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冬，南京梅花山的梅花还未开放，77岁的汪文悌便沿着覆满落叶的台阶登了上去。
他已经60年没有回来了，当一座残亭出现在眼前，亭前赫然跪着父亲汪精卫和母亲陈璧君的石像，风雨剥蚀下，早已面目模糊。
汪文悌急步上前，痛哭不已，对石像几经擦拭后，说了一句扎心的话，随后转身下了山。
汪文悌出生于1928年，是汪精卫和陈璧君最小的儿子。这次回乡祭祖，是海外漂泊半生后对这片故土的不舍，更是逃不出父辈阴影下留存的那一丝养育之恩。
一提到汪精卫，国人皆愤怒，毕竟他是实打实的典型的大汉奸。但是追溯他的一生，他又并非生来就是汉奸。
汪精卫出生在一个幕僚家庭，父亲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受其影响，他从小就刻苦学习，以至于10岁便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
留学的第三年，汪精卫认识了孙中山，便加入了他的同盟会。在同盟会里，汪精卫誓灭满清，说要“移山填海”，所以给自己改名“精卫”以立志。
《民报》是他们扛起的第一把大刀，汪精卫用笔锋写就的檄文一篇接着一篇，篇篇都直指清廷，就连梁启超都感叹后生犀利。
汪精卫的文字让他很快火了起来，一场接一场的演讲邀请他参加。口若悬河，字字珠玑，本来躁动的礼堂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后来他的每一场演讲都座无虚席。
也正是汪精卫的声名鹊起，引来了富家千金陈璧君的青睐，两人结为了夫妻。
1910年，什刹海的寒意尚未消退，汪精卫就带着六名同志潜入载沣的府邸，他们妄图将王府炸掉。然而事情败露，汪精卫一行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全被抓进了监狱，还判了终身监禁。
那时的汪精卫从容做囚犯，他在狱中写诗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句诗一度成为当时人们的热血谈资。
1911年秋，汪精卫出狱了，是武昌起义救了他一命。清廷垂危，自然管不了他们这些人，于是他被释放了，但重获自由的汪精卫已没有了当年的锋芒。
他不再参加斗争，只放情于山水诗作，甚至就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作殊死一搏时，他竟然劝说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总之，他从清廷的监狱里绝处逢生后，他就害怕得而复失，有了恋生怕死的心理。
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受命记录遗嘱，遂在先生去世后执掌国民大权，成为了风光无限的一号人物。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老蒋的不满，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早已有崛起之意。
1926年，老蒋借故率先动手，软禁了汪精卫。面对这样的突变，汪精卫恋生怕死的软性又再次显露。他不想反抗，顺势以退为进，称病出国，远走欧洲。
这一举动虽暂时避开了锋芒，却也让他错失了巩固权力的良机。
等到他认为风浪已过回到国内时，局势早已发生了变化，这时老蒋的根基已然稳固，而汪精卫的名声与资历，却在枪杆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汪精卫内心的恐惧与犹豫，使他在政权博弈中一直处于被动，一次次地妥协让他再也找不回当年要炸掉王府的决绝和勇气。这种性格上的软弱，也最终将他推向了历史的深渊。
“9.18”事件之后，汪精卫与老蒋有了合作，让他当上了行政院院长。就在他上任当天，日军却制造了“1.28”事件，算是给他一个下马威，汪精卫的恐日情绪也愈发浓重。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他，太清楚那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了，所以就忽略了自己国家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于是在日帝的淫威下，他同意签定《淞沪停战协定》，批准“何梅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让了出去，赤裸裸地以屈辱的妥协换取片刻安宁。
汪精卫做完这一切，引起了社会舆论哗然，同时也招来了杀身之祸。爱国志士一枪击穿了他的肺叶，他倒在血泊中，惶恐求救。
走到这一步，汪精卫曾经的铁骨豪情，早已荡然无存。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破山河，南京城在炮火中摇摇欲坠。作为老蒋副手的汪精卫本该挺身而出，但他却在恐惧中选择了另一条路。
日军派人私下游说，称要“以和为贵”。汪精一听言和，根本抑制不住情绪，内人陈璧君立马顺水推舟，这事就成了。
1938年底，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随后公开发表“艳电”，响应日军的诱降政策，这一举动震惊全国。
汪精卫自以为这是保全之策，却不知踏出这一步后，迎接他的却是万劫不复，从此“汉奸”二字与他的名字再也分不开了。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甘当日军傀儡，以“曲线救国”之名行卖国之实。
汪精卫妄图用这层遮羞布掩盖背叛的丑恶，却不知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可笑。当他在日军的护送下出门时，街头的百姓虽不敢言语，但那些冷眼却胜过了千言。
1944年，汪精卫旧伤复发，急飞日本治病，无奈客死在名古屋。临终前，他一直向妻子陈璧君表达着一个愿望，那就是死后想回国，葬在孙先生的旁边。
为了实现汪精卫的遗愿，陈璧君甘愿冒着巨大风险将他的遗体秘密运回南京，将其葬在了中山陵西南侧的梅花山。
然而，国人早已对他恨之入骨，他的墓穴又岂能安然留存？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他留在南京城里的伪像悉数尽毁，他的坟墓也荡然无存，尸骨被拖出焚毁，灰烬被沟渠带走，连一丝痕迹都不曾留下。
不久后，梅花山上多了两个跪地石像，一男一女，低垂着头，双手反绑，永远向着这片土地谢罪。
1946年，陈璧君锒铛入狱，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而她和汪精卫的六个子女，全都流亡海外。
梅花山的梅花年年盛开，却再也无人来看过这座坟茔。
60年过去了，定居香港的汪文悌已经成为了颇有建树的桥梁专家，但他的内心却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负担（1946年曾因汪精卫案被判汉奸罪，入狱一年多），他从未在公共场合提到过父亲，一直以来他都在反思和怨恨中前行。
2005年，汪文悌突然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回大陆去面对一切。
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梅花山的台阶依旧，只是梅花尚未吐蕊。汪文悌的脚步在石阶上显得格外沉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历史的伤口上。他终于走到了那个亭子，当看到父母的跪地石像时，那种场景还是深深触动了他。
汪文悌急步上前，双膝跪地，抱着石像痛哭不已。过了好一会儿，他止住哭声，看着风雨剥蚀后父母模糊的面容，用手擦拭起来，任由山风吹乱花白的头发。
几经擦拭后，汪文悌才站起身，对着跪像深深鞠了三躬，然后说道：“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
说完，他转身离去。
汪文悌的这句话说得中肯，没有私心，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山风卷起几片枯叶，在石阶上打着旋儿，那9个字的余音还在，字字扎心，陪着汪文悌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梅花山的暮色里。
汪精卫曾经写下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还在，可那把刀却砍向了民族的脊梁。
他以为能靠妥协换来苟安，却不知在历史的审判席上，妥协换来的从来不是安宁，而是更深的耻辱。
汪精卫的一生，从热血青年到民族罪人，从革命志士到千夫所指的汉奸，这巨大的落差着实令人唏嘘。
直到死，他始终都未能明白那个最简单的道理：
“在民族存亡之际，任何个人的得失与恐惧，都不足以成为背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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