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6日，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捂着肿胀的面颊不请自来。
他强忍牙疾，专程为一名死囚说情。
这个人就是刚被蒋介石用红笔批示"着即枪决"的余程万。
吴奇伟"再四委婉"地请求何成濬从宽处理，何成濬的回答很谨慎："尚未完全明悉情况。"
可吴奇伟之后，孙连仲来了，薛岳发电了，俞济时斡旋了，王耀武星夜赶回重庆收集证据了，常德六万百姓联名按了血红指印了……
蒋介石那支红笔批下去的"枪决"二字，在排山倒海的求情声里，最终变成了"有期徒刑两年"。
1943年11月，蒋介石飞赴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临行前他给余程万发了一封电报："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德城共存亡，勿使斯大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
当时是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峰会，蒋介石迫切需要在盟友面前展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而恰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常德会战。
在蒋介石看来，常德会战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政治表演。
演给罗斯福看，演给丘吉尔看，演给全世界看。常德守得住，他在开罗就有底气；常德守不住，他在盟友面前就抬不起头。
余程万的57师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日军投入了第116师团、第3师团、第68师团等部，总兵力超过四万人，装备飞机、大炮、坦克。
而57师只有八千余人。兵力一比五，装备更是天壤之别。
但余程万没有退缩。
他部署了三道防线：城郊防御、城墙防御、城市街道防御。他向全军发出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作战号令。他训诫部属：“军人之职为国守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战况异常惨烈。日军动用了飞机轰炸、炮击、燃烧弹、毒气弹。
57师官兵“有一墙守一墙，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
打到12月1日，57师最后阵地宽不及三百公尺。
余程万向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发出了著名的最后一电：“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参谋长固守中央银行。”
12月3日凌晨，在常德西南角笔架城的民居内，57师召开紧急会议。
在部下极力苦劝下，余程万放弃了全员死守的计划。
会议决议由团长柴意新率残部继续抵抗，余程万则带八名卫士乘日军遗留的小木船连夜横渡沅江。登岸后收拢散兵，清点仅余八十三人。
六天后，他协同援军从东门杀进常德，当天收复常德。
蒋介石听到的不是“收复常德”，而是“弃城突围”。
在开罗会议上刚享受了掌声的蒋介石，被余程万的突围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他当即下令将余程万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审判。
蒋介石对余程万的愤怒，其实早在常德会战之前就已埋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他对余程万的评价是：
说白了，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看上余程万。
黄埔一期毕业，却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直到1940年才当上师长。
在74军里，他的黄埔资历比两任军长俞济时、王耀武都老，却要在三期学弟王耀武手下当差。
但余程万在常德的表现，一度改变了蒋介石的看法。
当他得知57师已经死守常德九天，余程万还明确表示要“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时，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印象大为改观，认为他“竟能固守常德”。
他甚至反思自己“往日观人之方多以貌取为不当”。
可是，当余程万最终选择突围时，蒋介石的信任瞬间崩塌。
在蒋介石看来，余程万违背了“与城共存亡”的承诺。
而更关键的是，这个违背发生在开罗会议期间，这就让他在国际舞台上让他丢了面子。
但蒋介石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
余程万毕竟是以八千之师血战十六昼夜、几乎全军覆没的将领。
57师官兵阵亡5700人，负伤2000余人。战后常德城内仅余废墟，守城八千“虎贲”只有83人幸存。
这样的战绩，放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堪称壮烈。
如果就这样枪毙余程万，不仅寒了前线将士的心，也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接到这个案子，心里很清楚这是个烫手山芋。
何成濬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二级陆军上将，随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后追随蒋介石，长期负责军法事务，人缘极广，在重庆上至将帅下至商贾都有交情。
他1月14日接到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的报告，报告里有两件事让案情变得复杂。
一是余程万"对所部无适当处置，部队迨查觉师长业已逃出，始悬白旗降敌"。
二是"常德难民代表十余人，呈控余程万毫不顾及民众，且约束不严，民众出城避寇，守军须每人勒索数千元"。
何成濬在日记里感慨："审理时即欲保全之，恐亦不易着手。"
想保余程万，可这份报告让他很难下手。
但何成濬是个老到的人，他没有急着判，而是用了最老辣的一招，拖。
2月5日余程万抵达重庆，拿着王耀武的介绍函私下求见，何成濬"以其情形甚严重，未到部投案，而先来寓请见，实不便与会面，因嘱侍者以正在午睡谢绝之"。
不见，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见。见了就得表态，表态就会出错。
3月6日蒋介石亲自催问"如已解到，应速审判呈核"，何成濬仍然不急不躁地走程序。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是74军首任军长，面对老部下们的纷纷求情，他在蒋介石身边暗中斡旋；57师副师长邱维达当时恰在重庆受训，也在奔走联络。
何成濬看在眼里，心知军心所向，可他必须等，等蒋介石的怒气消退一些，等舆论的势头再涨一些，等一个能让蒋介石自己下台阶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6月到来了。
6月20日余案进入会审环节，审判长官及法官一致认为余程万尽到了守城责任，应当"轻微处分呈核"。
这个结论何成濬早就心里有数，可他必须等审判庭自己说出来。
他一个军法总监不能越俎代庖替被告开脱，但审判庭的集体意见，他可以原样呈报给蒋介石。
5天后，6月25日，何成濬奉召参加作战会报，蒋介石正为湖南战事失利心情不快，说了句气话：
何成濬默不作声，当晚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
蒋介石拿余程万跟张德能比，何成濬不认同，可他当面不顶嘴，只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判断。
要理解余程万为什么能活下来，还得先看看两年前另一个被枪决的74军师长——廖龄奇。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58师师长廖龄奇向军长王耀武请假回家结婚，这事上报了战区司令部，但战区司令官薛岳不知情也没批假条。
廖龄奇结婚期间日军来犯，副师长张灵甫指挥不力败于日军。
事后战区追责，认定廖龄奇"私自离开指挥岗位，临阵脱逃"，蒋介石下令枪毙。
王耀武虽然出面作证说廖龄奇请过假，但态度并不坚决。
廖龄奇这人太拽，在部队里动不动对上级命令指手画脚，得罪了一票人，包括白崇禧、徐庭瑶。
白崇禧、徐庭瑶、王耀武联名告状，生生止住了廖龄奇的调动。
结果就是蒋介石下令枪决时，没有人替他求情。
事后蒋介石后悔了，追认廖龄奇为抗日阵亡将领，入祭忠烈祠。
可人死不能复生啊。
廖龄奇请假回家结婚被定性为"临阵脱逃"，枪决；余程万率八千人死守十六天、伤亡七千六百后突围，也差点枪决。
两个人的"罪名"差不多，可结局天差地别。
余程万平时人缘好，又是黄埔一期，学长学弟遍布军中，王耀武虽然是黄埔三期，可见了这个师长也得叫一声"学长"。
王耀武星夜赶回重庆收集证据，不是因为他跟余程万私交多深，王耀武跟廖龄奇也有交情，可他没为廖龄奇这么拼命，而是因为余程万的案子牵涉到整个57师的功过定性。
王耀武保余程万，本质上是保74军的魂。
俞济时的角色更关键。他是74军的首任军长，更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主任，能直接跟蒋介石说上话。
俞济时没有像王耀武那样高调收集证据，他选择的是在蒋介石单独召见他时，"慢慢向蒋介石汇报常德之战的真实情况"。
他把57师八千将士的阵亡名单轻轻放在蒋介石面前，说了一句最要紧的话："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战死的，如果杀了余程万，以后还有谁会愿意为国家拼死守城。"
杀一个余程万事小，寒了全军将士的心事大。
蒋介石可以不在乎余程万一个人的生死，可他不能不在乎整支军队的士气。
抗战还没打赢，前方还有无数个城要守、无数个仗要打，如果守城的将领都怕"守不住就枪毙"，以后谁还敢接这种送死的任务？
蒋介石最终松手，军事求情是第一波，民间舆论是第二波，第三波是桂柳会战的对比效应。
常德百姓自发组织了六万人的联名请愿，县长咬破手指带头签名。
这六万指印递上去的时候，分量比任何将领的求情电报都重。
57师守常德十六天，城里百姓该撤的撤了、该救的救了，如果没有这十六天，常德会死多少人？
余程万突围后六天就带兵打回来收复了常德，一个"逃将"会回头反攻吗？
重庆各大报纸开始密集报道常德保卫战的真实细节，《大公报》《中央日报》把57师的英勇事迹翻来覆去地写，舆论一边倒地认为余程万是英雄不是逃兵。
张恨水更是闭门谢客三年，根据余程万提供的战地日记、手绘防御图和前线剪报，写出了《虎贲万岁》。
这本书1945年出版时余程万还在服刑，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一本书。
第三波的致命一击来自桂柳会战。
1944年日军发动桂柳战役，国民党军在广西柳州一带大败，好几个桂系将领不战而逃，丢了桂林丢了柳州，蒋介石一个都没处理。
王耀武抓住这个时机再去找蒋介石，话说得很直："委员长，桂柳会战那么多将领失职，您都没追究。余程万在常德打了十六天，全师几乎打光，最后是被迫突围的。如果这样都要杀，以后谁还肯为您卖命？"
何成濬也在年底以韦云淞失守桂林未受严惩为由，再度签呈蒋介石维持余程万原判。
韦云淞是桂系将领，"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
这句话的潜台词蒋介石听得明白。
你杀黄埔嫡系的余程万容易，可你连桂系的韦云淞都不敢动，双重标准到这个地步，军法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蒋介石最终同意不再深究。
1944年2月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处余程万有期徒刑两年，实际关押不到一年，由王耀武保释出狱，任命为74军副军长，戴罪立功。
这个结果对蒋介石来说是找了台阶下，判两年不是认错，是"从轻发落"；放出来不是平反，是"戴罪立功"。
最终是面子保住了，军心也稳住了，舆论也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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