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顺治亲政初年内院人事更替与满汉关系|多尔衮|大学士|姚念慈|满汉|皇太极|顺治

本文为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的《八旗制与清初皇权的演变》一书后编《清初皇权的曲折历程》第二篇《评清世祖遗诏》中的部分内容摘录。本次发表使用的标题为编者所拟。

顺治八年世祖对内三院的初次改造，基本上是人事上的变更，清除多尔衮在内院的党羽，而不触及制度。刚林、祁充格二人被处死，同时罢免冯铨，起复因弹劾冯铨而降罚的李森先、许作梅等人，以争取汉族官员的拥护。而次年宋权致仕，“乃墨尔根王（多尔衮）腹心人也，阿谀逢迎，任专升骤”，但五年以来，“绝未闻建白一言，匡救一事”，则纯粹因当政者忌恨多尔衮所用汉人。

顺治八、九年间，世祖关注的重点，仍在甄别多尔衮篡逆时期朝官的立场。由此涉及内院汉大学士者为洪承畴以及陈名夏、陈之遴，其有关案件有二。其一为满左都察院承政阿拉善弹劾陈之遴。七年十二月追封多尔衮成宗义皇帝，时“诏文内‘有大者德必有显名’等语，皆出之遴之手，则之遴不独尊名夏为盟主，而且感墨尔根王为恩主矣。（内院）纶扉重地，岂容匪人滥居”。当时议多尔衮庙号，陈之遴为礼部右侍郎，据之遴供称：“臣曾屡言墨尔根王不应称宗入庙，院部满汉诸臣无不闻知。”而主议的大学士刚林斥之曰：“奉旨叫尔等行，叫尔等议来么？”宁完我、洪承畴证明之遴所言属实。经鞫审，阿拉善等人确系诬告。这是重新得势的两黄旗大臣借机排挤汉官的行动，反映出满洲贵族对身居内院的汉大学士怀有强烈的忌恨。

多尔衮

另一案件是张煊参劾陈名夏。八年五月，外转御史张煊列举吏部尚书陈名夏结党行私、铨法不公，告于吏部。因“语涉洪承畴、陈之遴等，下诸王部臣鞫议。部议诸款多属赦前，且有不实。煊向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转之后，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张煊应论死”。处死张煊，实由当时吏部为尚书谭泰把持。待谭泰获罪之后，张煊一案又有翻复。世祖“将名夏、承畴复发和硕郑亲王同承泽亲王及内院刑部大臣再为审理。承畴招对俱实。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故将陈名夏革职入旗，“同闲散官随朝”。

张煊疏内要害，即所谓洪与二陈于火神庙聚会结党，系指八年闰二月私议御史外转事。时洪兼左都御史，名夏为吏部尚书，皆份内事务，却不在衙门定议，而在火神庙聚会四、五次。京察、大计，自明万历以来即为是非纷争的漩涡。洪、陈二人私下交换意见，本欲躲避耳目，不料反生嫌疑。当时张煊“以河南道（御史）掌计册”，“乃宪纲领袖，或有不公不法之事，彼时即当纠参”，何乃无言，必待外转之后方行纠弹。况且大计乃满汉大臣集议，权在满洲，上有人主，岂洪、陈二人私议所能定？张煊论死固冤，然其所劾火神庙结党，连世祖也承认“事虽可疑，实难悬拟”。

政局更迭之际，乘机泄私愤图报复者在所难免，顺治九年六月，御史罗国士疏参吏部汉官徇私枉法即其一例。罗疏云：“坏皇上之法，违皇上之令，专擅作奸，毫无顾忌，则无如今日之吏部为大。欺蒙满官，即应降罚者亦不降罚，不曰有例可援，则曰部复在案，满官坠其术中而不觉，该部独拥厚利；诈骗汉官，即应升补者不升补，不曰目下无缺，则曰满洲不肯，汉官惮其势焰不敢言，满官反被恶声。积年来相沿为习，日甚一日。”这是针对先后掌吏部升大学士的陈名夏、高尔俨而发的。罗国士以当时最为敏感的满汉关系为言，自料所发必中。然经满吏部尚书韩岱、大学士范文程覆查议奏，认为罗国士“明系把持要挟”，“吏部升降诸事，俱系满汉堂司官公同办理”。罗国士“阳宽满官，专攻汉官，其心不公，其计甚狡”，结果将罗降一级调用。罗国士虽用心险诐，然其所论未必全系乌有，我们在此不必为他鸣不平。他的弹章及结果，倒是为我们对上述张煊一案的结论提供了一个补证。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汉人即使以大学士兼管部务，也不足以操纵时局，实权仍在满人手中，何况内阁只是徒有其名的文职衙门领袖。不过此时世祖地位稳固，无意继续清理汉人，亦不愿于汉人中分彼此。不久，先后起用陈名夏、冯铨入内院，似将调和满汉构建政令之本的中枢提上日程。从十年初起，世祖日幸内院，与诸臣讨论治道，改革票拟发钞，内三院日渐成为国家政务中心，这是极为明显的趋向。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官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

洪承畴

世祖亲政十年中，内院（阁）满汉官员构成上发生明显变化。内三院大学士凡28人，其中满洲11人（包括汉军），为范文程、宁完我、希福、雅泰、额色黑、李率泰、陈泰、图海、车克、蒋赫德、巴哈纳；汉族17人，为洪承畴、宋权、陈名夏、陈之遴、冯铨、高尔俨、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吕宫、金之俊、王永吉、党崇雅、傅以渐、胡世安、卫周祚、李霨。汉官人数超过满人一半以上。从时间上划分，则八、九两年间大学士皆8员，满汉平分各4人。十年以后汉人就多于满洲。以十年为例，大学士13人，汉官占9人；十五年改内院为内阁，所设殿阁大学士共15人，满官占6人，汉官9人。同时在任的汉员人数超过满人如此之多，世祖急欲任用汉官的意图无可置疑。

如果从各人任职时间来看，还可以发现问题的另一方面。满人中额色黑始终在职，但未见其建树。其次为宁完我，十五年九月致仕时，任职约七年半，然自其弹劾陈名夏之后，似不为世祖所重。次为巴哈纳、车克2人，皆自十二年二月任职直至世祖去世，近六年。图海自十年八月至十六年三月罢，约五年半。蒋赫德任期亦差不多。其余4人任职时间不长，范文程于十一年九月以病解任，在职仅两年半。希福不及两年，雅泰不及半年，皆病卒。李率泰、陈泰仅任职四月罢。可见满洲大学士人数虽少于汉人，但非有病故，少有罢革。李、陈2人于八年七月因误写诏书罢，属十年以前的整顿时期。十年之后罢职者仅图海一人，另当别论。汉人情况恰成鲜明对照，人数虽多而任职时间大多不长。洪承畴于顺治朝始终有大学士之职，然于十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出镇南方，在京任职不满四年。冯铨三起三落，更无足论。宋权留任仅一年即去职。世祖看重的陈名夏为两年，陈之遴也只四年，真正任职较长者为成克巩、刘正宗、金之俊、傅以渐4人，不及全部汉大学士的1/4。这一情况表明，世祖虽欲重用汉人，似却不能始终信任，从一个侧面反映世祖亲汉倾向不断波动。

冯铨著作《独鹿山房诗稿》

世祖与汉大学士的冲突，固然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满汉矛盾的反映，但这类冲突之所以出现，又是满族统治者改变民族征服和高压统治，转而寻求缓和民族对抗的产物，是世祖汉化倾向下构建满汉联合新体制过程中的产物。这与多尔衮时期民族征服方针下的优容汉官具有不同的性质。忽视这种差异，对顺治朝的政治趋向就难以有准确的理解。但也应看到，就世祖与汉大学士的冲突本身而论，矛盾的主导方面始终在世祖一方，然而主导者在每一次冲突之后又重新寻求联合的这种循环，来自于对满汉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这无疑又是全国形势的发展使然。

世祖亲政之后，汉大学士的政治地位已明显提高。八年七月，陈名夏以吏部尚书兼内弘文院大学士，随之以吏部侍郎高尔俨升尚书。同时，以洪承畴晋少师兼太子太师，陈名夏晋宫保，尚书党崇雅等人晋少保兼太子太保，俱“实支正一品俸”。尚书高尔俨等俱加太子太保。从兼衔上看，洪、陈二人已高于当时的一品尚书。自五年内三院升一品衙门，至此满汉大学士的实际待遇已经齐平。对内院大学士，世祖确实是“不分满汉，一体眷遇”。

附图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