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北京菜市口还不是个热闹商业区，更多时候是个让人忌惮的地方。
尤其是每逢行刑，街口人头攒动，压抑的气氛压得人说不出话。1904年春天某个清晨，一位穿着残破儒服的中年人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
他脸上毫无血色，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空。
那天，空气里没有风，连鸽子都不叫。
围观的人都知道——今天是“凌迟”。
这个人叫王维勤，直隶抚宁县周各庄人，十年前中了举人。
谁也没想到，一个读书人，最后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更早前的一场“猪圈风波”说起。
光绪二十五年夏天，连着几场暴雨，把周各庄的地都泡了。
李家猪圈被冲塌，一头小猪跑出去，踩坏了几家庄稼。
这事儿本来不大，可王维勤盯上了。
这头猪被他当着众人抓来，当场宰了，还分给了青苗会的帮众吃。
青苗会是个地方组织，主要是看庄稼、维秩序的，名义不错，但很多地方其实成了地方士绅拉帮结派的工具。
李家人气炸了。
猪是他们的，庄稼是村里的，王维勤拿猪请人吃饭，还反过来找李家要赔偿。
这不就是欺人太甚么？
那时候，王家几兄弟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王维恂是廪生，掌青苗会；王奇是捕役，跟县官混得挺熟；王者瑞在京城八旗中学当个小官，虽不大，但能搭上点朝廷边。
说白了，王家在村里，想做点什么，没人敢拦。
李家也不是好欺负的。
家大业大，村里人敬着。
他们直接动手，把王维勤从家门口打回去。
这一下，仇算是结死了。
之后的事变得很快。
王维勤回去找他哥写了份控告李家为“青苗会匪”的呈文，托王奇联系县衙，李际昌立刻被抓。
李家主母急得团团转，儿媳大李马氏只好亲自去王家求情。
谁知道，这一去，却成了悲剧的开始。
据后来卷宗记载，大李马氏被王维勤强行逼迫未遂，羞愤之下在屋中自尽。
尸体是她娘家人抬出来的，脸上盖了白布，旁边只有一把剪子、满地血迹，还有王家下人躲在墙角不敢出声。
王维勤怕事闹大，答应李家立碑“表节”，算是给个交代。
可他最后只立了一块“无字碑”，意思是“我立了，你们别再闹了”。
李家人一看，哪能忍？于是也不撤案，双方彻底撕破脸。
三年后，1901年，义和团风起云涌。
王维勤被派往协助英军镇压地方起义。
他手里有了兵，心里那点仇恨也就压不住了。
他先找了族弟王奇，把李际昌两个儿子骗到门口杀了。
村里人都看见了，可没人敢吱声。
接着，他带人杀进李家，老老少少12口人，横尸院中。
只留下一个叫小李马氏的媳妇，长相普通，王维勤以为她不会闹事，就把她卖到外地换了点银子。
可他低估了这位女人。
小李马氏逃了出来，一路告到县衙，又从县走到府，从府走到刑部。
她的状子几次被驳回，理由是“尸体不全，证据不足”。
她不信这个邪，逢人就讲自己一家的冤屈，讲到嗓子哑了也不肯停。
后来，她的孩子被毒死了，两个帮她撑腰的族人也被王维勤收买的人暗中害了。
可她没退。
拖着病体，一步一步挤进京城，最后把状子交到了新成立的工巡总局。
这事儿原本不归他们管。
但那时候工巡总局刚成立，主管的是那桐，他手上没什么事，接了案子。
王维勤当时还派人刺杀小李马氏，结果刺客当场被擒。
那桐一怒之下，连夜提审，案情水落石出。
1904年秋，王维勤被判处凌迟。
这会儿得说说一个历史细节。
清末的死刑流程比想象中复杂。
每年四月，地方官复核死刑，五月上报刑部，七月皇帝过目，八月钦天监择日，霜降后十日到冬至前执行。
可偏偏慈禧那年七十寿辰，拖了一阵，行刑时间被推迟。
而就在1905年4月，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凌迟。
王维勤成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赶上”这项酷刑的人。
行刑那天，菜市口挤满了人。
据说他上刑时，面色铁青，双眼通红，嘴巴张得老大，像是要说什么，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刽子手一刀刀下去，人群中有人叫好，也有人转头不忍看。
旁边有位法国士兵，用新式照相机拍了整整一卷底片。
照片没能在国内流传太久，但在外国杂志上，却成了“东方酷刑”的标本。
王维勤死后，亲属不敢收尸。
最后是京城一位同乡出面，把尸体埋在了南城一处公墓，才没让他曝尸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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