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当众宣读特赦令——第001号，爱新觉罗·溥仪。
这位三岁登基、当过宣统皇帝、做过伪满洲国傀儡、被苏联红军俘虏、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年的人，终于走出高墙，坐火车回了北京。可他没想到，回北京当“普通公民”，比当皇帝还别扭。
溥仪刚回京先借住五妹韞馨家，后来被安排住进东单苏州胡同的崇内旅馆。
麻烦很快就来了——信封里塞进来两张红纸帖子，落款是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云诰、前清度支部主事孙忠亮，工工整整写着“请安”两个字。溥仪看完心里咯噔一下，全数上交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甭管他们，用事实教育他们。”
可旧势力哪那么容易消失。政协同事回忆，外出的时候要是有人大声喊“溥仪”，偶尔会有白发老头当场扑通跪下，口称“皇上”。在植物园、公交站，旗人认出他也照样磕头。溥仪每次都慌得往后躲：“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快起来！”政协后来干脆叮嘱文史专员们，公共场合别直呼他全名，免得惹出不必要的动静。
这些事儿让溥仪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必须彻底切断和旧时代的一切联系。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绝不跟那些还想复辟旧梦的人有任何瓜葛。
这个决心很快就在婚事上体现出来了。溥仪独居那段时间，“晚清最美格格”王敏彤，也就是婉容的表妹，听说他单身，托人来说媒，甚至跑去医院开了“处女证明”以示忠贞。溥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他在自传和亲友面前多次表态：绝不娶跟皇室沾边的旧贵族，就要找个自食其力的普通新社会女性。因为他太明白了，一旦跟旧贵族扯上关系，那些下跪磕头的老头老太太又会找上门来，他这辈子就别想过清净日子了。
1962年，经同事介绍，56岁的溥仪认识了37岁的朝阳区关厢医院护士李淑贤。两个人一见如故，4月30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周总理还派人来祝贺。婚后搬进了西城东冠英胡同40号，溥仪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但旧时代的烙印不是说扔就能扔干净的。
有一次溥仪学骑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不小心撞倒了一位老太太。他赶紧下车，买了一盒点心和糖赔不是。老太太后来知道撞她的人是“皇上”，非但不生气，反而乐得提着盒子挨家显摆：“嘿，皇上给我买的糖！”这件事让溥仪哭笑不得——他想当个普通人，可别人偏偏不把他当普通人看。
还有一回，他和杜聿明、沈醉逛故宫，到午门被要求买票。溥仪嘟囔了一句：“我回自己家住还得买票啊？”说完还是乖乖掏了钱。进殿以后看到光绪画像挂错了，挂成了他爹载沣，当场跟工作人员急了：“载沣是我爸，我不认得谁认得？”
这时候他才发现，虽然他已经不想再做皇帝了，但他身上那些关于皇宫的记忆和经验，是谁也夺不走的东西。这些东西让他尴尬，也让他独特。
从1959年特赦到1967年去世，这八年时间里，溥仪一直在两股力量之间挣扎：一边是旧时代留下的阴影，那些下跪的老人、提亲的格格、把他当神看的百姓；另一边是他拼命想要融入的新社会，骑自行车、上班领工资、排队买票、跟护士过日子。他磕磕绊绊地往前走，摔过跤、闹过笑话、被人围观过，但他始终没有回头。
网上偶尔有人问：溥仪当过汉奸，为什么不枪毙，留着干什么？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新中国选了最难的那条路：改造而不是肉体消灭。
溥仪在抚顺写下了《我的前半生》，展示了从一个不会系鞋带、不会花钱的“废帝”，变成了领一百块钱工资、写文史稿件、排队买故宫门票的文史专员。改造的意义不在于把他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而在于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亲手把皇帝的外衣一件件脱下来。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后半生，享年61岁。他到底有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人？也许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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