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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一支名为Huni(匈人)的蛮族势力进入了古典作家的视野。他们在短短80多年时间里,给欧洲世界带来了惊人的破坏与冲击。正如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明对于蒙古人的恐惧一样,罗马世界对早期匈人的了解亦是流言多于理智。正是在这样的舆论中,匈人残暴原始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阿米安·马赛利努斯作为最早描绘匈人世界的古典作家之一,其著作《晚期罗马帝国》为后世研究匈人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由于时代和所处环境的局限,阿米安笔下的匈人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和谬误。这些缺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匈人起源的判断,使得自18世纪德·奎尼时代就开始出现的匈奴起源说遭受了极大质疑。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阿米安著作的权威性值不值得怀疑,而是我们要在比较其他古典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阿米安文献中关于匈人及其世界的描述,从中找出真实可信的,能够为我们研究匈人起源提供帮助的文本信息。正如匈人研究专家汤普森所言:“不仅仅是匈人真正的来源,甚至是他们在四世纪最后25年之前的活动与迁徙,这些对于现代学者来说知道的并不比阿米安要多。”本文在详细考辨阿米安文献中匈人族源信息的基础上,旨在对匈人起源问题展开若干思考。

一、阿米安文献中的匈人族源信息

在四世纪,对加百利预言(Gabriel’trumpet)和耶稣再临(chiliastic)的恐惧,使得当时的教会作家将匈人的到来视作是魔鬼歌革(gog)和玛古的降世。妖魔化的匈人无疑增添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这个陌生民族的恐惧。因此,身处同一时代的阿米安,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在《晚期罗马帝国》第三十一卷中,他对匈人形象的描写充满了鄙夷:

在他们的孩童时期,其脸颊就被铁器划上了伤疤……因此他们长大后都没有胡须。同样也不可能具备美貌的面目,就好像阉人一样,尽管他们拥有结实强壮的四肢,脖子粗短……双腿却十分短小,就像是建在矮墙上的桥梁。以至于你可以把他们想象作两足野兽……他们近似人形,却粗鲁异常……

除了丑陋的外貌之外,匈人原始落后的生活习性也给阿米安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从不屈服于任何国王的权威之下,而是乐于选择听从由他们的贵族组成的临时会议,这些临时会议产生出他们的头领……他们即不用火也更不用说会花心思烹制可口的食物,而是靠着进食草原上植物的根或是半生的无论是什么动物的肉为生,对于这些肉他们往往只是把其放在马背上用双腿焐热。他们从不让自己遮蔽于有屋顶的房子下,并认为只有死人的坟墓才需要这些。……他们穿着用亚麻、野鼠皮缝制的衣服……并且一旦穿上这些宽松的上衣,就不曾脱下,直到它们朽烂,变成了破旧的碎片。

阿米安此书成书于公元392年,在此期间,他很可能会与匈人有所接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亚德里安堡战役描述的详细程度中看出来。相较于四世纪的教会记录,阿米安的记载更为注重细节写实。因此,其文本中带有鄙夷色彩的描述显然是出于偏见而非无知。要理解这些偏见,我们还得从阿米安的经历谈起。

“阿米安讨厌所有蛮族,甚至是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那些。”而匈人无疑是他最痛恨的一个,他甚至说过,“他们比野蛮本身更为凶残。”实际上,这种厌恶态度的产生很可能来自于他的个人立场。将军马格卢斯·马克西姆斯(MagnusMaximus)在383年成为西部帝国的僭位者,他在388年于萨维(Save)被东部皇帝提奥多西击败,失去了权位。而匈人的雇佣骑兵在萨维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时间回到阿米安成书的时代,392年8月,尤格尼乌斯(Eugenius)被强势的将军推举为西部帝国的僭位者,提奥多西由于军备不足正犹豫是否要对其开战之时,匈人雇佣兵给予了他信心,393年3月他正着手对尤格尼乌斯开战。此时的阿米安十分害怕匈人的加入会使胜利的天平倒向提奥多西一方。而“阿米安无疑是同情尤格尼乌斯这位异教徒的,而非狂热的基督徒提奥多西。”他不希望尤格尼乌斯失败,但匈人恐怖的战斗力又使他十分担心。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第31卷中会对匈人抱有偏见也就不奇怪了。

重要的是,这种偏见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在其文本中找寻匈人起源的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对匈奴起源说而言,阿米安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的判断。然而在分析这些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前,我们有必要让阿米安把故事讲完,说清他认识中的匈人究竟从何而来。

他对匈人源起的介绍如下:“这一切灾祸的温床和源起……匈人,这一鲜为古代作家所知的民族,居住于亚述海(palusMaeotis)附近的冰冻海洋,拥有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残暴。”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匈人来源于冰冻海洋,从附近的水域来看,黑海应当首先排除,因为亚述海以西的黑海地区是哥特人的生活区域。这样一来,向南俄内陆延伸唯一可能出现的“海洋”就只有里海和极北的北冰洋了。北冰洋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在地理跨度上亚述海和北冰洋区域的陆间距离过远。因此,阿米安笔下的匈人很可能来自今天的里海地区。

综观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从阿米安的描述中总结出以下信息:匈人相貌丑陋,没有胡须或胡须稀少;上身宽阔粗壮,双腿短小多毛,这些显然与欧洲古代居民差别巨大;他们没有国王,也就没有王室。没有居住在房屋里的习惯。吃生肉,没有烹制饮食的习惯,也就不会有相对应的器皿;最后也是最直接的族源证据,他们来自亚述海附近的冰冻海洋,这一海洋所指的可能是里海,这意味着匈人可能自中亚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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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推测的 匈人西迁路线

二、基于阿米安文献考辨之上的匈人族源研究新思路

除了阿米安的记载之外,对匈人形象作出过描绘的现存古典文献主要还有以下几处:五世纪高卢诗人希多尼乌斯(SidoniusApollinaris)的验尸记录、六世纪拜占庭官员约达尼斯在其《哥特史》中的描述,以及亲身到访过阿提拉宫廷的普利斯库斯的记载。结合这些后世古典作家的记载,我们可以对此前所归纳阿米安笔下的匈人族源信息展开细致考辨。

(一)对阿米安笔下匈人外貌的考辨

阿米安之前的教会作家佐西姆斯(Zosimus)曾“将匈人视作是西徐亚王族的后代或是带有扁鼻特征的种族。早期的希罗多德也有同样的描述,或许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把他们看作是由亚洲迁徙而来的。”五世纪普利斯库斯笔下的阿提拉外貌也具有亚洲特点:“他身材矮小,胸膛宽阔,有一颗硕大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小,胡须稀疏,略微发白。他的鼻子扁平,肤色类似混血地显黑。”希多尼乌斯的记载基于他对匈人的验尸报告:“匈人步兵双臂开阔,胸膛结实……当他们骑于马上时,却仿佛被拉长了一般,因此他们往往在坐着的时候被看作十分高大”这似乎与阿米安的描述很相近。

另外,希多尼乌斯的文献还提到了某些外貌细节:“他们的目光源自额下两个空洞的双眼,这使得他们的眼睛很不明显,仿佛光线很难透过他们头颅上的两个洞到达他们模糊的眼球”六世纪的约达尼斯也曾说:“要知道,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丑陋容貌,矮小的躯干上长着一个可憎的块状物体,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头颅,上面甚至连五官都没有,只有几个类似眼睛的小洞……匈人的肩膀很宽,适合使用弓箭……”尽管约达尼斯是以歌颂哥特人祖先为目的来写作的,对匈人的鄙夷态度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但他的描述并没有改变从阿米安开始就形成的对匈人外貌的既有印象,相反,从他和希多尼乌斯的笔下我们可以发现两处全新的外貌特征:不突出的五官和小眼睛。

可以看到,阿米安之后两百年的时间里,由其塑造的匈人形象并没有随时间发生太多改变。这正是阿米安文献留于现代学者最具价值的部分。至少,结合以上文献和阿米安的描述,我们可确定匈人外貌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不突出的五官、不太丰富的须发、较矮的身高,短腿并拥有宽阔的上身。这些无疑都证明,匈人是一支具有亚洲种族特征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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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阿提拉博物馆中的阿提拉像

(二)阿米安笔下匈人习性考辨

1.割面习俗

阿米安笔下匈人自小割面的习俗,往往被视为是其可能具有匈奴来源的证据之一。因为中国古史中曾有关于匈奴人割面以示哀痛的记载。“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赐朱棺玉衣。南单于举国发哀,剺面流血。”同时,普利斯库斯对阿提拉葬礼的描述也指出匈人具有与匈奴人相似的剺面葬俗:“他们切下头发并用剑割伤他们的面部,因此最伟大的战士以他们的血而不是女性的哀叹和眼泪来表达他们的悲伤。”实际上,阿米安所要强调的,是匈人没有胡须,类似阉人的形象。因为“在五世纪的罗马人看来,胡须是一个男性宝贵的尊严象征”。匈人在品性上的贪婪无耻与他们凶悍的战斗力一起,在带给阿米安无穷厌恶的同时,更带给他深深的担忧,害怕其所支持的尤格尼乌斯可能会因匈人的加入而战败身亡。因此,阿米安痛恨这些匈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战士的荣誉。从这一点来看,其笔下匈人自小割面的习俗,很可能是他为描绘其丑陋形象所虚构的“合理理由”。

另外,匈人自小割面的习惯,也可能是阿米安对广泛存在于草原民族中剺面习俗的误解。这是一种游牧民族在葬礼中对所尊敬人物逝去表示悲伤的仪式,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匈人和匈奴的葬俗当中。希罗多德早就在他对斯基泰(西徐亚)王族葬礼的描写中提到过这一仪式:“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基泰王族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事,这就是:他们……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

因此,当现代学者试图通过葬俗构建起匈人和匈奴的种族联系时,应注意到这种葬礼仪式并非匈人和匈奴独有。凭借单一的文本比照,我们也很难判定两个遥远民族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葬俗联系在匈人族源考证上的重要研究价值。延续这一思路并展开对两者在葬俗内容和其形式上的深入比对,或许能为匈人族源研究带来新突破。

2.匈人究竟有无国王和成熟的国家体系

阿米安认为,匈人没有国王和王室,战争的领导权掌握在由临时会议推选出的领袖手中。这一点相较于《史记》所描述东方的匈奴国家来看,显然要落后得多。“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诸二十四长亦各置千长、百长……”左右贤王显然是匈奴的大贵族,在此之上还有单于掌控匈奴的国家政权。因此,在司马迁时代,匈奴的奴隶制国家形态显然已经形成。有学者依照阿米安的说法,以匈人、匈奴在政治组织上的巨大差异为由,推断两者在族源上不可能具备相承关系。实际上,普利斯库斯曾记载:

当阿提拉来到奥内格西乌斯的房子旁,奥内格西乌斯的妻子带着许多奴仆,手捧酒食,夹道欢迎阿提拉的到来,他们赞美阿提拉并恳求他接受这份款待,这是在斯基泰人中难得一见的最高荣誉……他继续走,前往他的宫殿,这座住房远高于其他人的屋子……

由此看来,匈人社会不仅有贵族阶层,阿提拉作为匈王更是深受匈人贵族拥戴,地位崇高。另外阿提拉还具有处理王国内所有臣民矛盾纠纷的决断权:“他在奥内格西乌斯的陪伴下立于房前,许多人将他们与其他人的纠纷案件呈予阿提拉,等待着他的判决……”另外,在阿提拉会见普利斯库斯一行人的酒会上,他和诸位贵族的座次也反映出了他在匈人社会中的最高地位:“阿提拉坐在一个坐榻的中央,第二个坐榻放在他的后面,与他的位置隔着一个台阶……阿提拉右边的位子是最为尊贵的,而我们仅被允许坐在左边的第二个位子上。伯利库斯(Berichus),一位西徐亚的上层贵族,坐在我们旁边,但是序列上比我们前面。奥内格西乌斯坐在阿提拉坐榻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当某人向阿提拉敬酒时,他得一直站着直到国王喝下杯中的酒,并把酒杯还予侍者。”无疑,匈王阿提拉在匈人世界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按照普利斯库斯的说法,他的诸位子嗣也出席了宴会并坐在尊贵的位子上,这说明他的王权十分稳固并具有传承性。

另外,还有一项间接证据可以说明匈人社会具有王权和王室的谱系。四世纪,匈人在国王巴兰伯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哥特人的入侵。随后“巴兰伯(balamber)娶了(东哥特国王)维尼塔里乌斯(Vinitharius)的侄女瓦达梅尔卡(Vadamerca)为妻,最终征服了整个哥特民族……”比对约达尼斯对哥特人的一般说法,哥特王室的公主几乎都嫁给了与其地位相当的国王。因此,匈王巴兰伯不可能像阿米安所说的只是战争中的临时领袖。他显然具有国王的稳固身份,并能够代表匈人国家与哥特人订立婚约。

最后,正如门琴所言:“阿米安的描述与他所记载的匈人的行为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尽管我们不能对厄门阿瑞克(Ermanaric)治下东哥特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凝聚力有过高评价,但是这一王国在匈人猛攻之下的迅速崩溃,如果仅仅只用阿米安笔下匈人聚团劫掠,随后一哄而散来的行为来解释,很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匈人想要在短时间内征服一个庞大的王国,仅仅依靠他们劫掠和偷盗的分散行动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组建相应的军事组织,领导的将领必须计划好战术以及相互配合的攻击波次,需要甘心听命于他的部属和贵族。在这一情况下,匈人的军事组织形式不可能仅仅基于一个临时的军事领袖之上。他们需要战争中的指挥者,更需要人们甘心为其卖命的核心政治权威。

至于阿米安为什么要强调匈人不效忠任何国王。依笔者来看,在阿米安所处的时代,匈人尚存在诸多支系部落,这些部落有独立的领导者和独立的生存空间。由于匈人王国的崛起,他们或因政治上的压迫或出于生存危机四散迁徙。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帝国的雇佣兵,他们很可能出于对战利品的渴望参加了亚德里安堡战役。战败后他们来到了罗马,并在接触中将相关信息告诉了阿米安。这些反复无常的雇佣兵和他们贪婪的性格可能给阿米安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加之他们在提奥多西一方军事上的助力,使得阿米安对其极度厌恶。为了配合在描述中表达这种鄙夷态度,也为了说明匈人在本性上的贪婪无耻,他才会将他们视作是没有君主的乌合之众。

尽管我们不能够举出更多的证据说明,匈人的王国体系和政治制度可以与东方匈奴的奴隶制国家相媲美。但是,以往学者借助阿米安文献,对匈奴起源说所做的否定推论显然并不成立。这一说法仍旧是匈人族源研究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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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米安笔下匈人生活方式考辨

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阿提拉拥有高大木质的宫殿和议事厅,他们举行宴会、商讨政事也同样有专门的厅堂。并不像阿米安所描述的,匈人厌恶在屋子里居住,整日骑在马上游荡,处理所有事物。

另外,在普利斯库斯一行人的见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仆人围绕着她(阿提拉的妻子)站立着,许多女仆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将多彩的亚麻布刺绣进西徐亚式的裙子里作为装饰……(阿提拉)他的打扮十分简单,却整洁干净……他西徐亚式的鞋子和他的马鞭都没有过多的装饰。不像其他西徐亚人那样装饰着宝石和黄金。”可见,匈人并不是阿米安笔下穿着野鼠皮,不至朽烂不会脱下的原始人。他们重视衣服的材质,讲究整洁和装饰,甚至匈人妇女还熟悉刺绣工艺。

从宴会中的餐饮来看,“阿提拉的侍从首先端进了一大盘肉,随后是面包和小食……这是一顿丰富的大餐,食物装在银制的盘子里。”所以,匈人不仅能够烹饪食物,还追求进餐的精致和器皿的精贵。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匈人时期烹煮肉食的大锅(Cauldrons)也说明了匈人并不像阿米安所描述的那样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

实际上,阿米安对匈人将生肉夹于马上双腿间以供加热的描述,是一种误解。由于定期要随草场迁徙,游牧民往往将生肉风干,存于马鞍下以抵饥饿。另外,在古代的游牧民族中的确也存在吃生肉的习惯,由于交通不便和贸易的缺乏,他们很难获得新鲜的蔬菜来补充维生素。生肉中含有的维生素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综合以上分析,阿米安笔下匈人生活习惯的描写是存在不实之处的。阿米安没有亲眼见过匈人的生活画面,作为其信息来源的那些匈人佣兵又往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描写中会出现对匈人生活面貌的扭曲也在情理之中。

有观点认为,阿米安作为最早记录匈人世界的古典作家之一,其笔下的匈人生活具有较大可信度。他们将其笔下匈人原始的生活状态对比于东方匈奴的社会生活。认为在汉代就已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匈奴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相对于匈人来说丰富精致。因此两者在文化上不可能具有传承性,匈奴起源说也就不具有探讨的意义了。

必须指出,阿米安对匈人世界的描写,因其时代局限,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扭曲和误解。这一点在后世作家的记录中也能得到验证。另外,抛开这些因素来说,假使匈奴人真的向西迁徙,并最终来到了欧洲。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习性很有可能会在长期的迁徙中发生改变。受沿途多种文化的影响是一端,自身由于战乱和流离造成的文化丢失是另一端。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古代文献的只言片语就妄下定论。匈奴起源说要得到验证仍需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获取考古学和文献上的更多证据。

(三)“冰冻海洋”带来的族源的启示

阿米安认为,匈人来源于亚述海附近,靠近“冰冻海洋”。在我们之前的推测中,这一冰冻海洋有可能就是与亚述海相当维度的里海。根据地理常识,里海北部在一月份会完全冰冻,这显然符合阿米安的描述。里海北部的乌拉尔地带是森林和草原的交界。根据前苏联学者古米廖夫的说法,在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由于大西洋气旋北移,使得里海的水位下降。这一变化带来的气候异常,使得沙漠区扩大,干旱加剧,草原带也随之向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世纪中期,原先的乌拉尔地带逐渐变成了草原。原住的森林民族乌戈尔人离开了自己的故地,跟随森林带北移。这就为西迁于此的匈奴人留下了生存空间。由于匈人的牲畜无法适应森林中潮湿的草场,因此他们与乌戈尔人之间不存在太多矛盾,这两个民族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南一北和平相处了百年,形成了民族间的共生关系。虽然古米廖夫关于匈人西迁来到了伏尔加河流域的说法尚缺乏确切证据。但是,古典文献中却留有对于乌拉尔地带乌戈尔人的记载,他们被称作芬兰·乌戈尔部族和乌戈尔·萨莫迪部族。如果气候的变迁真的使得这些森林民族向北迁移的话,那么,他们原先居住的处于森林草原交界地带的里海北岸就会留下真空。

如果里海北部真如推测的那样,就是阿米安笔下冰冻海洋所在的话。那么匈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生活于这一真空地带的“填空者”。至于作为“填空者”角色的匈人是否就向西迁徙的匈奴残部,由于史料和考古证据的缺乏,这一问题仍旧是未解之谜。但是,阿米安给予人们的启发是巨大的。其文献中的“冰冻海洋”将人们的视线带出了欧洲,聚焦于里海北岸的草原之上,这对于匈人起源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结语

阿米安的文献无疑为匈人起源研究提供了颇多启示。尤其是他对匈人外貌的描写,成为了现代学者还原匈人形象的重要参考。当然,阿米安笔下的匈人世界,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存在着颇多疑点和不实之处。这些扭曲的匈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者对于匈人族源的判断。但这并没有影响阿米安文献的权威性,相反,通过证伪阿米安笔下某些匈人的社会特征,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晰的找到某些族源研究的新思路。另外,阿米安笔下冰冻海洋的起源说,将现代学者从古典视角下的地中海、黑海世界带向了遥远的中亚里海,相信对于里海北岸乌拉尔地带的考古探索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匈人迁徙及其进入欧洲的痕迹信息。最后,阿米安文献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其笔下匈人所具备的亚洲人种特征,正不断为中亚及东欧的考古发掘所佐证。在未来,匈人、匈奴同族的观点或许可以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得到确切的论证。(节选自《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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