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当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促成南北统一时，国人对他有多期待？“中国华盛顿”这个称号，是他一生中收到过最真诚的赞美。黄兴当时对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立宪派领袖张謇也认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那时的袁世凯，确实拿着全中国最好的一副牌，威望如日中天。
然而短短三年多后，他顶着一片铺天盖地的骂名宣布恢复帝制，当了83天“洪宪皇帝”就在全国唾骂中悲凉死去。从顶点到深渊的急速坠落，成了袁氏一生最令人惊愕的裂谷。
一个天下权柄尽在手中、被外界视为救世主的袁世凯，为什么偏要在最不该碰的政治雷区引爆炸药？
最直观的原因，是袁世凯骨子里的帝王思想从未真正被共和磨灭过。
作为从封建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袁世凯身上的封建帝王思想是相当浓厚的。早在其十三岁的时候，就曾做过一幅对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将自己比作志在逐鹿中原的“潜龙”，用意不言而喻。辛亥革命后他虽然成为了大总统，却在内心经历了深刻的权力失落——共和制度讲究的是分权制衡与政治妥协，但让一个向来乾纲独断的人跟一群议员反复商量，这无疑是种折磨。他曾在私下里极为泄气地向外国顾问抱怨，共和制的总统“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
于是，他开始另寻出路。先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每届任期10年，连选连任，无限制”“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人三名”——这等于就是终身制，而且还可以自定继承人。从这两点来看，这个大总统其实已经和皇帝没有太多区别，仅仅是称呼不同而已。可老袁却依然不满足于此。
而另一个被史学家反复提及的细节则更令人唏嘘——袁世凯有一个心结，因为他的前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1916年袁世凯58岁（虚岁），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在59岁之前完成称帝这件事。袁克定看穿了这一点，告诉父亲登基做“真命天子”便能冲撞宿命、破解袁家长寿之关。一个手握天下兵权的枭雄，竟被迷信和家族短寿的恐惧推向了悬崖。
如果说内心深处的帝王欲望是内因，那身边一群各怀鬼胎的人，则是在外面拼命推着他往前走的人。
史学界一般认为，对袁世凯最终称帝起到影响作用的有三个人。首推长子袁克定。袁世凯一妻九妾、膝下十七个儿子，当惯了“太子爷”的袁克定明白一个简单道理：总统不可世袭，只有等老爹坐上龙椅，自己才能顺理成章继承“天下”。于是，袁克定精心编织谎言，不但四处游说亲信，甚至专门伪造了一份日文报纸，故意将风向做成帝制大得人心的模样。
然后便是杨度。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杨度为理事长，公然鼓吹帝制。当杨度呈上一份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时，袁世凯如获至宝，亲自为他题写“旷代逸才”匾额以示赏识。更讽刺的是，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抛头露面，但杨度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否则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这种利令智昏的投机心态，正是帝制闹剧的缩影。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这位书呆子发表了一篇万言长文《共和与君主论》，从纯学理上论证“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篇不看国情的学术论文，精准地戳中了袁世凯那颗躁动的心。从历史合力论的视角来看，洪宪帝制的出现并非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形成。
然而，真正把袁世凯推向深渊的，是他对国际局势的致命误判——尤其是对日本。
1915年1月，日本趁着西方列强在一战中无暇东顾，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不敢断然拒绝日本的要求。他一度产生错觉，以为日本人支持他称帝。
最初日本的态度确实颇为模糊。1915年10月，袁世凯让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外相“摊牌”时，日本还在犹豫。但当袁世凯真正决定称帝后，日本的态度急转直下。日本驻华公使联合英国、俄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劝告”：“日政府以友谊的见解，深为大总统不取”，“深望大总统将改制延期如何”——名义上是劝告，实际上就是反对。随后日本外相对陆宗舆的态度强硬起来：“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此时本大臣无以上对天皇，下答议会。”
更致命的是，护国运动的背后也有日本人的身影。日本先后资助了许多反对袁世凯的人。与此同时，日本又出面阻止将盐税的余款交给北洋政府，导致袁世凯的财政雪上加霜。到了1916年4月，陆宗舆照会日本请求援助，日本外相却回电邀请袁世凯到日本避难，充满了嘲讽之意。
英国的态度同样让袁世凯误判。一战期间，协约国的英、法、俄、意等国视帝制问题为中国内政，只要北洋政府保证恢复帝制不引发国内动乱、危害外国在华利益，他们就不会干涉。袁世凯将这种“不干涉”理解为“支持”，却忽略了英国因欧战不利而对日本妥协的背景。夹杂在英日对东亚主导权的争夺之下，袁世凯虽力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却错估了中国对于协约国的重要性以及英日同盟的约束力。
最终压垮袁世凯的，是护国战争引爆的全面崩盘。
1915年8月24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梁启超随后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给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当头一棒。而蔡锷则伪装拥护帝制以麻痹袁世凯，以便逃出北京。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正式宣布独立，组织约两万人的讨袁护国军。
护国运动爆发后，袁世凯调兵遣将，却发现连自己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他的老部下冯国璋联合数省将军通电反对帝制。各省纷纷独立，短短几个月，帝制运动的根基彻底瓦解。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
袁世凯死前曾留下悔恨之言——不同版本的记载中，矛头指向了两个人：一个是长子袁克定，“终身威名，皆爲汝所败”；另一个是杨度，“杨度误我”。然而历史判断无情。说到底，最终做出抉择的，是他自己。
袁世凯的人生悲剧，是整个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悲剧缩影。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将他定位为“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一个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他本已身居民国开创元勋的宝座，也早已实现了“非袁莫属”的政治统一。如果他安于大总统之位，或选择制定相对成熟的宪法制度，人生结尾将截然不同。
然而，他始终无法战胜内心那个活在两千多年里的“皇帝幽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袁世凯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洪宪帝制不具有合法性”——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权威已经被彻底打碎，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
从“中国华盛顿”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一生浓缩了近代中国告别帝制历程中最沉重也最荒诞的隐喻：一个手握泼天富贵的枭雄，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火坑。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算了一辈子账，唯独没算明白一件事——人心不可逆，大势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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