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是文人圈的宠儿，也是风月场的传说。
她曾嫁给著名才子郁达夫，却出轨戴笠，最后却甘愿嫁给一个普通男人，与其相守38年。
她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跌宕起伏？又是什么让她甘于平凡？
才子求爱
1930年盛夏，申城骄阳似火，十九岁的王映霞，从江南水乡来到上海这座摩登与传统交织的城市。
她立在长风书社的柜台前，穿一身剪裁合体的旗袍，眉目间自带倨傲与从容。
那一刻，站在门外的郁达夫恰好路过，第一眼，便移不开眼。
他们的第一次交谈，是在一次文友聚会中，那晚，众人推杯换盏，谈文论艺，唯有郁达夫频频侧目，不时以目光探她反应。
待人群散去，他鼓起勇气向她索要地址，说要寄书评，却在接下来的数十封信中，逐渐将“书信往来”写成了“一场文字攻势”。
在第三封信里，他便直白写道：“王姑娘，你若愿做我的情人，我愿为你作一辈子的诗人。”
这样的示爱，对一个从大家闺秀传统中走出的姑娘来说，本应冒犯至极；但王映霞偏偏不怒反笑。
她早已厌倦那些拿她美貌当做攀附台阶的权贵公子，更厌倦那些把她看作“贤妻良母预备役”的世俗目光。
而郁达夫的信，哪怕带着点“轻浮”，却让她心头一震，那是一种未曾体验过的被尊重、被欣赏、被神化的感觉。
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郁达夫几乎每天都写信，有时一封刚寄出，另一封又已在起草。
她接受了他的爱，也接受了随之而来的风言风语，毕竟，郁达夫是有家室的人。
妻子孙荃在杭州，与他育有子女，而他却在上海与一个小他近二十岁的女子频频出入，传为文坛奇闻。
但王映霞不在乎，她爱的是那个站在书桌前、埋头写诗、在诗里喊她“月神”的男人，而不是那个背负家庭责任、在现实中摇摆不定的郁达夫。
郁达夫对这段感情极其认真，他向孙荃提出离婚，虽然最终没能彻底脱身，但他仍一意孤行地在上海东亚饭店为王映霞举办了一场“婚礼”。
婚后，两人搬进法租界的小楼，过起了他们自以为的“自由生活”，郁达夫在楼上写作，王映霞则在楼下翻译、画画、练琴。
他带她出席文艺沙龙，向所有人介绍她是“我夫人”；她带他拜访画家黄宾虹、女作家凌叔华，圈子也因此逐渐交融。
他们一起出游西湖、踏青苏州，留下无数倩影，也曾在夜深时分枕着彼此谈诗谈梦，恍若才子佳人、诗酒风流。
可这段始于激情的结合，却注定太过脆弱，才子佳人的神话，尚未唱完，就已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芳华错付
郁达夫依旧是那个郁达夫，文坛上人人称道他的才华，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有多凌乱。
他写作时可以废寝忘食，灵感一来便伏案数日，但一旦离开书桌，便像脱缰的野马。
酒是他最离不开的伙伴，朋友相聚要喝，写作苦闷要喝，心情愉快更要喝。
喝到酩酊大醉是常有的事，有时深夜不归，有时甚至在街头或码头睡上一夜。
最初王映霞还觉得这是“文人的浪漫”，可次数一多，她便再也笑不出来。
她常常提心吊胆地等到深夜，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熄灭，她仍坐在桌前不敢睡。
第二天清晨，郁达夫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推门而入，带着一身酒气，顺手丢下一句：“昨晚喝多了，在朋友家睡了。”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王映霞心里渐渐生出一种疲惫，她不再是那个被情书包围的少女，而是一个必须打理生活的妻子。
郁达夫的收入并不稳定，他的稿费和版税时多时少，一家人的开销却是实打实的。
于是，王映霞开始学着记账、买菜、讨价还价，甚至连郁达夫的稿费，也需要她亲自出面去出版社催要。
有人曾见过这样的场景：王映霞穿着朴素的旗袍，站在编辑室里，耐心地与编辑讨论稿费结算的日期。
那一刻，她像极了一个精明的管家，而不是当年那个让无数文人惊艳的“杭州第一美人”。
更让她难以释怀的，是身份上的尴尬，郁达夫当初承诺过，会与原配孙荃离婚。
那句承诺曾让王映霞相信，自己不是破坏别人婚姻的人，而是未来的正妻，可婚后日子一天天过去，离婚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实。
郁达夫的内心其实十分矛盾，他迷恋王映霞的年轻与美貌，却又对陪伴自己多年、为他生儿育女的孙荃心怀愧疚，于是，他选择了拖延。
时间越久，王映霞越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她既不像真正的妻子那样名正言顺，又无法彻底摆脱“后来者”的阴影。
矛盾并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而是慢慢累积，郁达夫有个习惯，一旦心情不顺，就离家出走，第一次离家出走时，王映霞急得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几天后，一封电报从外地发来，让她带钱去接他，她当时手头拮据，只好变卖嫁妆里的金镯子，凑了一笔钱赶去找他。
那一路上，她心里又急又气，却还是咬牙忍着，等见到郁达夫时，对方却只是笑笑。
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她的心也渐渐冷了下来，曾经被称为“神仙眷侣”的两个人，在生活的日复一日里，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度。
情海迷航
当婚姻的裂缝越来越深时，王映霞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味忍耐，于是，她开始重新回到社交场。
那时的上海、南京、武汉，正处在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政客、军人、商人、文人汇聚在同一座城市，宴会、酒会、舞会此起彼伏。
王映霞本就是杭州闻名的美人，又曾是郁达夫笔下的“佳人”，一旦重新出现在社交圈中，很快便成为众人谈论的中心。
渐渐地，一些身份显赫的人物开始出现在她的身边，有人是官员，有人是军人，也有人是文坛朋友介绍来的政界人物，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许绍棣与戴笠。
许绍棣是当时的高层人物，谈吐温和，气度不凡，与文人圈来往频繁，他对王映霞颇为照顾。
有人说，他欣赏她的才情，也有人说，他更欣赏她的容貌。
无论如何，在那个社交复杂的年代，王映霞开始逐渐接触到另一个世界。
而真正让流言四起的人，是戴笠，戴笠的名字，在当时几乎无人不知，军统局局长，蒋介石最信任的情报头子。
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也有人说他极重情义，可无论怎样评价，这个男人的权势与神秘，都足以让任何社交场合的气氛瞬间改变。
第一次见到戴笠时，王映霞其实并没有太多感觉，她只是觉得这个男人眼神锋利，说话不多，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气场。
而戴笠，却似乎对她格外关注，之后的几次宴会，戴笠总会出现在附近，有时只是远远看她一眼，有时则主动走过来寒暄几句。
与此同时，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婚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郁达夫对她的社交活动十分不满，却又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酒、朋友、放浪的习惯，让他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安稳的丈夫。
某一天，上海的一些报纸上突然出现了一则“寻人启事”，发布者正是郁达夫，而寻找的人，则是他的妻子王映霞。
启事的内容并不长，却意味深长。它既像是在寻找失踪的妻子，又像是在向社会公开宣告两人关系的破裂。
那一刻，原本还保留的一点体面，也被彻底撕开，王映霞自然也看到了那则启事，从那之后，她与郁达夫之间，几乎再没有真正的沟通。
归于平淡
193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来到新加坡，短短两年后，他们就正式离婚。
1940年，王映霞带着孩子，只身一人离开新加坡，她坐船北上，经广州转重庆，一路颠沛流离。
在重庆，她遇见了钟贤道，这个男人其貌不扬，却气质沉稳，是重庆航运局的高层主管。
初见时，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温和，眼神坦然，没有任何窥探与评判。
王映霞初来乍到，需要一份安稳的工作和居所，是朋友介绍她去航运局做资料整理的临时工作，两人由此相识。
他很快注意到她的不凡，她的气质中带着经历风霜后的坚韧，那不是普通女子能拥有的沉静与孤傲。
他知道她的过去，也听说过她的名字，但他没有表现出一丝轻佻或者怜悯。
在几次交谈之后，他对她说了一句话：“你不该这样孤零零地过下去。”
王映霞起初只以为这是一种出于同情的关怀，未曾多想，可钟贤道却一步一步，用近乎耐心到固执的方式接近她。
不多言，不催促，只是默默地帮她搬书、修窗、送饭，她生病时，他送药到家门口，她夜里难眠，他送来一袋安神香草。
她答应了他的追求，从那一天起，王映霞彻底脱下了“文人之妻”的外壳，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学着早起买菜，学着做钟贤道最爱的红烧肉，学着在年节时贴窗花、煮汤圆。
她不再羡慕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再介意别人口中的“旧事”。
她知道，真正的幸福，不是有人为你写诗，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过完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
他们在重庆生活数年，战争结束后迁往台湾，在那里，他们育有子女，买房立业，日子过得安稳平淡。
王映霞一改从前张扬高调的性格，不再频繁出入社交圈，而是专注于家庭，把柴米油盐过出了松弛感。
三十八年光阴，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痕迹，却无法抹去她眼神中的温和与宁静。
这位曾经名动一时的杭州美人，最终在一场安稳的婚姻里，找回了最真实的自我。
她不再是谁的附属，不再是谁的缪斯，而是那个可以静水深流地，走完一生的王映霞。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