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整训之后|伪军|晋察冀军区

历史上的今天的1939年6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来第二期整军训令。还有，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的全军分期分批进行的整军运动，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我军为适应游击战争而进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正规化和八路军化”的建设。结合历史档案与文献可以看到，这次整训不仅在规模上壮大了抗日武装，更在质量上实现了飞跃。

首先他们进行队伍的纯洁性，并且注意信仰。因随着部队迅速壮大，大量新战士、新党员涌入，加之长期分散作战，党内教育亟待加强。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党内教育的训令》，各部队普遍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建立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组织上开始进行队伍的纯洁和审查干部们。

例如八路军第129师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审查干部和党员”工作，采取分级审查、民主批评的方式，清理不合格人员。还有晋察冀军区在整军中，通过群众性运动清洗了隐藏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奸细，极大纯洁了部队。

其次是创建模范党支部，树立起模范的作用。各部队广泛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竞赛活动，健全党日制度，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确保“党指挥枪”绝对落实到基层。

另外就是要主力帮带新军。要克服游击的习气。确实是游击战，但是不能有那种散漫习气的意思。针对新组建部队凝聚力不强、战术素养不足、带有地方武装色彩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要求主力兵团派出考察团、巡视团深入新部队“传帮带”，避免他们变成“地方军阀”。

比如有知名的例子，冀中军区的“水中整军”，1939年秋，冀中军区利用日军决堤放水造成水灾、敌军无法活动的有利时机，将4个团集中在武强县进行整训。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和一二〇师的直接帮助下，冀中部队加速向“正规化”迈进。以及山东纵队的缩编与正规化，山东纵队通过多期整军，将原本分散的游击支队、义勇队合编为基干团，对外缩小目标，并着手建立比较正规的供给、卫生工作制度，成立后方司令部加强地方武装领导。

在政治整军的同时，军事训练也全面展开。各部队重点训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5大技术，以及单兵战斗动作和班、排、连攻防战术，特别是针对敌后作战特点，强化了近战、夜战、伏击、围点打援等训练。各级政工干部深入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这次整训的大背景是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开始进行残酷的“扫荡”与“清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如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

通过整训和形势任务教育，全军指战员认清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苦性。这为后来打赢百团大战、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以及应对极其困难的1941-1942年敌后抗战，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组织与军事基础。

经过这一系列整军备战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至1940年底，八路军不仅总数发展到了约40万人，更锻炼成了一支“在政治上自觉与坚定，在军事上顽强与机动”的铁军。

可以说，1939年至1940年八路军开展的三期大整军，特别是1939年6月发出的第二期整军训令及随后的整编，与1940年8月爆发的“百团大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历史已经写下，“这三次大整军，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路军于1940年8月打出一个有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就是这种大整军的成果。”

百团大战原计划仅出动22个团，但战役打响后能迅速扩大到105个团、约20至30万兵力，形成“全面开花”之势，这完全得益于整训期间的扩编与正规化建设，这就是组织基础。

通过1939年第一期31个团、第二期30个团也就是着重整理新组成的团，以及1940年50个团的整军计划，八路军将大量分散的地方游击队、新入伍战士整编为正规的主力团。到1940年8月，全军整编的主力团至少在120个以上。

整训要求的是“充实编制，配足武器，建立一切制度”。

例如晋察冀军区经过整编，主力部队达到10万余人，编为31个战斗团。另，太行和冀南地区也整编出新10旅、新11旅等。这使我部队具备了打大规模战役的建制骨架，这就是我军后来部队编制的完善过程之一。

百团大战前，八路军面临“缺枪少弹、没有重火力”的极端困境。整训中的军事训练，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破袭与攻坚能力。我军针对弹药匮乏，整训中“死磕”投弹、射击、拼刺刀，并高度重视爆破和土工作业。在百团大战的榆辽战役中，战士们正是凭借整训练就的土工作业本领，顶着炮火挖出交通壕，将阵地推进到距敌碉堡仅数十米处，用爆破手前仆后继地炸毁敌据点……所以说我军是很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是善于自我教育和变得更加优秀的。

比如左权同志在整训中强调“兵越练越强”，他鼓励官兵结合实战钻研战术。在百团大战破坏正太路等交通线时，部队机智地发明了“扒铁轨”，“挖路基”和“破桥梁”等数十种方法，甚至向铁路工人学会了“烧弯铁轨”的绝招，让日军的交通线彻底瘫痪。有很多故事当中也写过这样的情节。我们现在当然不能破坏铁轨啊，但是当年破坏的是给日军运输的铁轨，所以这是切断他们的运输线的意思，因为这些资源被他们所用，那就要危害我们了。这些战果都是创新破袭战的成果。

整训的综合成果是非常巨大的，确实克服了一些后进的同志和新来的同志们的散漫的这个习气。重大的成果之一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协同最复杂的战役，要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不同战略区的部队在同一时间8月20日夜统一行动。这说明当时我军就已经拥有了很大地区的跨兵团作战的协同能力。

整训也特别强调“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克服了部队长期分散活动带来的游击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这样就提高了干部们的指挥能力。通过整训建立健全的正规化制度和通信、指挥体系，使得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下达的“万万火急”战役部署能够被严格执行。各部队不仅能准时发起总攻，还能在总部指挥下灵活应变，适时从第一阶段的交通破击，转入第二阶段的拔除据点和第三阶段的反“扫荡”。

打仗不光是军事行动。主要是政治行动。所以整训等于是打政治仗。

整训的政治教育激发出敢打必胜的血性，加强了党性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了官兵的民族气节。在娘子关战斗中，战士身背大刀、腰缠手榴弹夜攀悬崖。在井陉煤矿，官兵冒着枪林弹雨，用门板和棉被搭在电网上，以血肉之躯为战友开辟通道……

整训强化了“紧密团结和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纪律观念，做到军民一心，在百团大战中，这种鱼水情转化为无尽的战斗力。正太铁路沿线百姓白天佯装劳作，夜间协助侦察，数十万群众参与破路、运粮、救护。仅晋中一地动员的民兵就达万余人，真正让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以如果没有1939年至1940年左权等人主持的、扎实且极具针对性的全军大整训，八路军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4.5万人脱胎换骨，更不可能在1940年夏天具备发起“百团大战”的兵力规模、战术素养、协同能力和群众基础。整训是百团大战的“磨刀石”，而百团大战则是整训成果的最完美“试金石”。

部队整训之后，大家人变多了，那么吃饭的嘴就变多了，我们的给养本来就很不充分，所以当时我们是怎么办的呢？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残酷“扫荡”与严密经济封锁，加之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以及华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八路军的给养曾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的绝境。面对“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的生死考验，八路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一套军事、经济、政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系统性战略，成功克服了给养不足的致命危机。

第一就是开展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军进行农业垦荒，因地制宜搞一些生产。最著名的莫过于八路军359旅挺进南泥湾，3年间新垦农田26万亩，将荒丘变成“陕北江南”，达到“耕一余一”。各地部队也各显神通，如冀西部队在拒马河两岸引种水稻，让战士吃上大米。连指导员赵贵徵带领连队开荒种下20亩山药蛋，收获3万斤，解决了全连三个月口粮。

他们还发展手工业和军需工业，因陋就简建立作坊和工厂。例如115师教2旅4团自建作坊榨花生油、黄豆油，不仅改善伙食还支援地方。晋察冀军区在神南镇建立军事工业部，合并修械所；冀南区建立了皮革厂、工具厂、造纸厂甚至电池厂，实现了部分军需品的自给自足。

那时候有领导同志带头，毛泽东在杨家岭开荒种菜，朱德率警卫班垦荒，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同时提出制度奖励，八路军总部出台《滕杨方案》，提出“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将生产绩效与个人物质利益挂钩，极大调动了官兵的生产积极性。

除了搞生产，还要建立战时经济体系，打破封锁，自给自足。每个根据地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

华北有一种“小米本位”的粮食供应制。在华北根据地，小米成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粮食和流通等价物，边区政府账目甚至以小米结算。八路军建立了“征收爱国公粮”和“屯粮”制度，每人每月伙食标准大致为40-45斤小米，辅以黑豆、少量油和菜金，保证了部队的基本生存。

我军积极兴修水利，抗灾救灾。面对旱灾，晋冀鲁豫边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悬崖峭壁上凿出13.5千米的“漳南大渠”，就是将军渠，把旱地变水浇田，结束了当地靠天吃饭的历史。

我军发展商业贸易与独立金融体系，出台《管理对外贸易条例》打破敌人封锁。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肃清杂钞、伪钞，形成独立的金融体系，稳定了根据地物价和经济。

还有就是永远不变的是紧密依靠群众。人民是八路军真正的“后勤部”。八路军通过正确的政策和严明的纪律，换取了群众倾其所有的支持。

我军搞合理负担与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征收公粮。大力倡导“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争取开明绅士主动捐粮捐款。

根据地百姓对我军也是非常支持的，宁可以南瓜、野菜充饥，也省下粮食供应部队。妇女们日夜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青壮年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冒火运送弹药。

我军严守纪律，不与民争利。例如，说过这个事情，1942年春华北遭遇大灾荒，军民都很困难，甚至以树叶充饥。聂荣臻元帅下达了著名的 “树叶训令”。部队必须到村庄方圆15里以外采摘树叶，村庄附近的树叶全部留给老百姓……并且努力发展生产，到处节约下来的粮食，也优先送给老百姓调剂。

此外，部队借群众粮食一律打借条，解放后顶交公粮，这种“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的作风，让军民结成了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

由于国民政府断供，且日军极度注意，不遗弃战略物资，因为日军自己的补给也不是那么的富裕，就是说比我军要强很多，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是仗着能抢就抢的作风，他们是不会随便被打了一下就抛弃粮草辎重，然后跑掉的。八路军武器弹药消耗多、补充少，必须通过战斗和非战斗手段“虎口夺食”。

有一个词叫做打扫战场，过去小时候经常会听说这句话，那就是用来告诉执行光盘政策，不要剩饭。那么我军对日军的战场打完了之后就是很愿意打扫剩下的东西，因为八路军对物资的渴求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例如115师工兵主任王耀南曾让士兵在冲锋时拖回日军尸体，只为获取其皮带上子弹盒里的剩余子弹。百团大战总结中，也专门强调要搜出敌人逃退时埋藏的步枪和附件。

一般来说，由于日军装备难缴获，他们在战争的前期也确实是比较难俘虏的，八路军将打击目标部分转向战斗力较弱的伪军，以此作为缴获武器弹药和给养的重要来源。

有些时候也有一种非战斗的手段，我们通过地下党和农民，直接或间接转买伪军手里的武器。可以的话，甚至通过统战工作，促使部分伪军采取“故意被俘”的方式，将武器弹药“送”给八路军。有一部分伪军，他就比较认清形势，知道一直对着干也不好，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暗地里做点好事，弥补自己的罪行。

还有，著名的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政策。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如1941-1942年，八路军采取了果断的内部收缩与节约政策。

精兵简政是缩小机关，充实连队，减轻人民的供养负担。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分散开展游击战，降低大规模集结带来的后勤压力。

军区机关制定严格的节约计划，除伤病员外，脱产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至二两粮食用于救济受灾百姓。仅1942年，晋察冀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还有个办法，打仗的一线部队多吃点，后面的二线部队少吃点。在断粮时，官兵们以喂马的黑豆、野菜、树皮甚至白水煮无盐鱼虾果腹，把有限的给养留给前线。因为水里捞的小鱼小虾其实是过去没办法才吃的，虽然不难吃，但是由于是“穷蛋白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油水，如果光吃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人是不会长肉的，也没精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乡亲们把藏起来的鸡蛋给八路军吃，舍不得杀的鸡也给他们杀了。他们也知道吃点真正的肉才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