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他却把整个东北军的大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
海内存知己
说起来，于学忠和张家的缘分很早就有底子。他爹于文孚，当年跟张作霖同在毅军宋庆的帐下当差。
张作霖那时候在大帅身边当戈什哈，而比他资历更老的于文孚，正是管着一帮戈什哈的头儿。
这层老交情，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这两家人拴在了一起。
不过于学忠前半截的军旅生涯可跟张家没什么关系。他一开始打进了吴佩孚的部队，而且深得直系掌门人的喜欢，连连提拔。
到了北伐战争打得最关键的时候，吴佩孚的部队土崩瓦解，只有于学忠手里还攥着第九军这支能打硬仗的力量。
眼看地盘保不住了，吴佩孚便让于学忠北上投奔奉系，也从此揭开了于学忠和张学良的情分交集。
于学忠想来想去，觉得吴佩孚说过的话有道理，张家父子在江湖上的口碑又不错，于是干脆掉头北上，这才投了奉系。
张作霖一听说于学忠来了，大手一挥，当场任命他为奉系第二十军军长，归张学良指挥。
老张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把这员猛将搁在儿子手下，一来帮着镇场子，二来也好让少帅学着怎么驾驭这样的人才。
一生忠义
张学良和于学忠一见面，还真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于学忠性格刚毅果断，做事又重道义，跟张学良也颇为对路。
1928年，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被北伐军打得节节败退，企图强行进入东北。
于学忠奉张学良之命，干净利落地把这伙人马给收拾了，牢牢守住了东北的门户。
此战一过，大家对这位空降过来的山东将领开始刮目相看。
张学良也对于学忠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人不光是能打，更重要的是处事稳当，能担重任。
所以张学良接管东北军后，对于学忠几乎到了毫无保留地信任的地步。军队内部的人事调动、军官任免，于学忠想怎么安排，张学良就从不过问，听凭他自己拿主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于学忠这个人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莫过于他对张学良那种近乎执拗的忠心。
这份忠心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当时日本人看他手握大权，于是也想方设法拉拢他。
日军特务跟他说，只要你肯听话，别说河北省主席稳稳当当，日后张学良那个位置都可以让你坐，东北军的军火装备也全归你。
于学忠听完后直接拒绝，而日本人恼羞成怒，一年多的时间策划了三次暗杀，结果全被他躲了过去。
后来日本人开着坦克跑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搞阅兵，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于学忠干脆让十几个士兵身上绑满炸药，直挺挺躺在坦克前面，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于学忠对此还公开对外放话：“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
日军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忠厚的东北军将领竟然敢如此强硬。
1933年热河失守，蒋介石借此逼张学良下野出国。
张学良走之前，把自己手头的二十六万东北军，拨了十七万交给于学忠率领。
这可不是普通的托付，而是把半辈子的家底、全部的命运都押了上去。
张学良心里清楚，于学忠能替他守住这摊子家业等他回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于学忠没有辜负这份重托，他带着弟兄们，在华北的乱局里硬扛着日本人的压迫，寸土不让。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把那帮高级将领召集起来开会，说准备搞一次“兵谏”。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于学忠第一个站出来拍板同意，还表态“要干就得干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了名。
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结果正如于学忠所料，刚落地就被老蒋软禁。
临走前，张学良再次把东北军的指挥权连同自己的私产，全权托付给于学忠。
张学良被扣后，于学忠四处奔走。他先后跑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四次当面去见蒋介石，每一次都提出同一个要求：放了张学良。
不过，于学忠换来的当然是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从那时起，于学忠的心态变得复杂起来。
他既要信守对张学良的嘱托保住东北军的队伍，又因张学良被蒋介石扣在手中当人质，不得不硬着头皮服从那边下达的军令和政令。
张学良曾经动情地回忆于学忠：“我是用你我不疑你，疑你我不用你。我最主要的两员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
直到九十岁大寿的时候，张学良还是那句话：“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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