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凭借四方面军八万人马，实力比一方面军强，就公开要权，不仅当上总政委，还将陈昌浩、周纯全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0军政委李先念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总指挥徐向前只是中央委员，副总指挥王树声什么也没有当选。
在很多人看来，就是选四方面军领导进入政治局，也应该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比如陈昌浩、徐向前，怎么能轮到周纯全呢？从职务和四方面军的影响来说，周都不足以与徐总指挥相比。当时的周纯全不过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等职。
从军队角度来说，他确实还有一定距离，但周纯全还兼任一个职务就是川陕省委书记。这个属于地方职务，有多高呢？是当时川陕根据地地方最高领导，陈昌浩代表四方面军部队，周纯全代表川陕根据地，因此被增补为到政治局。
对于傅钟、李先念被增补中央候补委员，很多人想不通，如果说以上陈、周各有代表，傅、李都是军职干部，职务没有王树声的高，为何能绕过上级被增补为候补委员呢？
从以上情况来说，陈、周、傅、李都是政工出身的干部，徐、王是军事出身干部。在党组织中，反而是政工干部优先于军事干部，是不是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呢？也就是说，军事主官的占比是不能过多，不然可能就不是党指挥枪了，而要反过来。
我们知道在土地革命早期，部队当中没有设政委，而是党代表。顾名思义：由党派遣到军队里代表该政党从事领导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工作的人员。从这个解释就完全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
土地革命时期就确立政治建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事指挥属于中革军委执行层面；政工干部天然承担党内政治领导，思想统一等，本身就属于党务工作，具备进入政治局参与政治决策的属性。军事干部主要核心在作战指挥方面。
简单来说，政工干部被提拔到核心层自带天然属性，政治局委员中大多数都非军事主官出身，只有少数而已，大多数都是没有带过兵的，这是在解放前的情况。
王树声比李先念、傅钟职务高，也是因为他是军事主官，按照这个原则来说，他在当时比起政工干部而言是不优先考虑的。为何让李、傅进入呢？
傅钟可是老资格，早在1921年就入党，四方面军上下，只有张国焘的资历比他高一些。傅钟长期干政治思想工作，而且资历老，职务高，被增补候补委员，在四方面军中没有异议。李先念与其他军政委不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地方工作，担任地方主要负责人，1931年带头参加红军，成为一名政工主官，他具备军地能力的干部。
沙窝会议适当增加四方面军一些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让他们参与到核心决策当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平衡。很多人不知道，张国焘原本打算让四方面军9名干部进入政治局被否定，因为一旦实现，在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原则下，张有可能就改变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要知道战争年代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起点门槛很高，1945年以后的十大将才成为候补委员，更别说在更早的10年前了。虽然候补委员，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但在会上有发言权，日后增补中央委员也是优先被考虑到。能成为中央委员就可能进入政治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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