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回顾与启示|伦敦|欧盟|英国脱欧公投|金融

编者按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已然走过十年历程。这场以收回经济监管主权为核心的政治决策，颠覆了英国数十年欧洲一体化发展格局，深刻重塑了全球地缘金融版图。英国脱欧公投十年的实证数据表明，这场以“夺回控制权”为名的政治豪赌，在经济学视角下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略负收益”决策。本文依托十年实证数据，深度复盘英国脱欧后的经济震荡与金融重构，剖析其主权与市场博弈失衡的深层问题，立足我国金融发展大局，总结出坚守实体根基、掌握规则主导权、平衡开放与安全的核心发展启示。

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回顾与启示

——经济主权、市场准入与金融强国的博弈平衡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投以51.9%的微弱多数决定脱离欧盟，标志着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历史性逆转。从公投引发的市场震荡，到2020年正式完成法律脱欧，再到2026年仍处于动态调整中的后脱欧适应期，这十年不仅构成了二战以来英国最为剧烈的战略转向，更成为重塑欧洲乃至全球地缘金融版图的关键时期。从宏观经济治理与金融强国建设的视角审视，脱欧公投及其后续混乱的谈判进程，实质上是一次对国家经济主权独立性、金融市场稳定性及产业竞争力的全方位压力测试。

英国脱欧公投十年的实证数据表明，这场以“夺回控制权”为名的政治豪赌，在经济学视角下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略负收益”决策。相比留欧基准测算，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缩水约6%至8%，商业投资下降12%至18%。其根本失误在于，为换取政治上的“管制权回收”，牺牲了赖以生存的“欧盟金融通行证”与“单一市场腹地”两大核心优势，导致伦敦金融中心因失去制度准入而出现万亿级资产外迁、欧元清算业务分流，且繁琐的贸易壁垒使数万家小微企业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尽管英国试图通过取消银行家奖金上限、发力金融科技等监管套利手段“救场”，但脱离实体经济腹地的金融创新如同“无源之水”，难以对冲市场规模塌陷的绝对损失。这一残酷现实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必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依托14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与完整产业链，防止金融脱离实体沦为“虚火”；另一方面要在开放中掌握“规则制定权”，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亚投行等自主基础设施及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避免像英国那样在失去市场准入后陷入被动接受规则的边缘化困境。

一

英国金融业的脱欧硬着陆与经济增长折损

英国脱欧的深层冲击，早已超越了地缘政治的“政治分离”表象，引发了金融秩序重构与风险重估。这一过程不仅触发了金融资产的系统性重定价，也关闭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同时推高了资本跨境流动的制度成本。这实际上是一场被动的“规则切换”。英国从一个曾深度嵌入欧盟一体化、享受零摩擦红利的金融枢纽，跌落为一个在规则上处处受制的“独立市场”。这种硬着陆式的制度环境突变，产生了极高的合规摩擦成本与交易壁垒。面对这种结构性风险，国际资本基于避险本能，被迫启动了对伦敦的战略性撤离与再配置。

政策不确定性引发资产价格的剧烈重估

卡梅伦政府发起的公投，原本是一次基于政党政治考量的策略性冒险，却在金融市场上演化为一场极端的“黑天鹅”事件，直接触发了英镑暴跌、国债收益率剧烈波动及房地产信托（REITs）的抛售潮。这一时期的市场表现，深刻揭示了“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与资产价格之间的负相关性。随后的特蕾莎·梅政府陷入“软硬脱欧”的拉锯，实际上是在资本自由流动（需单一市场准入）与监管主权（需控制边境）之间寻求不可能的均衡，导致商业投资因无法预判未来的监管等效性安排而陷入长期停滞。鲍里斯·约翰逊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硬脱欧”，虽然在政治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却在金融层面锁定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高摩擦均衡”，迫使金融机构为维持对欧业务而支付高昂的实体迁移成本。

监管“护照权”的丧失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剥离

尽管2020年的《英欧贸易与合作协定》（TCA）在货物贸易上维持了表面上的零关税，但在服务贸易的核心——金融服务领域，双方未能构建起关键的“对等互认”桥梁。这一真空状态，使得英国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欧盟金融通行证”。这一制度剥离对金融体系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规模经济瓦解与合规成本激增。单一牌照覆盖全欧的模式终结，金融机构被迫通过“分公司化”策略在欧盟境内设点，推高了运营成本，降低了运营杠杆；二是市场基础设施分流与地缘重构。欧元计价产品清算业务被迫从伦敦迁往法兰克福，不仅造成业务量流失，更重塑了全球支付清算体系的地缘格局，动摇了伦敦作为离岸欧元定价与清算中心的垄断地位。

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与长期增长潜力的折损

脱欧所引发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已通过实证数据证实对英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冲击，具体体现在宏观贸易收缩与微观主体承压两个层面：一方面，出口实绩下滑。英国下议院图书馆（House of Commons Library）数据显示，2024年英国对欧盟货物出口实际值较2019年基准水平下降约18%。这一降幅不仅源于物流壁垒，更深层次地折射出脱欧后新增海关申报、原产地认证等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合规成本激增。另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急剧收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表明，受冲击最深的小微型企业对欧出口暴跌30%。约有1.64万家英国出口商因难以承担跨境担保、信用证等额外合规负担而退出欧盟市场。这一趋势阻碍了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末梢的有效传导。

二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重构与挑战

英国脱欧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对伦敦全球金融中心赖以生存的底层生态系统发起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纵观国际金融格局变迁，伦敦的兴衰系于两大支柱：一是制度赋予的“通行证”；二是生态聚合的“人气”。脱欧这一剧变，迫使伦敦在失去欧盟单一市场“通行证”后，不得不经历痛苦的业务剥离与战略重构。这也深刻揭示了现代金融中心的演进逻辑：其核心价值已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要素集聚，也取决于规则互认与制度信用的深度绑定。如今两大支柱同时动摇，这将引发金融版图的重新洗牌。

伦敦“超级连接器”功能的衰退与替代

脱欧切断了伦敦作为泛欧资本“超级连接器”的功能，制度性套利空间的消失迫使金融机构通过“预防性迁移”维持市场准入。据伦敦智库（New Financial）追踪与测算，已有超440家机构将约1万亿英镑资产迁往欧盟，导致伦敦在欧盟跨境贷款市场的相对份额显著下滑（估算降幅约30%），其欧洲通道功能实质性降级；同时，受欧盟“交易场所义务”规则影响，伦敦对欧盟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份额从脱欧前的43%骤降至2021年初的4%，相关业务被阿姆斯特丹与法兰克福承接。这表明在标准化场内交易领域，伦敦的制度性接入优势已被欧盟竞争对手替代。此外，失去欧洲经济增长腹地严重削弱了伦敦的投融资中枢功能。安永（EY）统计显示，2024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全年仅完成18宗首次公开募股（IPO），创2010年以来新低并跌出全球前20，融资规模较2016年峰值断崖式下滑。这反映出在脱欧导致市场割裂与监管壁垒加剧的背景下，伦敦作为全球股权融资中心的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

伦敦金融中心的战略重塑与约束

面对脱欧的冲击，伦敦的监管竞争优势被置于一个结构性重塑的境地。英国正致力于将伦敦从单纯的“地理便捷通道”转型为“全球金融创新孵化器”。其核心策略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重构人才竞争力。为应对脱欧后的人力资本外流风险，英国审慎监管局（PRA）于2023年10月废除了源自欧盟《资本要求指令四》（CRDIV）的银行家奖金上限规则。官方与行业普遍预期，这一举措将通过释放薪酬弹性，增强伦敦在全球高端金融人才争夺战中的竞争力，试图重塑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人力资本优势。

二是抢占规则制定高地。在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领域，英国正通过升级监管沙盒机制并主动对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等全球标准，试图实现从“监管跟随”向“标准引领”的战略转变。这一举措彰显了英国试图以“制度创新力”替代传统“地理便利性”，重塑其全球金融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尽管如此，监管灵活性的红利难以完全抵消市场腹地收缩的阵痛。虽然伦敦在全球资管中心排名中仍位列前三，但其领先优势正在收窄，且面临巴黎、法兰克福等欧盟中心在泛欧资管业务上的激烈分流。与此同时，受欧盟“交易场所义务”规则驱动，伦敦股市流动性面临持续外流压力，大量欧元计价资产的交易活动已迁移至阿姆斯特丹等欧盟平台。这表明，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对伦敦的终端市场规模构成了实质性约束。

三

启示与思考

英国脱欧的震荡，本质上是一部关于“金融中心生存法则”的实证教材。前文数据揭示，失去实体市场腹地的金融中心，即便拥有顶尖的制度弹性（如监管沙盒、薪酬改革），其边际收益也难以对冲规模流失的绝对损失。这一残酷真相为我们规避“脱欧式陷阱”提供了双重启示：一是在金融安全维度，伦敦因“制度接入权”剥夺与“市场腹地”塌陷而显露疲态，这反向印证了我们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远见。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循环，将陷入“规模收缩”与“制度断裂”的双重困局。唯有以实体经济为锚，才能真正构建起金融强国的抗风险韧性。二是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英国脱欧揭示了传统“超国家主权让渡”模式（成员国把金融监管权交给欧盟）的内在脆弱性。因此，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不应延续“中心—边缘”机构（伦敦曾是“中心”，吸走了欧洲的资本和业务，导致欧盟其他成员国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的零和逻辑，而应依托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金融共同体。

规避“脱欧式”双重风险，构筑金融的“价值锚”与“规则权”

一方面，应筑牢金融的“价值锚”。英国脱欧后丧失欧盟“金融通行证”，导致大量金融服务业务被迫向欧盟迁移。这一表象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在于：金融活动失去了实体经济的底层腹地支撑。对于英国而言，脱欧前的“腹地”就是拥有4.5亿消费者的欧盟单一市场。金融业本身不直接创造实物财富，它必须依附于庞大的贸易、制造和消费活动才能生存。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NIESR）基于宏观模型推演表明，脱欧导致英国长期GDP增速较留欧情景明显放缓；而英国政府自身评估显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其长期年化产出的拉动效果极为有限。两相对比可见，脱欧所造成的结构性增长缺口，远非通过拓展印太（Indo-Pacific）贸易所能弥补，英国经济实际上正在承受显著的净损耗。这一残酷对比深刻揭示了一个地缘经济规律：“市场腹地”的规模与黏性，是金融中心存续的“价值锚”；一旦失去实体经济的流量支撑，精巧的金融制度设计也将遭受边缘化。

因此，大国金融必须筑牢超大规模市场的“价值锚”，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确保金融血脉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肌体，避免金融业沦为无源之水。这要求纵深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体的金融安全范式，并从“规模优势”与“科技内核”两个维度破解发展悖论。一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金融安全范式。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和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构成了不可替代的战略纵深与风险缓冲垫。应以扩大内需战略为基点，将金融资源配置重心牢牢锚定在国内产业链的强链补链与居民消费升级上。唯有如此，金融体系才能在面对外部封锁或“断链”风险时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二是坚持科技自立自强，跳出“监管套利”的舒适区。大国金融的根基，绝非监管套利灵活度，而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金融不能靠“制度套利”单飞，必须与实体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深度捆绑。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推动金融转向“服务硬核创新”主动作为的力度。借助科创板、创业板等差异化制度安排将社会资本精准“灌溉”至“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从而构建一套不怕封锁、不惧“退群”的金融新生态。

另一方面，应掌控金融规则主导权。英国脱欧后的金融博弈历程，实质上是一部“规则制定权”与“市场被边缘化”的反面教材。英国在欧盟内时，是欧盟金融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伦敦的规则就是欧洲的规则。脱欧后，英国沦为了欧盟规则的接受者。欧盟通过“对等性”审查，随时可以掐断英国金融机构进入欧盟市场的权限。同时，在美元体系下，英国又必须遵守美国的长臂管辖。在美欧两套规则之间，英国失去了话语权，只剩下了“合规”的义务。脱欧后，伦敦在欧元清算业务上的被动分流、跨境数据流动的严格受限，深刻揭示了在开放格局中丧失规则制定权的致命风险：一旦从规则的“制定者”沦落为被动的“接受者”，金融主权将严重受损，只能在“高墙之内”承受被排除在区域一体化红利之外的苦果。

因此，在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新征程中，我们应实现从“被动适应规则”向“主动塑造规则”的战略跨越。一方面，以国家金融安全为底线，牢牢掌握核心领域的监管自主权。建立健全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筑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防火墙”。此外，还要致力于将CIPS打造成为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并行，甚至更具韧性的全球支付新枢纽。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型开放深化金融市场规则融合。我们应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标杆，重点在跨境数据流动、金融服务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开展压力测试与政策试点。通过推动国内金融法规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实质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认可度与规则兼容性，从而破解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存在的制度性隔离风险。

破解“断链”与“桥梁”困境，构建互联互通与自主可控的金融新秩序

一方面，应构建开放型国际金融新体系。英国脱欧后的实证数据残酷揭示，制度性分离引发的人为“断链”，其经济成本已远超政治收益。伦敦不仅痛失欧盟股票交易份额，更因跨境支付与合规成本飙升，迫使大量中小企业黯然退出市场。英国支付系统监管局（PSR）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英欧在线跨境卡支付交换费被大幅上调。与此同时，繁复的VAT注册与海关新规令中小电商不堪重负，成为金融与贸易互联互通机制被强行切断的典型缩影。

英国脱欧后的“断链”之痛，揭示了金融互联互通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石。基于此，我们应依托多边金融基础设施，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国际金融体系，实质性降低全球跨境交易成本。通过将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全球共享，构建难以分割的金融利益共同体，以此作为对冲地缘政治分歧的“稳定器”。这不仅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智慧，更是维护世界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复苏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面，应统筹金融安全与治理重塑。英国脱欧后的尴尬处境，深刻暴露其在大国金融博弈中的结构性软肋：试图在美、欧之间扮演“金融桥梁”，却因缺乏独立的货币锚与规则制定权，在美元体系的体量碾压与监管壁垒前显得力不从心。伦敦金融城长期依赖其历史地位，扮演着连接华尔街美元资本与欧盟欧元市场的关键中介，这种依靠“制度套利”的盈利模式正面临挑战。

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博弈中，我们应以强大的战略定力与现实主义智慧驾驭复杂局势。对此，我们应坚持“两手抓”的战略路径：一手抓根本，筑牢安全底线。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决抵制“金融虚拟化”的泡沫诱惑与“货币武器化”的逻辑，确保金融体系不被外部风险所绑架。另一手抓博弈，重塑治理格局。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传统机构的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实质性提升话语权；同时，灵活运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联体等新型多边平台，根据国家利益精准调节金融开放的节奏与尺度。

作者信息

作者：

贲圣林（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

陆高飞（IMI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成员、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