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一段怎样的历史？随着全球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如何反思当前学术界的理论与叙事，突破既有的时间边界、空间偏见与研究深度局限，是当前我们进一步深化全球史研究的使命。全球史之所以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价值，正是因为它致力于还原那些被单一叙事遮蔽的文明互动，勾勒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脉络，而贯穿这条脉络的或许正是跨越时空的物的流动与观念建构。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学者们开始系统地反思传统民族国家叙事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跨文明互动领域。从对前全球化时代欧亚大陆内部联结的发掘，到对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重新审视，再到对物质背后文化意义与权力结构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史研究也正在不断拓展其边界与方法。
那么，如何推动“物的流动与全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2026年6月16日，第三届“物的流动与全球史”学术工作坊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东南四层会议室举办。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重庆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来自北京大学、重庆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院所的与会学者们依托三场专题研讨，尝试提供一些全新的思考与诠释方法，这些思路可以总结为“溯源”“平视”与“深描”三个关键词。即如何通过“溯源”打捞被文字遗忘的早期全球化碎片？如何以“平视”的目光重构多元共生的历史叙事？如何借“深描”揭示符号与观念流动的逻辑？这些问题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立体地阐释不同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的碰撞、交融及重塑过程。
会议海报
会议伊始，清华大学的仲伟民老师对本次会议性质及与会人员进行了介绍，相较于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对全球网络之中的流动之物的分析，和西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球化时代的物质文化研究”工作坊对以物质为方法的全球史理论的探索，第三届“物的流动与全球史”工作坊力求突破当前全球史研究的固有框架，针对既定史实开展创新性的反思与探索，进而拓展当下全球史研究的既有视域，从而回应当前时代的需求，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以培育青年学术后备力量为重要目标，为青年学者搭建交流与展示的平台，吸引更多青年研究者投身于全球史的研究实践中，持续为国内全球史研究领域积累学术人才，产出更优质的学术成果。
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游滨老师继而接续着仲老师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深耕“物的流动与全球史”研究的学者们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拥有着共同的使命与学术理想。她提到，主办方将持续搭建更为开阔的学术发展平台，从专题论文的撰写到系列丛书的策划落地，从本土研究的普及到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主办方将全方位地为相关研究提供支撑与助力，打造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学术展示舞台。
随后，首都师范大学的施诚老师以《全球史的“物质转向”》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施诚老师围绕全球史领域的“物质转向”展开系统的总结与分析，首先界定“物质”涵盖各类实物、器物与广义物质文化，指出实物史料可补充文字文献的局限，且文字载体遗存本身亦属于物质研究对象；接着，施诚老师梳理了物质转向的学术源流，其基础可追溯至欧洲古物学、考古学、人类学，伴随社会史、消费史兴起逐步走向成熟，并介绍卡伦·哈维（Karen Harvey）提出的器物描述、还原语境、解读内涵的三步分析法。随后，他梳理物质文化史的核心观点，提出重要的是破除语言决定论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物具备能动性，主张物质与文化共生，重视物的流动生命周期。同时提出物质转向从补充史料、提出新议题、拓展研究领域三方面革新了史学研究，打破文字史料的垄断，消融了学科与行业壁垒。而落脚在全球史的研究视域中，跨文化的物质交流始终是物质转向的重要研究脉络，其中早期近代欧亚消费文化、商品流通为前沿热点，以何安娜（Anne Gerritsen）等学者及其跨区域物质交流系列著作为代表；最后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海内外经典理论、全球物质流动方向核心书目与权威期刊，为大家提供继续阅读与研究的参考，也为本次“物的流动与全球史”工作坊提供了理论与方法论的支撑。
接着，由清华大学温方方老师主持第一场“矿物的记忆：古代欧亚的物质流动网络与文化交融”专题研讨，这场专题研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溯源”打捞被文字遗忘的早期全球化碎片？长期以来，全球史研究多聚焦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海洋联结，对青铜时代至中世纪欧亚大陆内部的跨文明互动，往往因文献记载的碎片化而难以深入。本场报告希冀通过青铜器、玉器、玻璃等“沉默的证据”，重建被忽略的早期全球史网络，古代欧亚或许早已通过物质与技术的流动形成了深度交融的共同体。“矿物的记忆”改编自翁贝托·埃科《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的理论。埃科将人类文明的记忆分为三类：篝火旁口述传承、易逝且易变的“肉身的记忆”，铭刻于石头、黏土、金属，乃至存于现代硅基电脑中的“矿物的记忆”，以及承载于纸张书籍之上的“植物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讨论“矿物的记忆”，正是希望在铭刻的基础上，讨论技术与工艺所承载的古代欧亚大陆的交融故事，找回那些被肉身遗忘和被文字遗漏的早期全球史片段。
陕西师范大学吴亦涵同学的《伊朗高原管銎斧的出土情境与功能探讨——兼与中国材料的比较考察》聚焦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550年）伊朗高原的管銎斧，运用情境分析法系统考察其在墓葬、窖藏、居址、祭祀空间四类遗址中的出土特征与使用逻辑。研究发现，管銎斧的核心属性为作战武器，不同出土情境对应着差异化的功能：墓葬中多作为墓主生前武器随葬，兼具身份标识意义，部分遗址存在着毁器的传统；窖藏多与礼仪用器组合出土，是一种祭祀性埋藏；居址出土者则实用属性突出，多为手工业加工工具；祭祀空间中的铜斧则作为奉献物或奠基供品，融入到了神庙礼仪体系。在此基础上，报告将伊朗高原管銎斧与中国北方同类器物进行跨文明的比较，指出二者均以武器功能为基础，发展出身份象征的非实用功能，但存在着差异，伊朗高原依托神权体系完成，合法性来源于神灵认可；中国北方则借助礼制秩序实现，身份象征在与鼎、簋等中原礼器的并置中确立。同时，两地管銎斧在形制上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传播的中间环节仍需更多考古证据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益飞老师的《九鼎八簋的“前世今生”：先秦礼器制度的发展演变》以中国青铜器为核心，系统梳理了中国青铜器从起源到先秦礼器制度成熟的完整脉络。报告指出，中国青铜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制度内涵，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出现青铜爵等礼器，开启了中国青铜礼器制度的先河；商文化阶段，青铜礼器组合日趋复杂，盘龙城李家楼M2、郑州商城书院街M2等遗址展现出商文化核心区与地方的青铜文明交流，殷墟时期形成了以鼎、觚、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高等级墓葬还出现乐器，青铜礼器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识；西周时期，礼器制度逐步规范化，早期“肇称殷礼”，中期鼎簋配伍制度开始形成，晚期趋于成熟，成为周代宗法等级制度的物质载体。报告强调，青铜器的发展演变不仅是技术史的重要内容，更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的生动见证，不同区域青铜文化的交流融合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
清华大学李京震老师的《璇瑰万象——中国古代玉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则系统揭示了中国古代玉器展现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玉器是早期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重要载体。史前时期，玉玦在中国东北地区起源后，经南北两路扩散至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构成环日本海史前玉文化交流圈；起源于山东地区的牙璋，在经二里头文化发展后，向南传播至四川盆地、越南北部及中国东南地区，成为早期国家政治制度传播的物质象征。商周时期，玉质权杖头、梯形牌组佩等器物明显受到北方草原与西域文明的影响，中山国玉器中的狩猎野猪纹更是直接源自西亚艺术传统。汉唐时期，玉带扣、有翼神兽、天马等题材体现了“胡风东渐”的时代特征，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白玉忍冬纹多曲长杯、骨咄玉带饰、胡人伎乐纹玉带饰等器物，生动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明清时期，伊斯兰玉器传入中国并受到乾隆皇帝推崇，催生了仿制与创新的工艺风潮，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玉器风格。
清华大学周思成老师的《如何在全球追寻透明之物？——玻璃的全球史导言》，反思了全球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的局限，以玻璃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书写“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新路径。报告首先对玻璃进行了定义，将其划分为“准玻璃”“玻璃”与“后玻璃”三类，拓展了玻璃史的研究范畴。在此基础上，周老师提出一种有关透明介质的“全球哲学”，指出玻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工艺技术，更在于其透明性所承载的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它既是跨文化流动的商品，也是前近代与近代生活方式转变的标志，更是人类器官替代与延伸、推动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物质。最后，从装饰玻璃件、日用玻璃器、彩绘窗玻璃、光学镜片等玻璃的用途入手，分析了东西方玻璃技术与社会应用的“大分流”，并通过“透明革命与隐私革命”“耶稣会士的玻璃镜”等案例，展现了玻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知识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四场报告结束后，清华大学的范静静老师、四川美术学院的郭硕博老师、上海师范大学的罗易扉老师针对四场报告进行了评议与讨论，她们对器物所处情境的分析、研究对象的选择、中西之间的艺术风格与文人品味的比较、近代早期的工匠与技艺等等话题的看法与见解无疑为研究的继续扩展提供了诸多可行的思路。
接着，由山西工程技术学院连东老师主持第二场“驶向昨日之岛：大航海时代以来技术与商品的旅行”专题研讨，第二场报告聚焦如何以“平视”的目光重构多元共生的历史叙事这一问题。如何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重写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史？“大航海”的故事并不单单是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更是技术与商品的双向流动及非欧洲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本场报告希望重新审视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联结，既关注航海技术如何打破地理边界，也关注辣椒、棉花、酒等商品如何重塑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展现近代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昨日之岛”源自埃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航海时代各国为争夺经度测量秘密展开的探索与博弈。今日我们“驶向昨日之岛”，正是希望回到全球化的起点：大航海之前各个大陆如同散落在无垠海洋中的岛屿，拥有互不相交的“昨日”；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正是打破文明的孤立状态，将分散的“昨日”汇聚成人类共同的“今天”，最终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近代全球化进程。
首都师范大学刘翔运同学和施诚老师的《早期近代中西海图制作技术比较》以1350—1650年中西海图为核心史料，从制图渊源、航海测量、绘制工艺、材料投影四个角度开展对比，破除西方航海制图天然领先与明代海洋地理认知停滞的欧洲中心式定论。中国古代形成成熟的陆地制图理论，马王堆帛地图、南宋《舆地图》奠定了绘图根基，明代《郑和航海图》《广舆图》依托“计里画方”等构建海洋制图体系，依托山水形象画法、航线文字标注满足远洋实用的需求；西方依托托勒密地理学、波特兰航海图发展出纬度观测、墨卡托投影和极投影、铜版羊皮印刷技术，擅长全域大洋测绘。二者并非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只是分别适配大陆近海航行、跨洋远航两种文明需求，是欧亚两套独立发展、互通借鉴的航海技术体系，印证大航海前夜各大洲各自开展地理探索，不存在单一的技术中心，为平等审视全球航海史提供技术史的实证。
山西大学闫哲老师的报告《由“辛”到“辣”：全球史视野下物的流动与味觉重塑》从味觉的文化层面凸显中国社会在物质交流中的自主创造性。报告先梳理本土“辛”味完整文化体系。花椒、姜、茱萸等本土食材构成了复合化的辛味，嵌入到了中医五行、祭祀节庆、佛道戒律与文人生活之中，是精英阶层主导的复合型味觉认知；伴随大航海物质交换，辣椒自美洲传入中国，经历了观赏植物到民间代盐食材的转变，本土社会主动完成了味觉的重构，拆解了传统“辛”的复合概念，分化出单一的、强烈的“辣”感官定义，逐步形成川湘黔滇地域性嗜辣文化。辣椒的本土化改造表明，跨洋商品并非由欧洲单向输送并强制重塑地方生活，非欧洲区域会基于自身饮食与社会需求筛选、重构外来物质。
内蒙古大学崔思朋老师和付鑫洋同学的《杯中的全球化：近代“洋酒”传入中国及其本土回应》报告聚焦近代洋酒对华流通，依托通商口岸制度网络分析外来饮品与本土文化的复杂调适过程，反驳了西方消费文化单向入侵的叙事。鸦片战争后，上海、天津等口岸成为全球酒类流通节点，啤酒、白兰地、威士忌等洋酒最初被统一归入“洋货”笼统认知，后随市场发展逐步完成品类细分；西式玻璃瓶、标准化商标带来全新的商品信任模式，深刻影响本土酒业的品牌化转型。同时中国民众主动改造洋酒饮用方式，通过发明冰镇、兑饮等方式来适配本土的味觉，将葡萄酒、白兰地纳入到传统的滋补养生话语之中，赋予健胃、驱寒、养颜等内涵。洋酒的流动史表明，近代“杯中全球化”是中国主动吸收、改造外来商品的过程，口岸并非单纯的西方输入窗口，而是本土与全球文化交融、再创造的中间场域。
江苏科技大学李佳佳老师的《环环相扣与路径差异：现代棉业生产技术链之早期构建与发展差异》报告以全球大宗商品棉花为切入点，对比二战前美国完备机械化棉业链条与中国近代自主植棉改良道路，分析全球产业史的多元发展历程。美国依托规模化农场、采棉机械形成从育种、种植到纺织的完整产业；而近代中国并未被动承接西方棉业技术，自晚清起以长三角为中心开启自主改良的过程：张謇以“棉铁救国”引进美棉、创办农学堂，国立东南大学联合纱厂、银行、地方农场建立了全国棉作试验区，通过纯系育种、合作运销、农户补贴等本土化的方案驯化了适配本土气候的美棉品种，即便受战乱、资金制约，仍形成官、商、学、农协同的特色棉业发展体系。中美棉业路径的差异表明，大航海催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不存在唯一的“现代性”模板，中国在后发产业体系中仍具备独立探索和自主改良的主体能动性。
四场报告结束后，首都师范大学的杜平老师、东南大学的李昕升老师、西南大学的赵国壮老师针对四场报告进行了评议与讨论，他们针对文章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需要深入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海图的制作工艺，如何呈现出历史进程中多方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地方档案与史料的使用问题等等，也提出了将知识史切入到研究之中从而深化议题讨论的思路。
随后，由清华大学石伟老师主持第三场“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命名、收藏与观念的全球史”专题研讨，第三场报告希望借“深描”揭示符号与观念流动的逻辑。如何超越物质本身去理解流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与权力建构？这是全球史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必须回答的问题。物质与技术如何被命名、阐释和赋予价值？抽象的观念又如何附着于物质之上，在全球流动中反过来重塑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本场报告希望将名与物引入全球史研究的视野，探讨“名”如何建构“实”：地理标签如何让普通织物身价倍增？误译的文本如何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所谓的“科学”？小小的邮票如何成为普通人想象世界的媒介？抽象的观念又如何重塑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正是这些符号与观念的流动，创造了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国家、制度与文化，也让全球化进程呈现出远比物质交换更为复杂和深刻的面貌。埃科《玫瑰的名字》一书结尾十分经典：“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真实的物质实体终将枯萎，但它的名称、符号与意义却会留存，并在不同的时代与文明中被不断重写。所谓的历史与文明本质上不过是由这些符号、名称与观念建构而成的产物。那么在重思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该怎样观察符号与观念的流动，从而理解并建构我们所处的世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杨宾老师和故宫博物院王梦雨老师的《以“地”之名：全球贸易中的织物命名》报告聚焦全球纺织史中以地名命名织物的普遍现象，希望打破地名即产地的固有认知，提出地名是现代商标制度诞生前最重要的商品信誉标签与认知简化的工具。通过将命名的模式划分为真实产地、贸易中转地、工业中心、文化误读这四类，并介绍了“摩苏尔织物（Muslin）”这一个案，通过还原其从13世纪马可·波罗记载的金银丝织物，因全球贸易网络的语义迁移，最终被19世纪欧洲学界误定为印度平纹棉布的过程，指出地名织物记录的往往不是生产地记忆，而是贸易网络塑造的认知地理，呼吁物质文化研究对历史文献与博物馆藏品中的地点标签保持批判的警觉，推动研究从静态器物转向物的流动轨迹与认知建构过程。
清华大学周文轩同学的《文本之兽：知识转译、文本权威与近代中国垂耳猫的“发明”》一文通过“中国垂耳猫”这一从未真实存在却被欧洲科学界信奉近三百年的虚构物种，揭示了近代跨文化知识传播中文本权威建构科学事实的过程。通过梳理这一“文本之兽”的诞生过程：1656年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将晚明画谱中的松鼠误作博物学插图，仅标注音译“Sum Xu”留下误读空间；随后基歇尔、杜赫德先后拼接文本，赋予其“垂耳、长毛、中国贵妇宠物”的特征；最终布丰、德马雷、达尔文等权威学者将其纳入科学分类体系，使其成为家养动物驯化与退化的例证。展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看似客观的博物学记录实则诞生于二手文本的层层转引，同时虚构的知识也被用于服务东方专制主义的叙事之中，并进一步反思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脱离源头验证可能催生更多“文本之兽”的风险。
华中师范大学王含梅老师的《收藏世界：近代中国集邮热的兴起》将邮票视为微型的全球化媒介，系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中国集邮活动从在华外国人引入到本土大众化的发展脉络，从知识、资本、政治三个视角分析其文化意义。通过集邮将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知识浓缩于方寸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华老师的《物质、商品与观念：全球史视野下的“契约”流动》突破了传统契约史研究中偏重法律文本分析的局限，从物质、商品、观念三个层面系统考察了16世纪以来中西契约的流动与互动，展现了抽象制度观念如何附着于物质载体重塑近代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在物质层面，中国传统契约经历了从手写草契到官版填空契纸的格式化转变，历法从年号干支纪年向阳历民国纪年过渡，交易货币从银两制向银元、法币演变，成为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与中国接轨世界制度的重要标志；在商品层面，以上海道契和鸡公山租地案为代表，涉外契约清晰地展现了产权与主权的复杂纠缠，见证了近代中国从主权丧失到逐步收回的过程；在观念层面，中国经历了从“民从私契”到“契约自由”的转变，立法者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吸纳典权等本土习惯，最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现代契约法律体系。
四场报告结束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高福美老师、北京大学的刘群艺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媛媛老师针对四场报告进行了评议与讨论，她们梳理了四份报告在探索物的流动与全球史书写中命名体系、知识建构及观念转型等多层面的价值，同时对四份报告提出更高期许，期待其能够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与固有学术话语体系，也希望后续研究者能够重点探索如何将物的能动性纳入具体案例的分析框架之中。
在所有报告与评议结束后，仲伟民老师对本次工作坊进行了总结，并为大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路径。首先，我们需要对全球史书写中的既定事实加以反思，全球史的研究是一个需要不断被重写、不断被反思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根据自己时代的需求和认识，重新书写人类的历史。对全球史既定事实的反思，要求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批判的精神，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视角，在多元对话中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与此同时，我们更需思考如何让自身研究真正融入全球史的叙事脉络之中。单纯寻找不同的物质与材料、追求数量积累的研究方式是难以对学术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与贡献的。我们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并与既有学术传统展开更深度的对话。例如本次会议重点关注的两个方向便极具启发性：一是大航海时代之前的考古学与欧亚大陆交流史研究，希望突破学界既定的物质流动的认知边界；二是邮票、契约等文献与物质如何赋予原本“不可流动”的事物以流动性的探讨，这类研究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能切实推动全球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最后，如何突破学术的壁垒，为更多的读者提供通俗易懂的学界认知，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史的书写中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
与会者合影
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但对历史的探索与书写不会停止，希望我们能够以本次会议为新的起点继续携手前行，用更加多元、包容、开放的视角去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史。不可否认的是，当今逆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已经无法阻挡，但越是在这个关口，我们越发能够理解：无尽的远方、无界的事物、无数的人们，都与你我息息相关，这也是我们始终关注“物的流动与全球史”的初心所在：无论是驶向昨日之岛，还是重拾今日之共识，全球史书写者们的共同理想始终如一，那便是抵达一个你我共有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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