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加·施密德和汉斯-迪特·卢卡斯都曾参与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如今，他们忧心伊朗与美国之间进展迟缓的新一轮谈判。
原定于周五启动的核谈判，原本设定了60天的时间窗口。但从第一天起，进程就出现波折。德黑兰态度强硬。美国副总统J.D.万斯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前往瑞士的行程。种种迹象显示，美国谈判人员面对伊朗，可能将经历数周乃至数月令人疲惫的拉锯。
对这一点，恐怕没有谁比德国外交官赫尔加·施密德和汉斯-迪特·卢卡斯更清楚。两人都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也就是所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施密德当时是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卢卡斯则是德国方面的谈判负责人。参与谈判的还有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伊朗的代表。谈判在维也纳科堡宫持续了20多个月。
卢卡斯说：“伊朗的谈判策略，就是几乎要用牙齿和爪子守住每一台离心机，找出成千上万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不能放弃、那个不能让步，然后像念经一样反复重复。”他说，哪怕是极小的让步，伊朗也会要求对方作出回报。
他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对手疲惫不堪、意志松动，最终在恼怒中作出让步。“他们现在面对美国也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或许认为，自己比着眼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总统拥有更多时间。”
施密德对自己的经历也有类似描述。她说：“伊朗谈判代表知识面很广，受教育程度很高，而且异常强硬。”在技术性谈判进行过程中，他们还会“岔开去讲历史”。有时谈古代波斯史，有时谈1953年中央情报局支持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治事件，有时谈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朗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
施密德说：“历史，这一点必须明白，对谈判影响很大。”两位外交官都对当前谈判感到担忧，原因之一是，美方迄今似乎并未表现出对伊朗核计划技术细节的充分兴趣。施密德说：“我非常希望，如果谈判现在真正开始，对面坐着的也是熟悉细节、并且有足够耐心的专家。”
施密德曾任欧洲对外行动署秘书长，直到2024年还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负责人。如今，她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理事会副主席。
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谈判的核专家有数十人。这份长达159页的协议，写满了程序和规则方面的技术细节。施密德说，这是“为了不给任何解释留下空间”。
维也纳作为谈判地点，也便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密切沟通。该机构时任总干事天野之弥在谈判结束时曾表示，就核活动而言，伊朗是世界上受到最严密监督的国家。自2025年6月起，核查人员已不再驻留当地。而对当前谈判来说，维也纳几乎不再是选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愿让人把这次谈判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作任何比较。
施密德提醒说：“如果现在谈到解除制裁，谈到一个300亿美元的重建方案，那就必须非常明确地与伊朗在核领域作出的、具体且可核实的让步挂钩。”她没有把话说得太直白，但从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美国可能会接受一个要求更低的结果，正是她所担心的。
卢卡斯同样怀疑，协议能否在60天内达成。他说，伊朗与美国签署的那份备忘录，“就核问题而言，措辞非常模糊”。“这说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
不过，如今的出发点确实不同。那时，谈判是为了防止战争。现在，伊朗面对的是一个曾试图推动其政权更迭、甚至不惜刺杀其国家元首的对手。当年，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还只是模糊威胁，而伊朗距离制造原子弹则已并不遥远。
如今，核设施遭到破坏，确实使伊朗核计划有所倒退。但伊朗拥有原子弹的动机却上升了。施密德表示，“现在达成结果的压力，或许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谈判时期还要更大”。她说，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已被削弱，因此“有兴趣让这些谈判最终完成”。
对特朗普而言，与前任贝拉克·奥巴马政府谈成、而他又在2018年退出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划清界限，具有重要意义。施密德和卢卡斯至今仍记得他当年那句“史上最糟糕的协议”。这位前欧盟首席谈判代表说：“那真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时刻。”
特朗普要如何做到与旧协议区分开来？卢卡斯说：“如果伊朗在未来若干年内，在严格侵入式监督下放弃任何浓缩活动，那将是新的内容，也会是重大进展。”他认为，美国有可能原则上承认伊朗享有有限、和平且受监督的铀浓缩权利，同时要求伊朗在特定时期内自愿放弃行使这一权利。
施密德提醒，不应只盯着浓缩铀本身。“伊朗这些年在研发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离心机技术方面。而且遗憾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获取核技术并非不可能。”这同样是在提醒，谈判必须深入技术细节。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核技术进口是通过一个由联合国安理会监督、国际社会监控的采购渠道来进行的。
对施密德和卢卡斯来说，这也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话题。施密德职业生涯中有12年都与伊朗谈判有关。起点是2003年，当时她担任德国外长约施卡·菲舍尔的顾问；终点是2015年，当时她已是欧洲对外行动署政治总司长。
长时间坐在一起谈判，彼此终究会有所了解。卢卡斯回忆起2014年世界杯，当时德国队第四次夺冠。德国对阿根廷的决赛，他们是一起看的。卢卡斯在场，美国和伊朗时任外长约翰·克里与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也在场。
在更小范围的场合，双方也会谈得更坦率一些。施密德推测，这大概也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代表——他们也是谈判团队的一部分——并不在场。她说，有时她能“看到伊朗谈判代表所承受压力的一些侧面”。“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来说，这些谈判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卢卡斯提到一次与扎里夫的谈话。他当时问这位外长，既然目标是摆脱制裁，为什么伊朗还要为每一寸空间据理力争。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伊朗人不是这么算的。”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多几亿美元还是少几亿美元，而在于国家尊严、主权权利，以及掌握复杂技术的能力。
卢卡斯说：“这当然并不完全诚实，但这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当前谈判未必会因为由伊朗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J.D.万斯分别率领各自代表团而变得更容易。“这些高层政治人物会把谈判与声望问题联系在一起，也会考虑‘国内对手会怎么看’，因此他们未必能像外交官或外长那样，就事论事地谈。”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最高层已经坐到谈判桌前，决策过程也可能因此加快。
与当年不同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伊朗，如今都没有表现出让欧洲参与的意愿。相反，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正在幕后发挥作用。卢卡斯说：“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提供了外交上所谓的‘斡旋善意服务’。他们提供了伊斯兰堡作为谈判地点，传递信息，建立联系。这当然非常有帮助，也值得肯定，但他们毕竟不像当年的英法德三国和欧盟那样，是真正的谈判方。”施密德也认为，美国本可以从欧洲的经验中受益。至于美国是否愿意这样做，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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