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说能不能谈谈提高居民收入。
这个谈不了太具体，因为怎么提高完全是办公室精英说了算。经济分析只是个工具，它有时会让人很泄气，因为在一定的周期内，它总是告诉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行的办法多半不是经济学的专利。
我们谈居民收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谈的是如何提高社会总需求，居民收入只是系统平衡后的一种结果。
提高社会总需求至少可以做三件事，但这三条路目前都没走通，这才是问题。
首先是投资的问题。
投资的理论背景是凯恩斯主义的“挖坑理论”，其实是政府的一种干预主义，当市场出现资产荒，私人资本与外资不愿意投资时，政府做最后的债务人，通过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去创造市场需求，带动起就业与收入，从而形成从投资到消费的完美闭环，拯救危机。这也是林毅夫所主张，为此，他狠狠地把消费派的学者挖苦了一顿，认为不是不懂经济，是别有用心。林先生护主心切，但过了，事实是投资拉动出现了效率递减，债务叠加，工具箱里的工具也用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不那么灵？
因为有一个更深的坑，中国的学者天生的是二元思维，一说凯恩斯，就说是哈耶克已死，其实对应中国的市场环境，凯恩斯与哈耶克完全是一伙子，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有效市场是私人主导的市场，一视同仁是市场效率的基本保证，政府是投资拉动的最后债务人，但钱是交给市场，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现在倒过来了，下的是国际象棋，用的是中国象棋的规则 。
其次是减税的问题。
许成钢有一个不解，经济陷入通缩已经五年了，为什么不大规模减税？
减税的理论背景是供给学派，核心工具就是著名的拉费曲线，这是一根写在“餐巾纸上的曲线”，极富于戏剧性，它证明了一个道理 ，真理是简单的，如果有哪位专家把中国经济的问题说得云里雾里，多半是故作高深。
减税是一种长期主义的刺激，因为它是一个慢变量，存在滞后性。要从供给侧传导到需求侧，必须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如果一个提供了中国经济56789的民营主体，连自己的生命周期有多长都不清楚，决定它们命运的不是哪一条法规，而是政策，那么 ，大规模减税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供给学派，或者里根，撒切尔来说，减税提供了企业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但对中国民营来说，这一条不成立，因为民营缺少的是更根本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也定义不了。邓公做了一个市场经济的"五丁开山“，但没有重构理论支点。
当然 ，减税也是对拉弗曲线的考验，如果减税的结果，是很多企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以全身退出了，那就成了建立了一个确定性，又引起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才会关心的发钞。
按老胡的逻辑，全民发钞等于没发，其实是真要发钞，多半也不会给老胡发，
发钞是最直接的增发货币的形式，它的理论背景来自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这可以说是最反直觉的经济理论。他看透了货币从商品分离出来后，彻底符号化了，只要收入扛得住债务利息，那么发钞就可以在滚雪球的过程中激活经济，所有人都要跟着雪球飞奔，在通胀中做反脆弱。
但中国注定不会大规模发钞，因为对比一下中国与美日的市场效率就清楚了，收入追不上债务利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边界是中国的边界，不能以日本的高负债为边界。
网友会说，戈多你扯了半天淡，到底怎么提高居民收入？
正确的回答是：看不清，自己去做”一人公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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