，几次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了。

“陈叔，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说。”

我抬头看着他。

“志远走的那天晚上，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周明远的声音有些艰涩，“他说他攒够了钱，打算下个月回国，机票都订好了。他说他想回去看看您，想当面跟您说声对不起。他说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一直没寄，想亲手交给您。”

我抱紧了怀里的骨灰盒。

“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在电话里说了很多。说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在您面前弹一次吉他。他说他写了一首歌叫《归途》，是专门写给您的，他怕自己回去了以后还是没勇气当面弹给您听，就在电话里给我弹了一段。”周明远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了一会儿，点开了一段录音，“我当时录下来了，一直存着。我想，也许有一天您会想听。”

他把手机递过来。我接过来，凑到耳边。

录音里先是一阵嘈杂的背景音，然后响起了吉他的拨弦声。那段旋律我再熟悉不过了，就是磁带里那首《归途》的曲子，但是这一次，志远加上了歌词。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酒意，唱得并不完美，甚至有几个音跑了调，可是每一句都像是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知道有一条路，但我找不到回去的勇气。

我在南十字星下徘徊，看着北极星的方向哭泣。

父亲的背影在梦里，母亲的笑容在天际。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歌唱到最后，录音里传来一阵沉默，然后是他低低的一句话。

“爸，等我。”

然后是电话挂断的忙音。

我把手机还给周明远，低下头，把脸贴在骨灰盒的盒盖上。凉意透过木头传到我的脸颊上，我闭上眼睛，轻轻地说，爸等你，爸一直等着你呢。

火车在荒原上疾驰，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南半球的星空又开始在头顶铺展开来，南十字星挂在西南方向的低空，四颗星星排列成一个歪歪的十字，安静而坚定地闪烁着。我想起志远的歌词里写的——“我在南十字星下徘徊，看着北极星的方向哭泣”。儿子，你终于不用再徘徊了。

到了悉尼，周明远送我到机场。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到我怀里的骨灰盒，特意询问了几句，看了相关文件以后才放行。我把骨灰盒重新包好放回随身携带的布袋里，一路小心翼翼地抱着上了飞机。

从悉尼飞回国内的航班上，我把骨灰盒放在旁边的座位上，给它系上了安全带。空姐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大概明白了是什么，什么都没说，只是冲我微微点了点头。我把舷窗的遮光板拉开，外面是无边无际的夜空和偶尔飘过的云朵。我靠着座椅靠背，感觉怀里那个骨灰盒传来的重量，沉甸甸的，却让我觉得异常踏实。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天边出现了一道橘红色的光，然后是越来越亮的天光。我从舷窗往下看，看到了蜿蜒的海岸线和逐渐清晰的大地轮廓。广播里传来空姐的播报声，飞机即将降落在省城国际机场。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悲伤，是释然。二十五年了，我终于把他带回来了。

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小赵。她站在接机的人群里，踮着脚尖往里面张望，看到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快步走过来，看了看我怀里抱着的骨灰盒，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骨灰盒的边缘，像是在抚摸一个沉睡的孩子的额头。

“陈老师，欢迎回家。”她终于说出一句话，声音有点哑。

“嗯，回家了。”

小赵开车送我回青山镇。车子下了高速，拐上了那条熟悉的盘山公路。青山镇的轮廓渐渐出现在视野里，镇子还是那个老样子，低矮的房屋沿着山谷铺开，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来，在傍晚的天空里拉出一道道灰白色的线条。

车子在我家楼下停住，我抱着骨灰盒下了车。楼道口老张正拎着象棋盘准备去公园，看见我从车里出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放下了手里的棋盘。他走过来，看了看我怀里的骨灰盒，又看了看我的脸，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出粗糙的大手在我肩膀上用力按了按。

我抱着骨灰盒上了楼，打开家门。屋子里跟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干净整洁，小赵说在我回来之前她来帮忙打扫过。我把骨灰盒放在客厅的电视柜上，跟妻子的遗像和志远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

然后我退后两步，看着那三个相框和一个骨灰盒。

秀芬微笑着，志远专注地弹着吉他，木质骨灰盒安静地立在它们中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了。二十五年的话，已经在这漫长的旅途里说完了。

按照老家的习俗，骨灰迁回后要选个日子下葬。我请镇上庙里的老师傅帮忙看了日子，定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老师傅说这个日子好，重阳登高，有归乡的寓意。我说好，就这天。

等待下葬的那几天，我把志远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遍。骨灰下葬之后，这个房间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所以我想趁现在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他那把吉他我摆在床头，琴盒打开，像是随时等人来弹。那些旧课本和作业本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旁边放着他写的歌词和那首《归途》的手稿。书桌上摆着那张全家福，1990年春节照的，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我在他的书桌上还放了一样东西，是那本已经泛黄了的存折，翻开到1992年3月17日那一页，上面“志远学费”三个字还清晰可辨。我把存折放在全家福旁边，想让每一个走进这个房间的人都知道，这间屋子的主人，他的父亲曾经为他做过什么，他又曾经为他的父亲做过什么。

重阳节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天空蓝汪汪的，像是被水洗过一样，阳光温暖而不刺眼，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起了个大早，换了一身素净的衣服，把骨灰盒从电视柜上取下来，用一块红布包好，抱在怀里出了门。

楼下停了一辆面包车，是刘建国开来的。车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有小赵，有周明远——他特意从澳大利亚飞过来参加葬礼，有司徒老板的儿子代表他爸来的，还有老年活动中心的老李头和合唱团的几位老人。他们都是来送志远的。

车子开到了公墓门口，我抱着骨灰盒下了车，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这条路我走过无数遍了，每次都是去看秀芬，而这一次，我要把儿子送到他妈妈身边。

到了墓地，工人们已经提前挖好了墓穴。秀芬的墓碑旁边，多了一块崭新的小墓碑，上面刻着志远的名字和生卒年份，下面还刻了一行字——“他曾远行，终归故里”。这几个字跟在墨尔本的那块墓碑上一模一样，是我特意嘱咐刻碑师傅刻上去的。

我把骨灰盒放进墓穴里，亲手捧起第一把土，撒了上去。泥土落在木盒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的手动了一下，停了片刻，然后又捧起第二把土。

旁边的人也都轮流上前撒了土。周明远撒土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片吉他拨片，轻轻地放在了骨灰盒上。

“志远，这是你最喜欢用的那片拨片，我帮你收了好多年了。带着吧，到了那边也要弹吉他。”

小赵撒土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手里的土抖了一地。她说她虽然没见过志远，但这几个月帮着我找人、办手续，感觉已经认识他很久了。她说志远一定是个很好的人，因为有这么好的父亲念着他。

老李头撒土的时候说，老陈，你儿子写的歌我们合唱团的人都学会了，以后每年重阳节我们都来唱给他听。

工人们开始填土了，泥土一铲一铲地落下去，渐渐盖住了骨灰盒。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个墓穴一点一点地被填平，心里忽然觉得很安静。不是空洞的安静，是那种终于尘埃落定之后的踏实。

填完土，工人们在上面铺了草皮，又把墓碑前的石板擦干净。我从书包里拿出那束白菊花，分成两束，一束放在秀芬的墓前，一束放在志远的墓前。

然后我直起腰，看着并列的两块墓碑。一块写着陈秀芬，一块写着陈志远。他们娘俩挨在一起，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

刘建国走上来说，陈老师，文化馆那边已经把《归途》这首歌录好了，要不要现在放一下。我点了点头。他拿出一个蓝牙音箱，连上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前奏是吉他独奏，就是志远在磁带里弹的那段旋律，被文化馆的编曲老师重新编了曲，加上了弦乐铺底，比原来的版本要丰满一些。然后合唱团的老人们的声音加了进来，他们的嗓音有些沙哑，有些苍老，音准也不算完美，但每一个字都唱得真挚而用力。

“我知道有一条路，但我找不到回去的勇气……”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歌声在墓园里回荡，风吹过山坡，柏树的枝条轻轻摇摆。我站在两块墓碑之间，闭上眼睛，感受着风吹在脸上的温度。

歌放完了，墓园里安静了下来。远处传来了几声鸟叫，清脆而悠长。

我睁开眼睛，看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眼眶都是红的，但脸上都带着笑。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一种释然的笑，像是压在心里很久的一块石头终于被搬走了。

“谢谢大家。”我朝众人鞠了一躬，“谢谢你们来送志远。他在外面漂了太久，今天终于回家了。我这个当父亲的，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他安安稳稳地回来。现在心愿了了，我对得起他妈妈了。”

周明远走过来，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陈叔，这是志远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照片，我都整理出来了。有他在乐队演出时的，有他在墨尔本街头卖艺时的，还有一些是他在海边拍的。我想您应该想看看。”

我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而是郑重地放进了怀里。这些照片我要等回家以后，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

从公墓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了，我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是在镇上一家饭馆里订的，简简单单的几个家常菜。席间大家说了很多话，有关于志远的，也有关于各自生活中的琐事。周明远喝了不少酒，红着眼睛说当年乐队解散以后，志远本来可以回国的，但他就是不肯。他说他没混出个名堂来，没脸回去见父亲。周明远说他劝过志远，说不管混得怎么样，家里人肯定是盼着你回去的。可志远就是不听，一拖再拖，拖到最后就真的回不去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倔的人。”周明远端着酒杯，声音沙哑，“但也最重感情。他有好几次喝醉了都跟我说，他想他爸做的糖醋排骨，想得不行。”

我听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吃完饭把大家送走以后，我一个人回了家。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了，但跟以前那种让人窒息的安静不一样，这次的安静是柔软的，像是有人在空气中轻轻地哼着歌。

我把周明远给我的那个信封打开，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地抽出来。第一张是志远在南十字星乐队演出时拍的，灯光打在他的侧脸上，他的手指按在琴弦上，神情专注。第二张是在墨尔本的街头，他坐在一个广场的台阶上弹吉他，面前的琴盒打开着，里面散落着几枚硬币。第三张是他在海边拍的，他站在一块礁石上，背后是蔚蓝的大海，海风吹起他的头发，他难得地笑了。

我一张一张地看，像是通过镜头在翻阅他这些年的生活。照片上的他从年轻渐渐变得有了岁月的痕迹，眼角的细纹，略微花白的鬓角，但那双眼睛始终没有变，还是像他妈妈，温柔而倔强。

最后一张照片的反面写着字，是志远的字迹。

“2018年6月，墨尔本。爸，我今天在海边看到了一艘船，是从中国来的。我在码头上站了很久，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坐上那艘船回去，那该多好。”

我把照片翻过来，正面是他站在墨尔本港的码头上，身后是一艘白色的货轮，船舷上印着几个中国字。阳光很好，他眯着眼睛看着镜头，嘴角微微上扬，像是马上就要笑出来的样子。

2018年6月。五个月之后，他就出了车祸。

我放下照片，把那张有字的照片单独抽出来，放进了我床头的抽屉里，跟志远写的那封信和那首《远方》的歌词放在一起。

晚上，我给自己做了一份糖醋排骨。这次我没有多摆一副碗筷，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饭。排骨做得有点咸了，火候也过了，但我吃得很香，把一整盘都吃完了。

吃完饭，我洗了碗，擦了桌子，又拿起扫帚把屋子里里外外扫了一遍。做完这些事以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柜上的三个相框和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发呆。

那个位置，是放骨灰盒的。现在骨灰盒已经埋到地里去了，那块地方就空了。我想了想，起身把那把吉他拿过来，靠在电视柜旁边，正好填上了那个空位。

吉他安静地立在那里，琴弦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微微的光泽。我伸手拨了一下最细的那根弦，发出一个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屋子里回荡了一下才消散。

我收回手，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大概是哪家办喜事。烟花在夜空里炸开的声音远远地传来，一响一响的，像是在替谁敲着回家的门。声音渐渐稀疏了，最后完全安静下来，只剩下秋夜的虫鸣和远处的狗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